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河发源于山西东南部太行腹地，流经山西、河南、河北三省。父亲家住漳河以北的河北省，母亲的故乡在漳河以南的河南省。为了抗美援朝，父母走到了一起。

父亲梁新如（1929年6月—2023年6月），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党各庄，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老小。祖父梁运恒是个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虽然祖上几辈人辛勤劳作，置办了一些土地和家业，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日子过得十分辛苦。熟读孔孟之书的祖父感到不能把眼睛只盯在土地上安于自给自足，知道知识改变命运之理，要走前辈未走过的发财致富之路。与我大伯梁兴几经商议下决心送我父亲去村里“洋学堂”读书，期待天资聪慧的父亲能有朝一日有所作为，使家境有所转机。父亲上学后，不负众望成绩优异。

1942年春，父亲已读小学四年级半学期了，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祖父又将父亲送到声名鹊起的乐亭县城私立育英学校，经考试合格插班续读，正当父亲背负改变家族命运之使命刻苦学习之际，家庭突遭变故。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寇对冀东平原进行疯狂地“扫荡”，八路军化整为零开展敌后游击战，武工队经常出没于党各庄一带。当时，我大伯梁兴任村长，在村里做抗日工作，带头筹款筹粮，给过往八路军、游击队安排食宿，还将家里80块银元购置的一支看家护院的新步枪捐给了八路军。

1942年11月14日夜里，八路军武工队队长华山（原名高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带领武工队来我祖父家借宿休整。16日，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子，我大伯带领武工队从村北大苇塘突出包围圈。第二天回到村中，被日伪军抓住，双腿打断受尽酷刑，逼问武工队下落，大伯宁死不屈被活埋。祖父家定为“匪属”，被抄家封门，家人四处逃散……

在县城上学的父亲才13岁，一时无家可归，衣食无人敢接济。年关将至，同学放寒假回家了，只有他一人住在校舍，手脚冻烂，行走困难，饥寒交迫，激起了父亲对日寇的无比仇恨。痛失长子、家道败落，经过这次变故，祖父的思想也有了较大的震动，现实让他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是紧密相连的，想靠个人能力改变家族命运是徒劳的。他向抗日政府捐献了50亩地，用于购买抗日物资。

进入1943年，冀东抗日局势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显著变化，盘踞在乐亭县境内的日伪军龟缩在几个据点内，畏于被歼。当时我抗日政府县长李振华常来党各庄指导抗战工作，他讲话生动活泼，讲出了许多新鲜道理。如日寇是怎样侵占东三省的、国民党为何不抵抗；共产党、毛泽东如何率领红军北上抗日，解救民族危机……群众听得津津有味。日子一长，父亲和村里的人才知道他是同乡李大钊的侄子。父亲小时候听祖父说过，李大钊是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是个念大书的，很有学问，是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后，他一家人都投身革命。自此，在父亲幼小的心灵中有了李大钊、共产党和红军的朴素形象，知道了他们是抗日救国的人。

1945年，党的工作已从农村发展到县城，地下党员经常出入学校，教师中也有地下党员。6月的一天，正在县城进修中学读书的父亲和同学高锦荣、杨存功，被老师蒋泽千叫到办公室，蒋老师小声的对他们说，“今天我带你们去解放区参观，事关机密不要乱说。”蒋老师带着父亲一行步行4华里，绕过县城南门，与县人民政府的教育助理文干同志接头，然后由文干带领赶到了李大钊的故里大黑坨村，参观了李大钊故居。

在返回学校的路上，已是万家灯火。父亲的内心也仿佛照进了一束光，那是革命的火种埋进了他的心底，终于在来年发芽——父亲参加了革命。

1946年夏，父亲应滦南县人民政府五区区长张志坚之邀，在当地干部识字班教书，同时，参与当地土改工作。1947年9月27日晚上，父亲正在家中吃饭，村长陈静波带领民政助理刘钧来了，让父亲到遵化县马兰峪参加由中共冀热辽区行署办的冀东建国学院地方干部集训。28日午后，村长叫父亲去集合，祖父对祖母说：“让他去吧！只有3个月，万一将来有个看头（发展）呢！”祖母拉住父亲的衣服，依依不舍泪流满面。父亲急走了几步，无力回身，也不知用什么语言安慰牵挂他的爹娘……

1947年11月，父亲从建国学院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46军的前身），在教导团任战士、文书、见习排长。1948年2月，随军出关，驻扎在沟帮子北镇整训练兵，参加锦州战役外围渗透战。父亲于12月又随军从冷口入关，经三屯营、遵化县直达津塘，准备参加解放天津战役。1949年1月9日，在天津战役前五天，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月14日，天津战役总攻打响，四野集中4个军，从东西两侧夹击，而46军从城南外发起攻击，137师409团担任主攻。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409团官兵浴血奋战、前赴后继，从城南突破，以伤亡800多人的代价为后续部队打开前行之路。父亲跟随大部队进城，看到了409团的战士翁行武下巴都打掉了，包扎后继续参加巷战。

