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胡晓川，原名王廷举，1904年出生于乐亭县王家伙房村，参加革命后化名胡晓川。王家伙房当时是一个海铺，海铺住的都是渔民，祖父王文兰靠供渔民饭食致富，成为王家伙房的富户。但是一场海盗家资被洗劫一空，考虑到安全，于是举家迁往黄瓜口村。

虽然被盗，奶奶还是有一些积蓄。父亲7岁进了私塾，他的蒙师是单子鳌先生。单先生是清末大儒，开学馆 40 余年，他也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蒙师。由于经济不济，父亲只读了一年私塾便辍学了。

和大多数的乐亭青年一样，父亲闯关东了。他在长春、哈尔滨商行作实习生，一年后回到乐亭和母亲完婚。在乐亭他靠游学卖文具维持生活。

1935 年我出生了，我的出生给父母亲带来的不是欢乐，而是不断的叹息：“这小孽障啊，我们怎么养活你呀！”

1942 年，父亲终于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他参加了八路军。因为他曾经在东北长春、哈尔滨习商，熟悉那里的情况，组织派他去长春、哈尔滨做地下工作。在哈尔滨，他寄住在我的义父左玉林(乐亭小黑坨人)家。义父左玉林是火车站搬运工，父亲和义父每天到火车站去搬运。当时日本鬼子侵华有很多物资要发要收，这样父亲趁发货送货就有机会进出日本人的兵营。

两年后,父亲完成任务回到乐亭,向组织汇报工作，听取他汇报的是一位叫石铁生的领导。

1944年，父亲被任命为乐亭城厢区派出所所长。由于父亲长期做公安工作，和一些人结了怨。1947年春，配合国民党进攻乐亭的是还乡团(“伙会”)，他们来村里抓捕父亲，可是父亲这时已经转移到路北遵化，还乡团捕了个空。一个叫肖立德(音)(城南韩坨人)的还乡团头目，举着手枪说，胡晓川押我了18天，抓住他我要枪毙他。但是他没有能抓住父亲。1947年冬，父亲带公安大队转移回到乐亭，抓住了肖立德，父亲对他没有留情，在村子东河冰上凿了一个洞，把他塞进冰窟窿里喂了鱼。阶级斗争就是这么你死我活的。在拙作《沉重的回忆》一书里有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长城窟下饮战马，渤海边上斩凶顽。1967 年，组织在审查我的入党问题时，曾到乐亭我的家乡调查我的家庭情况，带回来一份材料。材料写的是：胡晓川1947年被捕，叛变投敌。据说这个材料是一个民兵队长写的。我和组织申明：我父亲没有被捕过，也没有叛变投敌的事。后来经过组织进一步调查，否定了这份材料。

父亲一生大公无私。只举一个例子：他在城厢区派出所任所长期间，副所长刘xx(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口吃，我们叫他磕巴叔)，他和父亲工作配合得很好。1947年冬国民党21师郭会仓部进攻乐亭，磕巴叔被捕了，在严刑拷打之下他叛变了，不但供出好多我党机密，而且为了表现他的忠诚，他亲手对被捕的我党干部严刑拷打。后来，因为曾保护他的人易职，他在国民党内混不下去了，又带着一支左轮手枪跑出来投奔父亲。那天磕巴叔到了我家，父亲招待他吃过饭，和他一起走了。不久听说，磕巴叔被处决了。亲手处决他用菜刀砍死他的是看守所长杨维礼（乐亭大黑坨人）。这就是这个可耻叛徒的下场。磕巴叔被处决之后，磕巴叔家的阿姨曾来找过父亲，问为什么处决磕巴叔，还要求按烈属待遇。父亲给她解释，磕巴叔投敌叛变，罪行严重，家里也不能按烈属待遇。

父亲就是这样，为了党的事业，他铁面无私。但是，父亲也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对于应该保护的人，他也尽力去保护。1947年土改复查，小黑坨农会准备打死地主范印芝。父亲知道这个消息，立即从古河(公安局所在地)赶回小黑坨，和农会说，范印芝的问题由公安局处理，当晚父亲把范印芝带走了。父亲为什么要保护范印芝呢？是因为他救过县长刘志一。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从甘草坨追赶刘志一，刘志一情急之下逃到范印芝家，范印芝给刘志一换上长工的衣服，把他安顿在马棚里。日本鬼子赶到时，范印芝说，这是我家喂马的马伕，使刘县长躲过一劫。

