1945年5月7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在中国战场也已无力进攻，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5月31日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主席强调东北的重要性：“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如果东北能在我们的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么，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了。”

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进行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发了一号、二号命令。命令冀热辽李运昌部立即向东北进军，配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收缴日伪武器装备，接管东北，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

冀热辽军区接到命令后，于8月13日在丰润大旺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抽调8个团，2个支队（芦抚昌支队、朝鲜支队）共计13000余人（占冀东部队三分之二）和2500多名地方干部（4名地委书记）分东、中、西三路向东北进军。为加强进军东北的统一指挥，组成以李运昌为书记，朱其文、焦若愚、李荒、王亢等为总指挥的中共冀热辽区党委东进工作委员会和冀热辽军区前线指挥部，明确进军东北的任务：一、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伪武装；二、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武装；三、收缴武器，扩充军队；四、为后续部队进入东北开展道路。会后，李运昌命令挺进东北各部，迅速整装动员。从17日开始，李运昌指挥三路挺进军先后出动，向热河、辽宁、吉林进发。

西路由军分区司令员舒行、第十四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子光率领13团和16团一部2000余人向热河、承德进军，在兴隆县争取了伪满热河西南司令黄方岗率队和伪警万余人起义，解放了兴隆、承德、滦平、丰宁。第十四军分区13团政委王文率部又解放了围场、丰宁等县城，进入承德后与苏军会师。

中路由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和政委宋诚率领11团和51团约3000人向平泉、凌源、赤峰进军，俘敌5000余人，至此，热河全境解放。

东路由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12团和18团以及卢抚昌支队、朝鲜支队由九门口出关，第一站达到前所。前所是个车站，离山海关仅20公里，是个较大的据点，驻有日伪军400多名，听说八路军要到，日本人就都跑了，剩下的伪军吓得惊恐万状。先行的侦察连长董占林带几名侦察员到达后，就给伪军下通碟：“你们已经被包围，别无出路，迅速放下武器投降。”伪军接到通碟，表示服从。当时董占林见到城楼上插有一面日本太阳旗，就朝旗开了3枪，伪军急忙把旗扯下投降。前所于8月29日解放。

我军按照优待俘虏的政策逐人登记，愿意参军的留下编入班排，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正在办手续时，苏军开来拉着100余人7辆大卡车，车后拉着大炮，当看到接收部队没有帽徽，也没有臂章，认为是土匪，立刻架起机枪准备交火。八路军政委唐凯立即上前交涉，说我们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军队。苏军领头人听不懂，带的翻译是个蒙古人，水平不高，任凭唐凯怎么讲他也解释不通。那个苏军头领撸起胳膊说，我们有这个标志，你们有吗？唐凯和曾克林都是老红军，立即让他们看身上刺的镰刀、斧头标志（老红军的标志），还对他们唱起了国际歌，虽然歌词不懂，但音调却是一样，特别是唱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时，他们就彻底明白了。这位领头的军官叫伊万诺夫，立即伸出大拇指：“山高——哈拉哨”，说完就拥抱在一起。晚上我们热情招待了苏军。曾克林提出，让苏军帮助八路军打下山海关。苏军开始不同意，说他们没有这个任务，后在唐凯、曾克林的再三恳求下就答应了。双方商定后，曾克林就率部于8月29日连夜赶赴山海关准备战斗。第二天清早，八路军以苏联红军和冀热辽军区的名义给驻守山海关的日伪军下通碟：限他们中午12点在火车站缴枪受降。守城之敌回复：“山海关不属伪满州国管辖，不缴枪！”见敌不投降，曾克林立即组织12团向敌发起攻击，首先拿下车站和桥梁厂，随后攻打城门。18团攻打内城时，受到敌人猛烈还击，战士们就用水浸湿棉被防弹向敌人进攻。苏军用大炮轰开城防炮楼，接着又轰开了城门，攻下“天下第一关”，在制高点插上胜利红旗。敌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溃逃。这一战，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250人、伪军1500人。还俘虏了临榆县伪县长陈维廉和公安局长、新民会长、山秦铁路总长，把他们集中在伪政府院内。残余日伪军逃往秦皇岛。山海关是日伪军的集结枢纽，有日领事馆、国际警察署、日本家属侨民共1000多人。此战共缴枪1000多支、机枪88挺、炮50门。由于八路军动作迅速，敌人的军火仓库、粮食仓库、火车、飞机都没来得及运走和破坏而被接收，装备了部队。战士们每人1支崭新的三八枪，1顶钢盔，6颗手榴弹，1个日式子弹盒，每连配9挺歪把子机枪，6门掷弹筒。