后来部队到达北平南霸县北关待命，父亲时任46军司令部队列科见习参谋。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父亲参加了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当时，为保持傅作义起义部队的稳定，军党委决定将其机要、通信和译电员调出，断其与原部队空中接触。这三类军官共70余人，由我父亲和另外两个参谋分乘3辆卡车，连夜遣送他们到北平附近的杨村四野教导团。

1949年3月至7月，时任46军司令部队列科参谋的父亲随军南下，至武汉整训练兵，尔后渡过长江。白崇禧与广东国民党余汉谋部趁我军休整之际，沿衡阳、宝庆公路一线构筑了“湘粤联合防线”，摆出了与我军决战的架势。八九月的江南，天气酷热，暴雨袭来，泥泞难行。部队缺少食物和水，昼夜行军，只得饮用稻田污水，且爬山又涉水，重武器常是人背肩扛，体力消耗很大，许多人患病。当时父亲也得了痢疾，扶马鞍勉强跟队。9月13日，“四野”组织的衡宝战役向敌发起总攻，46军渡过洣水、永乐江，突破敌军“湘粤联合防线”，进行十八昼夜的急行军追歼白匪残部，直至10月16日，衡宝战役胜利结束。此役为解放中南地区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46军驻防广东一带。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1952年6月，接中央军委指示，46军赴朝参战，接替在朝作战的42军防区。1952年8月17日，46军军长肖全夫从广州登上去安东（今丹东）的列车，尔后率领指挥组随先遣分队第一批入朝。9月1日，46军各部从广东各地开始陆续向东莞樟木头站集结，乘车北上，先后在14日前到达辽宁安东站，沿途不停地补充入朝所需的武器和物资。当时上级划拨700匹战马给46军用于抗美援朝，父亲受命于9月初，一路风尘赶到内蒙古集宁某部骑兵师，将这批战马于9月15日运送至46军入朝集结地——安东五龙背镇。1952年9月18日晚，父亲随46军军直机关跨过鸭绿江赴朝参加抗美援朝。

与此同时，母亲陈爱荣也从河南郑州炮校乘火车赶往安东。

母亲陈爱荣，河南舞阳县人，1935年10月生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16岁初中毕业的母亲瞒着姥姥，投笔从戎，报名参军。母亲分配到郑州炮校炮兵排，成为我国培养的第一代女炮兵。

一日，母亲她们正在操场上操练，被前来参观的苏联军事专家看到，问这些女兵是干什么的？校方说：培养的女炮手。苏联专家摇着头说：苏联还没有女炮兵呐。这一句话，炮校就将她们排解散，母亲分到炮校医院当护士。

46军准备入朝前，中南军区为了充实46军后勤野战医院（拆分为三个医疗所），从郑州炮校医院抽调包括母亲在内的21名医护人员，限期赶到安东。母亲她们赶到安东报到后，集训了一周，主要是战前动员和学习简单的朝语。在过江的那天晚上，护士长看到年龄小、个子又矮的母亲背着背包和医用品，摸着她的头说：“小陈啊，累了可不许哭鼻子？”母亲坚定的说：“放心吧，我不会给志愿军丢脸的。”母亲她们士气高涨地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两路纵队步行跨过鸭绿江大桥赴朝参战。

母亲回忆：过新义州南行，除了交通路口有朝鲜女警察指挥行车外，几乎不见人影。所过村镇，一片瓦砾，络绎不绝的前送后运汽车，宛如一条“火龙”。当敌机临近时，防空哨鸣枪报警，车灯熄灭后，不时传来机关炮扫射及敌机炸弹的爆炸声，使他们感到了朝鲜战场浓浓的战争气氛。队伍每人背着几十斤的医药器材和生活用品艰难地行进着，母亲是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领导和男同志不时地问母亲：“小陈，还行吗？我来帮你背米袋子？”母亲说：“说实话，当时我两脚疼痛难忍，全身无力，可一想起入朝前的誓言，看到同志们的坚定步伐，就咬牙坚持下来了。夜行昼伏，经过七八天的行军，我们终于到达了肃川以北的宿营地，开始了在西海岸3个多月的备战整训。”

母亲在西海岸的3个月，正值冬季北风刺骨，连手都伸不出来，多亏了房东的阿妈妮每日给她们烧好热炕、热水御寒。母亲现在还记得，当准备开赴“三八”线时，阿妈妮用生硬的中朝“混合语”说，“你的脸白白的，耳朵冻伤，你的母亲知道了，哭啦哭啦的。”阿妈妮知道母亲自幼丧父又是独生女，对母亲格外疼爱。