父亲把范印芝关押在看守所。冬天到了，范印芝还光着脚，他和看守员说，让胡科长(父亲当时担任审讯科科长)给他送一双袜子。土改风暴过去了，父亲把范印芝放回小黑坨。在我上大学时范印芝还在世,他逢年过节都去看望父亲。

父亲时时关心着我的学习。那时我读书不多，小学的算术还一窍不通，父亲让我到监狱，让一个叫李则范的犯人教我数学。李则范是一位小学教师，国民党占领乐亭时作了教育科长。1951年镇反时被镇压。

李则范教我功课十分认真，我的数学基础也许就是在这时奠定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在他执行死刑的前一刻，我去看望了他。那一天在县立高大操场宣布他的罪行，他被看押在乐亭师范的传达室。我们见面他的第一句话说我长高了(那时我在乐亭师范读书，好久没有见他了)，接着说他想吃肉，看守的人给他买来一块猪头肉，他吃了一口放下了，看来他吃不下去。接着他说想喝酒，看守告诉他行刑前是不允许喝酒的，他叹了一口气，没有再提要求。罪行宣布完了，他被带出传达室，一辆马车在外面等着，他说，还坐车呀，这是我听到的他的最后一句话。刑场我没有去。据后来听说，下了马车，他自己走向刑场，他最后一句话是：面对面开枪。

那时我不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我只是对生命的消失感到惋惜。

父亲在审讯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一次他审讯一个女犯人，这个女犯人和她的奸夫合谋杀死她的丈夫。量刑时都同意两人判处死刑，但是父亲认为没有找到血衣和凶器等证据之前不能下判断。经过千辛万苦的侦查，终于在犯罪人的院子里槐树下挖出证据。

多年的公安工作，使父亲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一次审讯一个犯罪的逃兵，逃兵突然激动起来，掏出手榴弹要和父亲同归于尽，父亲没有退缩。这时窗外院子大槐树上一只乌鸦在叫，父亲掏出枪，枪响乌鸦落地。父亲对逃兵说：我要解决你很容易，但是你有父母老婆孩子，我不能这样做，逃兵终于放下手榴弹。

乐亭人给父亲取的外号是胡三太爷(胡仙)。多年前审讯科科员商树德(已故)和我女儿说，你爷爷会双手打枪。

父亲廉洁奉公，他在公安局工作十余年，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钱物。有一次有人给我家送来两条鱼，父亲下班回家问鱼是哪来的，母亲说是人送的，父亲让母亲把鱼给人家送回去，母亲哪知道送鱼的人在哪里，只好把鱼送到公安局的食堂。

1951年底，中央下达了“三反”“五反”的指示，父亲代表公安局到县委开会(那时公安局没设党委，只有党支部，父亲是支部书记)。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三反”“五反”的指示，并且指出各单位应该有多少“小老虎”和“大老虎”。父亲当场表示，我们公安局既没有“小老虎”，更没有“大老虎”。父亲的表态和不配合，自然让领导不满意。

不久，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开始了，父亲成了公安局的“老虎”。他不能回家，每天被批斗，过去的警卫员，现在是看押他的人，连上厕所都要有人跟随看管。同时我家也被抄。因为我家家徒四壁，别无长物，只抄走母亲赖以生存替人缝补衣物的一架缝纫机。母亲一再说，这不是父亲贪污的赃物，是土改分胜利果实时我家分得的。抄家人哪管这些，往日局里常到我家缝补衣服、喝酒(母亲兼卖白酒)的人，现在也气势汹汹。

父亲还有一个罪行是受贿了一辆自行车。可是我们家从来没有见过这辆自行车。事情原来是这样的：那个年代，公安局没有汽车，大家出差办事都是骑自行车。局里十多辆老旧的自行车经常坏，父亲让一个自行车行老板定时来修理，由财务付修理费。在“五反”中，这个车行老板被批斗，无奈他交代向父亲行贿了一辆自行车。父亲认为这种子虚乌有的事硬让他承认，他不服气，骂了批斗他的人，这样更激起众怒，把他归入不老实交代的一类。

在“三反”“五反”后期，县里举办了一次展览，缝纫机、自行车作为父亲的赃物展览。我们乐亭师范的同学参观了这个展览，一个同学和我说：“你们家有自行车，一直不和我们说，怕我们借吧！”

“三反”“五反”结束后，缝纫机退还给我家，那辆子虚乌有的自行车不知去向。

不久唐山地委组织部发来调令,父亲奉调到河北省磁山铁矿保卫科工作。十年间，为了保卫铁矿的安全，他做了很多工作。1966年4月，父亲病逝。

    (作者王传业，乐亭县汤家河镇钟庄村人，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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