对于山海关解放，党中央非常重视，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宣告：华北军事要地山海关沦陷12年之久的榆关镇已于8月30日被八路军光复。

战斗结束后，曾克林连夜召开会议，成立了山海关卫戍区，把原滦东七区队改编为47团，留在山海关担任卫戍任务，同时建立山海关临时工委，以章元真（临抚昌书记）为书记，马均、张兴民为副政委，宋维凡等为委员，进行接收、维护社会秩序。车站工人日夜修理火车。9月3日，曾克林率大部队4000人乘火车向锦州进发。

曾克林率部乘火车于9月3日到达锦州。此时苏军已先到达，日军也已投降，但这里的伪满州军、警察、特务尚未投降，我军和苏军交涉后，他们同意我第18团团长周家美、政委吴宗鹏及3个连留下，接收伪满州官兵，建立政权。成立了辽西地委和专署，留下了地委书记徐志和参谋长王衍，大部队于9月5日进入沈阳。

9月5 日，第二梯队由李运昌率3个团、1个营，由17军分区司令员张鹤鸣率46、47团和15团警卫营到山海关。到山海关后连夜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安排了工作。留张鹤鸣组建19旅驻守山海关，第二天李运昌就亲率二梯队5000人和从地方抽调干部2500名（其中有乐亭县张昭、王瑾、石铁生、王明德等）向东北进军。山海关解放，保证了山东、冀中等大军进入东北。

9月5日，大部队乘列车开到沈阳时，苏军不允许下车，问：“你们是什么部队，奉谁的命令来的？”并派出一个代表要求部队马上离开。曾克林、唐凯对苏军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的抗日队伍，奉延安总部命令，到东北配合苏军作战，解放东北、维护秩序的。”苏军听后就对曾、唐二人说：苏军是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协定》阻止他们下车，并要求部队赶快离开沈阳。第三次交涉是和苏军代表卡夫通少将。曾克林告诉他：“我们是冀热辽军区的，辽就是辽宁，我们在这里长期与日作战，付出了很大牺牲和代价，现在日本投降了，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呢？”并要求他们向莫斯科打电报核实。直到傍晚，苏军才允许我们的部队留在沈阳，但必须驻在离城30里外的苏家屯。此时全体队员下火车，很多围观的群众看着战士们排着四路纵队，步伐整齐地向市外开去。群众中有不少关里人，共产党八路军来了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生活在铁蹄下的人们听说八路军到了，就像潮水般拥过来，足有几万人，他们高呼：“抗日胜利万岁！”“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口号震天动地，也震动了在场的苏军，他们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场面。不一会儿，来了一辆汽车，从车上下来两名校官，上前拉住曾克林的手说：“我们首长说，你们不能走，给你们安排在城里，改驻故宫东边的师范学校里，司令部设在原伪市政府大楼。”

9月7日，苏军派两名军官邀请曾克林、唐凯，二人欣然答应。见到苏联第六集团军司令员克拉夫琴科上将，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他们反复地解释以前阻挠是由于《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协定》把东北交给国民党的缘故，交给共产党似乎不合法。苏方建议我军部队是否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这样可在外交上争取主动，帮苏军维持秩序，谁也干涉不了。曾克林等接受了建议，使八路军在东北得到了合法地位。

八路军得到苏军支持后，马上进行政权建设。经与苏军协商，首先解散了伪满警备司令部，把原有人员全部缴械，建立起“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员曾克林，副司令员张化东，政治部主任汤从烈，代理参谋长张进。