1953年1月下旬，母亲随军到达了临津江北岸、“三八”线上的德阳洞。这里是一线守备师战役纵深处，对面是美陆一师。距前线虽近，但当地地形隐蔽，便于战地救护。母亲所在的医疗二所按照野战救护工作顺序，各业务组沿山地分别展开。位于山口的是接受分类组，按伤员的伤势轻重分类处理；其次是包扎救治组，对一些紧急治疗的伤员进行紧急处理，一般是轻伤员包扎后重返前线，重伤员由后送组转送分部医院；对牺牲的烈士，则由善后组负责处理。

刚进入阵地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伤员接受治疗。到了3月以后，46军进行了“双夹山”反击战，三打“马踏里”等战斗，伤员一天天多起来，最多时一天几十人或上百人。有时重伤员转移不出去，留滞的也就多了。母亲还记得，在前线抬下来一个四川籍小战士，头部全部被包扎，鲜血从里面渗出，已经昏迷过去。在他清醒的一霎那，他艰难地对护理他的母亲说：“姐姐，你看我还有鼻子吗？”母亲不忍将实情相告，安慰他说:“你有鼻子，好好养伤……”不几天他就去世了。几十年过去了，每次母亲回忆起那位小战士时，都会难过的流出热泪。

那时，母亲她们的工作没有时间性，随时处理伤员。夜间实行灯火管制，在狭窄的坑道内工作，潮湿阴冷，条件相当艰苦。5月的一天，医疗所还遭受到敌人的一次空袭，虽然人员伤亡不大，但物资器材却损失了不少。对他们威胁最大还是敌炮火，医疗所在敌“八英寸”大炮射程内，发现目标随时可以打过来。通信员小杨便是在接电话线时，被敌炮击中牺牲的。有一次，母亲和战友挤进一个半坑道式的炮兵指挥所里救治伤员，住在坑道口的一个隐蔽部里。那天晚上，敌人的炮火打得特别凶猛，母亲去喊他们进坑道里面，开始他们还不肯，后被母亲拉了进来。第二天早上发现，他们挂在隐蔽部门上的衣服被炮弹打破了好几个洞，这种事时常发生。

父亲随军直机关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肃川驻粟一里，10月底与42军完成阵地交接。46军主要担负朝鲜西海岸平(壤)新(安州)公路以西地区青山峰至甄山一线的防御作战任务。

父亲刚到粟一里第三天，军部驻地就遭到了敌机轰炸。那天清晨，父亲在军部驻地与另外两个参谋研究工作，机关炮和爆炸声骤然响起。父亲意识到敌机来轰炸，从后窗一跃而出上山躲进一个猫耳洞，只见4架美F—86喷气式战斗机从东南向西北俯冲，不断投弹和扫射，反复盘旋轰炸，父亲的战友牛立群等3人不幸中弹牺牲，还有多人受伤。

为进一步加强西海岸防御阵地，46军投入35个连队展开构工作业，至12月底，完成了新的构筑坑道、堑壕、交通壕任务。此外，还构筑反坦克壕、各种掩体及火力点、水泥坑道。父亲在刚入朝那段时间特别繁忙，冒着敌机轰炸去各师防区检查防御工事的构筑情况。在一次下部队的路上，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汽车翻下公路，幸亏附近的朝鲜群众及时赶来，将他们救出，父亲也受了伤。

1953年初，46军将西海岸防务移交给38军，奉命接替40军执行一线正面防御任务，即西起板门店、东至基谷里的正面防御。46军移防全部到达临津江北岸地区，父亲随军直机关冒着凛冽的寒风步行数日，到达指定位置黄海北道盆洞。为了粉碎敌人在西海岸登陆的企图，46军各部迅速开展反登陆防御作战准备，在原有阵地的基础上，加修和构筑了以坑道为主体、结合野战工事的防御阵地。

3月下旬，受46军指挥的右翼120师，对当面美陆一师“双尖山”守敌进行了一次反击作战。在阵地反复争夺中，取得歼敌千余名的战果。左翼的133师，对面是英联邦师，其29旅威灵顿公爵团据守坪村南山，是该师临津江北岸的主要屏障，“居高临下”对我威胁甚大。为配合开城停战谈判，改善我军的防御态势，在19兵团的指挥下，决意强行反击，力求夺取。战役的计划时间为40天，准备抗击敌军一个团乃至一个师兵力的连续反扑，即以后传说的准备打一个“西线上甘岭战役”。父亲回忆说：“进至4月，军机关、133师各部队，特别是担任主攻任务的399团，都进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囤备武器弹药，向前沿运送后勤物资。配属的榴弹炮兵48团、反坦克炮兵406团、卡秋莎火箭炮兵207团等6个团，已先后向我军报送作战实力，有的随即进入待机地域，全军上下处于紧张的战前时刻。军、师制定了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战役方案；团、营制定了反冲锋和前沿阵地的作战方案；连以下制定阵地战方案，每个支撑点从个人到班都有应付各种情况的战斗方案。”

