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家进行旧屋改造，在清仓腾地时，决定扔掉那些收拾出来的破书旧报。不经意间，却在一个尘封多年的书箱子里翻到了一本小册子。由于年代久远，封面已经泛黄，下边已被虫蛀的残缺不全，残破的白皮红地上面写着“红色通讯员”字样，在破碎的一方还依稀看到《唐山劳动日报》的小字，时间是1973年3月。屈指算来，已整整过去了50多年，见到它顿时激起了我对一段往事的回忆。

1968年，在“文革”还未结束时我中止了学业，不能继续读书，高考也无望，回家务农。虽心存无奈，也只得面对现实。

由于爱好写作，回家就参加了村里的报导组。写黑板报、大批判发言稿、写一些村里好人好事报导材料。时间一长，总觉得写这些东西也没啥意思，自己写作水平也没啥长进，就萌生了写点小文章向报社投稿的想法，可是，又对自己能力抱有怀疑态度，想写又不敢动手，老是犹豫不决。可又不甘心，心想，不动手写，又没见报，怎能检验自己的水平呢？在那个年代，上级对宣传工作特别重视，公社报导组负责人经常到村里来对我们组织指导，并给写作爱好者予以鼓励。   

1973年中秋，大多农作物都陆续收到场里晾晒。有一天，场里负责人把晒干了的豆稞子进行碾压，当场里干活的人们正干到节股眼儿上，却天气突变，大雨倾盆，迫使人们急忙收场。雨过天晴，在地上留下了许多来不及打扫干净的豆粒，最多的是在那些牛蹄子脚印里，特别显眼。我队的二场头叫王树田，五十多岁，又是贫农代表，他扛活出身，思想纯洁，用当时时尚的话说就是从旧社会苦水里泡大的人，深知社会之甜来之不易，对集体的财产十分负责，从不含糊。只见他一手拎着小桶，一手拿着小棍，边剜边捡，我见后就问：“大叔，你把这些捡到一起也没多少，你捡这干啥？”而大叔却一本正经地说：“漫说是几斤几两，就是一个豆粒也不能轻易地糟蹋，春种秋收，又是肥、又是耪，出力流汗，多么不易才长出这些粒子呀？再说，满场的高粱、玉米、谷子等这么多的品种，这扔一点，那烂一把，合起来不是一笔大损失吗！来，你也捡吧！”我听完大叔的话很受感动，这时我突然想起，这不是我写稿的一个很好素材吗？当天晚上，我就在灯下提笔如实写下了这件小事，几经修改，第二天就将这篇小文投给了唐山劳动日报社。那时，投稿不花钱，只要写清地址，在右上角写明“稿件”就可以了。

因为是第一次投稿，所以稿件发出以后，天天到报纸的投送点看报，盼着有好消息到来。七天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我的心也就凉了下来。心想，看来咱还真的不是写文章的料呀！没成想第八天，就在《唐山劳动日报》第三版竟然登上了我的那篇“作品”，还把文章的题目改成了《颗粒归仓》。见到报纸上的文字，这真是让我欣喜若狂。一时间，乐得我仿佛变成了另一个自我，一种荣耀感、收获感油然而生。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半个月后，邮递员来到我家，给我送来一个邮包。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唐山劳动日报》编辑部邮来的东西，内有红色通讯员辅导册子5本，采访笔记本4本，还有鲁迅杂文1本。在那个年代，投稿是没有稿酬的，这就是对作者的回报与奖励，但是在我的心里边，钱不重要，只要能登我的作品我就是搭上一些钱也心甘情愿。

这些东西虽然不值几个钱，但是在我看来比钱都珍贵，特别是我父亲出生在旧社会，没有条件上学念书，一个大字不识，看到我能在报上出文章，又得了奖品，高兴地说：“书没白念，这些东西对你来讲比年终分红份量还大，照里边说的去做，就是啃土疙瘩也是道越走越宽，收获的是用钱买不到本领。”是的，我翻开红色通讯员辅导册子，里边很多都是我在写作时难以破解的未知答案。虽然每篇介绍都写满了毛主席语录和政治性很深的论述，但也清楚具体的写出了如何提高作者写作水平的原则和方法。记得在第六期中就介绍了新华社记者如何在北京郊区采访发现王国福“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到共产主义”的成稿过程。又在另一期中介绍了记者在河南兰考县深入基层采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经验，这些都让我大开眼界，深受启发，让我写起来有章可循，有物可鉴，有轨可乘。从那以后，我的劲头更足了，我的笔就是想停也停不下来了。

（作者崔益龄，乐亭县中堡镇安各庄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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