9月9 日，接管沈阳伪市政府，选派民主人士白希清（医生）为市长，赵跃华为公安局长，张化东为副局长。

就在这时，苏军要求我方派出代表，陪同他们的代表飞往延安，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良机。9月14日，曾克林与苏方代表卫斯列夫大校乘苏联飞机飞往延安。到达延安后，党中央派杨尚昆、伍修权到机场迎接。因毛泽东主席正在重庆，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朱德、张闻天、彭真、陈云等中央领导参加，听取了曾克林关于冀东军区挺进东北的详细汇报，使中共中央掌握了东北情况和苏军的态度，作出“向东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于9月16日乘苏军飞机到山海关。并电告重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赞同。为争取时间，加快速度，电告南方新四军去山东，山东部队去东北。为便于和苏军打交道，还对有关领导特授了军衔：彭真、陈云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同行的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一行6人于16日搭苏联飞机飞回东北山海关机场。由于天气不好，飞机降落时冲出跑道，坐在飞机上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其中叶季壮伤势较重，由于急于进东北，什么也不顾了，只在山海关住了一夜，就乘火车去沈阳。在火车上，大家就谋划了新建东北局的重大事宜。到锦州后，彭真和陈云下了车，立即召开卫戍司令部人员会议，听取了锦州建立政权后的情况。彭真、陈云传达了中央精神，要求他们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争取创造新局面。

9月18日，彭真、陈云到达沈阳，受到李运昌（9月14日到达）等同志的热烈欢迎，并安排他们居住在张作霖大帅府。彭真、陈云提出了当前要抓好五项工作：一是配合苏军发动群众缴清日伪军枪支弹药，镇压汉奸敌特、加紧剿匪；二是严厉打击国民党地下组织、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三是迅猛扩大军队；四是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五是到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进行反奸、反霸斗争。

接着调山东、冀中等10万大军进东北。

李运昌、彭真在沈阳受到苏军及社会各界的欢迎。驻长春的苏军电台也及时广播了这一消息。李运昌又委派焦若愚任沈阳市副市长，同时又成立了辽宁行署，任命朱其文为主任。跟随曾克林出关的十六团参谋长王衍为司令员，彭涛为政委。

西路、中路在苏军协助下，解放了承德和热河全境。

在东北，日本关东军虽被苏军粉碎，大的军事对抗没有了，却仍有少数日伪军散布在乡村各地，严重地影响到我政权建设。在沈阳还有5000多名日本国兵旅和1.5万名日本宪兵、特务、警察没放下武器，苏军还允许他们维持秩序，看守仓库。原奉天省长王传贤，摇身一变又成了维持会长，锦州日伪市长王瑞华也改头换面成了锦州维持会长。他们仍脚穿皮靴，腰挎洋刀，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等候国民党来接收。八路军到来后，成立了人民政权，摧垮了这些旧势力。

在沈阳的12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缴了他们的械，收了步枪3200多支，机枪260挺，各种炮260门，炮弹、子弹500多万发。在锦州，缴获各种炮50多门，轻重机枪480挺，大枪500多支，战果鼓舞人心。又分5路解除了鞍山、营口、本溪、安东、抚顺、梅河口、四平、铁岭、郑家屯、齐齐哈尔、吉林等地的日伪武装。还接收了沈阳兵工厂、本溪军火库及粮食仓库等。缴获野炮、山炮150门，轻重机枪1000挺，步枪20000支。还接收了野战医院10座。当我军进到凤城（丹东市）时，当地群众报告说：“这里的飞机场里还停放着40架飞机（包括报废的教练机），三四百名飞行员和执勤人员，他们听说八路军要到，就把飞机零件拆下，都带着跑到山里去了。”部队派人到机场一看，果然如此。12团政委刘光涛就找到凤城原日本的伪县长（日本人三桥），并派去二连指导员聂遵善带着四名战士一同进山劝降。可任凭他们怎么劝说，这些日本人就是不肯放下武器，无果而归。第二天，又带着乡绅、伪新民协会人员去劝降，我方代表讲了当前形势，讲了我军优待俘虏政策，日军开始转变了态度。一名叫铃木一郎的少校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举行一个仪式。我方表示同意。第二天上午10点，受降仪式在飞机场一个村头举行。现场放了一张大桌子，团首长站在桌旁，全体指战员衣着整齐列队等候。时间不长，铃木少校带领300多名官兵迈着正步走近场地，铃木双手捧着战刀来到桌前，向首长敬了个礼，交出战刀，并命令全体官兵放下武器。日本人投降后，我军不计前嫌，知道他们逃进山里很苦，非常优待。当天就杀猪宰羊搞了一次大会餐，这些日本人在山里已饿了多日，今天吃到丰盛的会餐，喜出望外，狼吞虎咽地边吃边说八路军好。接收后就给他们办训练班，讲我党政策，讲抗战目的。在工作人员的感召下，他们主动把藏在山里的飞机零件拿回来安装好，供我军使用。我方人员缺乏驾驶技术，他们就主动帮教。铃木少校因发自内心的感激，还把祖传的一把战刀赠给了政委刘光涛。后来，在国民党进攻东北时，形势变得紧张，这些日本人还帮助我军把这些飞机转移到通化、牡丹江，为我军建立第一个空军航校打下坚实基础。抗美援朝时打下美国王牌飞行员的张积慧就是这个航校毕业的。