父亲也参加了一系列战前准备，补充新兵的接送、兵员的调配、武器装备的配送等，并参与勘察地形、熟悉环境、敌情分析等工作。敌人依仗着空、炮优势不间断地进行狂轰滥炸。当面的英联邦一师，经常以小分队形式对我军阵地进行偷袭，我方也组织一些伏击、反伏击和偷袭，双方战斗时常发生。

这期间停战谈判打打谈谈。为了促进和谈，志愿军司令部命令46军向马踏里东南山发起进攻。从7月初至7月25日，46军136师三打“马踏里”，以我军的胜利，迫使美国在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战协议，军长肖全夫作为前线指挥官代表参加了停战协议的签署。

母亲还清楚地记得，27日停战之夜，她们正在前沿阵地的坑道里，虽然得到了“今晚停战”的消息，但大家一直都在想：“今晚真的能停战吗？”外面的炮声一直不断，22点钟一过，炮声戛然而止，瞬间一片寂静，母亲及坑道里的官兵出来，一起跑到山上兴奋地欢呼高喊:“停战了，我们胜利了！”一时“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志愿军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官兵们不分男女相互拥抱，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停战数月后的一天，父亲陪同军部的郑佐堂参谋去母亲所在的单位看望他的女朋友，父亲在那里见到母亲，对母亲一见钟情。1955年4月，父母在朝鲜黄海北道兔山郡盆洞46军军部所在地结婚。

1955年9月，父亲调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队列处任军务参谋；母亲随46军归国，转业到地方工作。父亲在“志司”工作三年多，参加过对人民军军事训练工作的调研，去平壤与人民军协调战后事宜，参与组织了半岛蜂腰部西海岸集团军携带通讯工具的军事演习，以及军务有关的各项工作。同时，有幸与众多战功显赫的老革命一起工作，无论是思想觉悟，还是工作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积累了更多对部队建设和管理的工作经验。

1958年8月，“志司”完成使命撤回国内，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向“志司”杨勇司令员要几个参谋，父亲与4个参谋持一张介绍信来济南军区司令部报到，父亲分配到司令部军务处（部）任参谋。1964年11月，任司令部军务部装备计划科（处）副科长；1969年10月，调济南军区后勤部装备计划部计划科（处）任科长。

1975年9月，调回济南军区司令部任军务装备部计划处处长、军务部副部长，1980年12月，任司令部装备部部长。期间父亲组织编制部队精简整编方案，为推进精简整编打下了基础；探索新形势下部队管理特点和规律，督促检查队列条例执行情况；协助军区领导组织召开了军区技术革新工作会议及成果展示；参加了军委组织的张北坝上军事演习；针对装备管理多头、分散、无法配套管理等问题，改革装备管理工作，提出将装备计划、调拨、使用和管理一体化；全面从实战要求出发，加强部队装备技术创新研究工作等。

1983年1月，父亲升任青岛警备区副司令员。自此，父亲走上新的领导岗位，他深入海岛边防，加强边防部队建设；走遍所属基层部队，为官兵排忧解难；同时，完成了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学习。1985年，我军进行第八次大裁军，青岛警备区由军级单位调整为师级，从济南军区序列划拨隶属山东省军区，1986年9月，父亲调任济南军区调研员，直至1990年3月离休。

1955年父亲授大尉军衔（在平壤授衔），1964年晋升为少校，曾荣获朝鲜国旗勋章，解放奖章、胜利功勋奖等奖章。

2020年10月，中央向参加抗美援朝的人员颁发“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章，父母荣获此殊荣。

父母是一对抗美援朝夫妻，在我们身上也留下了印记。1956年出生的姐姐，身在朝鲜的父亲为她取名“朝立”——纪念抗美援朝胜利，朝鲜又一次独立；1958年父亲回国，1959年我出生，父亲为我取名“凯利”，纪念他抗美援朝凯旋。父母生育了我们姐妹三人，长女梁朝立、次女梁凯利、小女梁竹。我出生于济南军区司令部大院，出生时家住在南区，后来搬到北区、西区和中区。

晚年的父母经常回忆和翻看他们在朝鲜的照片，我想每当那时他们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抗美援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他们无悔的青春。

（作者梁凯利，祖籍乐亭县大相各庄镇党各庄村，山东省地震局网站管理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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