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是一段悲壮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堪称移民壮举。山海关城东门（即天下第一关），界定着关外和关内，东门以东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东北地区，被称为“关东”，而东门以西及长城内侧被称为“关内”。一关之隔，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由于兵荒马乱、灾害连年，以山东、直隶（河北）为主的关内人迫于生计，不顾满清政府禁关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关东地区，赢得了新的生存空间。

一

伴随着从清代中期开始兴起的“闯关东”热潮，直隶乐亭人离开故土，勇闯关东，以其机敏智慧的头脑、自强不息的精神、顺时应变的策略，不断抢抓商机，开启了东北经商的艰难之路，成为了“闯关东”移民大潮中独特的“商业移民”，并一步步走向成功，清末民初数以千计的呔商商号遍布东北大小城镇，涌现了武百祥、孙秀三等一大批叱咤风云的商界英才，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资金雄厚的商人群体“老呔商帮”（简称“呔商”），成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主流。

呔商的出现和形成有着较为深刻的历史背景，除了冀东与东北特殊的地缘关系外，与“闯关东”兴起的政策驱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明朝多次移民、清初封地旗户以及河海漕运的开通带来的多元文化的融合、积淀，应是更深层的原因。明末后期，明清战争持续近30年，关外大量农垦汉人为躲避战争纷纷逃入关内。公元1644年，清廷迁都北京，满清入关，尽族西迁，百万满族人随军入关者就达90万之多，整个东北剩余人口不足40万，使本来就人口稀少的东北地区人口更加稀少，造成关外“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大量土地闲置荒芜。

随着政权的稳定，恢复发展因战乱而破坏的经济摆上了清朝政府的议事日程。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清政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奖励官民招揽应招，“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之民，每名给月粮一斗，给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头”。在这一政策的激励下，“燕鲁穷氓闻风踵至”，纷纷到辽东垦荒谋生。

关东是满清王朝龙兴之地，一直被清朝统治者视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 大批汉人的涌入拓垦，越来越多的汉族聚集地与村庄在满族城镇旁兴起，这很快引起了清廷的恐慌，害怕过度开垦对“龙兴之地”的威胁与侵犯。为了保存满族本习，确保八旗官兵养生之地，独占长白山特产，招民开垦的第二年，清廷又修建“柳条边”实施封禁。以明辽东长城为基础，禁止汉人越过边墙。

柳条边，又称“盛京边墙”“柳墙”“条子边”，是用土堆成三尺宽、三尺高的土堤，上面每五尺种柳树三株，之间用柳条横连起来，编成柳条栅子，全长975公里。柳条边呈“人”字形，以今辽宁省威远堡镇为交点向东南、西南、东北方向延伸，南起今辽宁凤城南，东北经新宾东折，西北至开原北，又折而西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沿边墙设边门16座，派驻文武官员，掌管边门开关，稽查出入人员。凡进出边门者必须持有当地官厅签发的印票（通行证），印票上写明持票人姓名、年貌、脸色，验证核准后方可进入。

二

康熙七年（1668年），清廷宣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作废，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推行封禁政策。此后，汉民出关须办理繁琐手续，并制定了严厉的司法惩罚，“凡无票私自出口之民被获，责板40板，其妻及未分居之子，安插山海关外辽阳等处”。禁止民众移民关外，一跃成为满清王朝的核心政策。

实际上，继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四朝一直保持着封禁的延续，把东北列为汉人的禁区，直接造成了东北边疆土旷人稀，几无人烟。特别是乾隆五年（1740年），实施全面封禁，严禁关内民众移民关外。山海关大门紧闭，而严苛的封禁政策，却成为横亘在众多流民面前的一道无形却真正强大的“关隘”。

清朝中期，随着关内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大批失去土地的流民，以及自然灾害产生的大量灾民，这些人想要进入东北谋生，就要必须冒险“闯”过封禁。山海关下，一个为了生存非走不可，一个颁布禁令坚决不让，成千上万的灾民难民只能 “闯”。 他们大多由陆路出关绕行其他长城关口，开始经锦州、广宁、开原，冲破奉天省的边界，流入吉林省，形成流民北上的大趋势。另有大量流民不得不改走海路，从现在的旅顺、金州及大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这样以来，乾隆帝全面封禁的结果却是把闯关东的目的地由辽宁逐步扩展到了吉林。

在乾隆全面封禁达52年后，清政府有过一段“弛禁”。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华北大旱，大批灾民汇集山海关，山海关副都统德福担心严厉查禁会激起民变，于是奏请朝廷，准许“无业平民出关觅食”，只需“询其籍贯，注记册档放行”。乾隆皇帝批准了德福的奏请，火速传谕，通令山海关对灾民一律放行，并斥责直隶总督庆成 “贫民携眷出关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渐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随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嘉庆二年（1797年）、嘉庆五年（1800年）连年大水，嘉庆六年（1801年）又遇河堤决口，迫使的“弛禁”延续了11年之久。