再一个任务就是剿匪。日本投降后，东北形势异常复杂，当时，苏军只接管了大、中城市，边远地区还未来得及清剿，还有大批日伪军警特务聚集各地占山为王，霸占一方，烧杀抢掠，百姓苦不堪言。八路军进驻后，就组织精干力量剿土匪，由冀东18团副团长张智魁（丰润县大孟各庄人）专门负责。他首先派出侦察人员了解匪情，小股土匪就地清剿。排长徐顺利侦察到新丘下菜园有一股200多人的土匪，匪首叫“许大马棒”，曾经密谋攻击我新政权，张智魁率千人剿匪，乘夜间发挥“夜老虎”精神，一鼓作气将土匪全歼，活捉了“许大马棒”交地方政府。

此后听群众说，在阜新煤矿还有一股更大土匪群，土匪头子叫崔辛武，曾当过伪满的旅长，拥有土匪400多人。他们占据黑山，易守难攻。驻新立屯的苏军和张智魁在海州时就有联系，苏军得知张智魁是少校团长，便和他交了朋友。张智魁找到苏军，借了3辆坦克，苏军还派15名士兵保护张智魁。土匪得知我军要到，仍负隅顽抗，张智魁带领千名官兵围住山头，3辆坦克横冲直撞，土匪用机枪、步枪打，坦克秋毫无损，几百名土匪迅速土崩瓦解。狡猾的匪首崔辛武乘乱逃跑。他跑到彰武，彰武也被我军解放，他又跑到威虎山，当起名副其实的“座山雕”。

从1945年9月冀东军队进入东北后，就把剿匪当做一项重要任务，先后攻下了鞍山、本溪、七岭子、山印子、千山、白石拉子、阜新、彰武等土匪巢穴，共歼灭土匪5000多人，其中日军1500人，稳定了新建人民政权，给后续部队进入东北扫清了障碍。我军先机挺进东北的官兵由13000人迅速扩大到10万人 ，组建了一个坦克旅，一个炮兵团，一个高炮团，解放了辽宁全省和吉林、黑龙江部分城镇。此后由山东、延安、冀中调来10万人的部队，于10月来到东北。中央决定，由林彪为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并命令部队争分夺秒地建立政权和剿匪。

为了争夺东北，10月25日，蒋介石把13军、52军、94军共计6个师6万人，用美国飞机、军舰运往秦皇岛，由杜聿明率领，于10月30日开始攻打山海关。首先攻占了刚刚被我解放了的留守营和北戴河，接着又攻打我石河阵地，经过角山激战、首山激战、石河大战，血战二郎庙，争夺九门口，我军在100多华里的山海关战场上坚持了22天，于11月16日我军主动撤出山海关。

1945年12月中旬，东北局在辽西阜新召开由林彪、李运昌、黄克诚等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分析了东北战局形势；传达了中央指示，党中央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不打正面进攻之敌。把进入东北各主力部队开往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扩大人民军队，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作准备。会后，党中央指示，调李运昌带冀热辽纵队3个旅和1个炮兵旅去配合热河作战，其余部队与后来的部队整编合并。

1948年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为华北乃至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基础。李运昌带领挺进东北的冀东部队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在卢龙抗战纪念馆有大字标头：全国解放没有冀东不行，冀东没有李运昌不行（毛泽东语）。

 

文章主要参考资料：

《李运昌先机挺进东北》，作者杜士林

《山海关两战史稿》，作者杜士林

《李运昌回忆录》，杜士林等整理

《曾克林将军自述》，作者曾克林

（作者呼景山，中共乐亭县委原农工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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