至嘉庆、道光之年，虽然对民众出关垦荒禁令一次比一次强硬，但民众闯关东的势头却有增无减，依然是禁者自禁，流者自流。严苛的封禁，不但未能阻止闯关东的大潮，反倒使移民流入到更为偏远的黑龙江。

由于边外荒地开垦殆尽和清政府内外交困，清廷不得不改变封禁国策，放垦东北。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被英法联军击败、东南又有太平天国之乱，沙俄趁虚而入。1858年和1860年，沙俄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轻易地割走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58年，英法通过《天津条约》将营口列为通商口岸，强行打开了东北的大门。凡此种种，均要求清政府改弦更张，清政府意识到东北人口稀少的巨大危机。

咸丰十年（1860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请开关，“与其拘泥于照前朝封禁，致有用之地抛弃如遗，而仍不免于偷种，莫如据实陈明，招民试种，得一分租赋，即裕一分度之，且况地既有居民，预防俄夷窥伺，并可藉资抵御。”特普钦这一上书，道出了解禁的两重优势——增加国赋和抵御外敌。1860年，清廷宣布移民实边，东北局部开禁，清廷200年的封禁政策开始瓦解。

然而，这一时期，在开与禁的问题上，清王朝依旧小心翼翼，犹豫不决。光绪十年（1884年）、十三年（1887年），清廷曾两次下令永远封禁黑龙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黑龙江乃至东北全境面临空前危险。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俄国计划每年移民60万至满洲，朝野惊惧。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这是外国侵略者为争夺在华利益而发动的战争。黑龙江将军达桂、齐齐哈尔副都统程德全奏请东北全体开放，旗民兼垦。清政府命令全部开禁，满清实施200余年的封禁政策宣告破产，山海关的大门彻底打开了，关内民众纷纷出关谋生。

三

随着东北开禁放垦，各地民众纷纷涌入，加之旗人圈占土地、自然灾害频繁，“出关谋生者，日益众多”，山东、直隶（今河北）移民更是“闻风踵至”。

咸丰十年后，民众前往关东谋生不再违禁，但“闯关东”一词早就成为约定俗成的称呼，更何况闯关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漫漫长途中，每一个人都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要么漂洋过海，要么跋山涉水，还要与饥饿、恶劣天气、随处可见的野兽搏斗，还得躲避穷凶极恶的土匪，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没到达关东，就倒在了入关的途中……从这一点来说，闯关东更多的是“闯”的精神、“闯”的劲头。

闯关东历经300年，约有3500万闯关者，其中山东人为主，约占71%，河北人约占17%，河南人约占11%，其他地方人约占1%。山东人闯关东是以垦荒种地为生，而河北人中的以乐亭人为主的呔商则是为了经商谋发展，他们从贩卖垦荒用具、针头线脑、开大车店等小本买卖起步在东北稳稳地扎下根来，开始了资本的扩张，从而带动数十万冀东地区的民众走上了习商经商之路。

实际上，从乾隆早期开始，便有乐亭商人张啸瞻等来往于关内外，从事粮食贩运。据《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第一卷）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年），盛京官铺往外贷借款达银9万余两，欠户24人，其中除4名是东北人外，其余都是关里人。”其中，除了“山东登州府蓬莱县葛弘嗣欠银4000两，山西潞安府壶关县张吉比欠银900两，苏州吴县叶维获欠银4900两”外，“剩下的17人均为直隶永平府人，最临近东北的临榆县有杨子崇、张玉儒等14人，临渝县西边的抚宁县有王绳武、陈仁公2人，更西边的乐亭县有张啸瞻1人，欠银 3964两”。 这是目前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闯关东”赴东北经商的乐亭人。

清朝中期，随着关内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大批的失去土地的流民，以及自然灾害产生的大量灾民，这些人冒着违背朝廷禁令被惩罚之险“闯”关，进入东北谋生。这些灾民和流民或依附于旗人，或自己冒险开垦“禁地”，在东北站稳了脚跟。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发布了全面封禁令，严禁关内民众移民关外，只允许商人往来贸易，凡出入山海关者必须持有原籍或贸易地给发的印票，验票放行。那时，关内的汉族商人到东北，把关内的商品卖到关外，再把关外的人参，貂皮，药材等卖到关内，吉林甚至出现了各省的会馆，商人甚至把东北的粮食都运到了关内。由于土地盐碱和滦河多水患，乐亭县民在农业生产之余，多从事贩运粮食、倒卖棉布、经营渔盐等商贸活动，以维持生计。

据乾隆二十年（1755年）《乐亭县志》卷5记载，乐亭“地近边关，邑之经商者多。……所易不过布粟鱼盐之属，无他异物。而布粟市者尤众，粟则来自关外，以资邑人之用。布则乐为聚薮，本地所需一二，而运出他乡者八九，实民糊口之一助也。”清末民初，呔商在挑“八股绳”走陆路出山海关的同时，还有一支张帆摇橹奔波于滦河和渤海湾的波涛中走水路的呔商队伍。京东硕儒史梦兰有诗云：“粮艘商船聚丛丛，十九坨前水陆通。斥卤无须问丰歉，全家温饱仗关东。”

乾隆后期，朝廷对东北封禁逐渐松弛，加之关内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军阀、土匪横行，苛捐杂税不断，又逢华北严重的水旱灾害，民不聊生。从而驱使关内农民、灾民大批迁徙东北，乐亭人更是奔商而去，稍有积蓄，即赴东北以图发展，无财力者，则为商家雇役，以谋生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第一代呔商汀流河镇刘石各庄刘新亭和汤家河镇小黑坨村张希孔。

刘新亭，生于清朝乾隆年间，最初在家一边种地，一边做小本生意，他让妻子用自家产的棉花纺线织成土布拿到集市上卖，用卖布的钱再买回棉花继续纺线织布，从中赚取小利。后来，他又挑担串庄卖些针头线脑，善于买卖余缺，逐渐有了些积攒。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朝廷下令在长春龙湾（今农安县）拓垦开荒，山东、河北南部等地的很多人纷纷到东北谋生。刘新亭也想趁此机会闯一闯，便挑上货郎担子，一路直奔山海关。那时候，山海关依然有兵丁把守，对过往商民仔细盘查，领过印票后方可出入。

出了山海关，便是辽宁绥中。刘新亭走街串巷，一路叫卖，从绥中到兴城，从兴城到北镇，再到锦州、北宁……一次比一次走得远，一趟比一趟卖得好。刘新亭一边卖货，一边考察市场，发现关外垦荒急需大量农具及生活用品，而当地的土特产品又很便宜。于是刘新亭抓住这个商机，从家乡收购锄板子、土布、棉花等运往龙湾，运回东北的关东烟、麻、蓝靛和大豆，再转京畿去卖，从中经营获利。嘉庆五年（1800年)，清政府“借地养民”，关内民众蜂拥而至。刘新亭看准商机，用经商所得拴车买马，开始了长途贩运。他从家乡汀流河一带小铁匠炉上赊购锄板、镐、犁、铧之类的垦荒农具，一车车运往龙湾一带贩卖，十年获利数十万吊，为刘家淘得了“第一桶金”。

行商东北，壮大了刘家家业。刘新亭从一个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儿的小货郎，到来往于关内外贩运农具的行商，再到自己开商铺、搞经营的坐贾，刘新亭在汀流河一带有了名气，被人们称为“线财主”、“锄板商”。 刘新亭不但有了一定数量的积蓄，而且练就了商人的头脑，摸索出了经商门道。到清朝末年，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刘家商业经营拓展到了商铺、当铺、钱庄、粮栈、油坊、烧锅、大车店、海味店、瓷柜、布柜等诸多领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刘家商号几乎遍布东北全境，大小商号100多处，并且以长春为中心，形成了以刘家为核心的“老呔商帮”。刘家著名商号“益发合”也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民族工商企业之一。刘家财势在关外“与吉林牛家（牛子厚）”并列，有“关外牛，关内刘”之称，又因富冠京东，故有“京东第一家”之称。

张希孔，生于清朝乾隆年间，因家境贫寒，带着两个弟弟张希孟、张希增加入了闯关东的队伍，成为呔商第一代闯关东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张氏兄弟因会木工手艺，径直来到了船厂（今吉林），在一家木匠铺当杂工。他们为人忠厚，干活勤快，很有经商头脑，时间不长自己便开了个小木匠铺。当时恰逢东北某“木帮”从东山里砍伐来一大批木料，积压在松花江畔，一时难以出手，便把这批木料赊给了张希孔，言明次年秋后来取钱。但过了四年，对方也没来。而此时，恰遇当地遭失火，灾后各家重建房屋，木料走俏，张希孔便将所存这批木料全部售出，获了大利。于是，张氏三兄弟用这笔资金在吉林开设了万合木局。后来，又在长春开设了万合兴、万增兴两座商号，并兼营木业。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到清末，张希孔成为乐亭县四大富户之一。

刘、张两家闯关东经商而发迹，启发了乐亭人，于是人们纷纷奔赴东北习商、经商。后来又涌现出赵汉臣、刘临阁、杨焕亭、武百祥、孙秀三等一大批因经商而发迹的人，进一步推动了乐亭人到东北经商的热情。据统计，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呔商在东北创建的知名商号多大1000多家，遍布东北大小城镇。按当时行政区划，东三省90%的县市都有乐亭人经商，全县几乎村村有人驻东北做生意，当时呔商资产有近3亿银元，年利润高达5000多万银元（折合现在人民币500亿），引领了东北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潮流。

在200多年的经营活动中，呔商从贩卖锄板等开荒用具，到开设大车店、货栈经营粮草、日用百货，再到开钱庄、建工厂，从事加工制造业，以其务实坚韧的毅力、诚信为本的商德和独特谋略，创造了“东北三个省，无商不乐亭”的百年商业传奇，为我们留下的务实坚韧、重义守信、开放包容、求变创新的呔商精神，与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不甘、不畏、不馁、不退、不懈、不输的“闯关东”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作者刘凤敏，乐亭县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和文化文史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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