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岁月（1989.8—1991.7）

▪ 高中开学新气象

刚上初一的时候，总觉得校园里的高中生们都很成熟、很神秘。如今我上了高中，真没感觉到人本身有了什么变化，毕竟初三和高一之间只隔着一个暑假而已。不过我后来发现，高中老师和初中老师却是大有不同：高中老师绝大多数都有大学学历。另外从年龄分布上看，高中老师里面中年人比例更高些。

那个暑假真是无忧无虑，很快就过去。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从收音机里的评书连播节目中听金庸的《笑傲江湖》。我开始听的时候已经讲到令狐冲被囚禁在西湖孤山梅庄，每天想着怎么脱困。后来都开学了，这部小说还没播完。暑假里我还从收音机上学会了一首歌：“有一天我也会老，什么样我无法预料，如果那天来到，不要有太多烦恼……”。

然而夏天以来外面的世界却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甚至有些翻天覆地的改变。于是这个新学期，国内很多大学和高中都要求新生参加军训，借此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而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更是从这时起，要求新生在军校训练一年。乐亭一中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开展学生军训。

军训按说应该是高一新生参加，但鉴于上一届的学生比较散漫不羁，更应该被严格管教，因此开学后进行军训的是高二年级。尽管我们与军训擦肩而过，但学校各方面管理都比以前严格了很多。尤其是对宿舍楼的整治，更是有军事化管理的味道。

据说学校借鉴了兄弟县区中学的经验，每天晚上熄灯前后，安排体育老师来巡查男生宿舍楼。体育老师们大多强悍粗犷、冷面无情，能够震慑住那些调皮捣蛋不守纪律的学生。我亲眼见到对面宿舍某同学熄灯前几分钟吹笛子。值班体育老师听见笛声，疾步闯进，夺过笛子，咔嚓声中一脚踩断。据说还有人熄灯后洗脚，被值班老师发现后，连盆带水一起扔出窗外。

即便在如此铁腕管理之下，仍会有违反纪律的现象发生，而一旦被抓会被记录在案。学校还有个类似交通违章处罚的扣分制度，每种违纪会视其严重程度而被扣相应的分。我们宿舍那时就因熄灯后聊天被抓到过两次，每次被扣一分。

▪ 几位新同学

我被分在高一六班，班主任是教物理的王春兴老师。我们宿舍在一楼，121号，紧靠着西边楼门洞。宿舍里一共八人，我睡靠门的上铺。原本分在靠窗下铺，后来为方便当时脚有小疾的一位同学，和他换了一下。和我隔门相对床位上的孙宝安和安继粱两位同学，都属于开朗健谈那一类。入学的第一天，我们就一见如故地聊了好久。这两位来自同一所初中同一个班。他们给我讲过这个班的很多趣事。比如班里有个同学姓包，他们三人的姓连起来便是“孙包安”。再比如他们还曾有个同学姓阚（当年被写成闬），某个老师把他的名字“阚凱军”拆成“门干山豆几宝盖儿车”。后来我去了高三三班，居然和这个阚凯军成了同学，我还向他确认过这件事。他们还有个初中老师上课打比方时出现口误，把“假如我裤兜里装着十块钱”说成“假如我裤裆里装着十块钱”。

我下铺是郭峰同学。郭同学直爽、热情、人缘儿好、讲义气，俨然是我们班的江湖领袖。开学不久他就慷慨解囊，帮助班上一位家庭有些困难的同学。他还热心照顾宿舍里放秋假那几天患上皮肤病的两位兄弟。后来王老师安排我们两个同桌，原本应该是想让我在学习上帮助他。不过结果适得其反，我没帮上他的忙，他却让我涨了很多见识。我听他讲过县城里的各种奇闻异事，读过他的武侠小说，也吃过他很多零食。某天自习课上，他拿出一个子弹壳给我看。说那是小口径步枪的弹壳。他说二中射击队有这种枪，可以借来去周边野地里打鸡打兔子。夏天，他曾经挖蝉的幼虫（俗称“知了猴儿”），油炸后带到教室里让同学们品尝；冬天，则用教室里的炉子给大家烤过各种能吃的东西。

郭峰同学在班里有把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二，大家都叫他二哥。有段时间他们中午常在宿舍里打扑克，玩的是当时刚刚流行的“打杵儿”（乐亭话）。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杵儿”是黑桃A和梅花A，是最大的两张牌，其次才是大小王。我当时对此一窍不通，但见他们时而眉头紧蹙，时而欢声笑语，很是乐在其中的样子，不免心里痒痒。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于是满怀好奇地坐在旁边观战，边看边学。然后六兄弟中的老三臧华森说你上来打，我来教你。他说这样你学得更快。于是我来抓牌，他在背后指挥我打。一张张抓完牌后，我们两个都惊呆了。我拿着牌的手甚至因激动而颤抖。

我至今再没见过那么好的一把牌：黑桃A、梅花A、大王、小王，都被我摸到了。另外几张牌也很大。总之后来就是一打三，轻轻松松地就把另外三家赢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新手牌壮”现象。后来的三十年里我也多次打牌，但再没有过这么好的手气。2022年10月的同学聚会上，酒过三巡，眼花耳热后，大家意气素霓生。我问臧华森同学还记不记得当年那次教我打牌，他说还记得，说那次的牌实在太好了。臧同学是专业运动员，跟着王永红老师练短跑，好像还有跳远。他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运动会，当然也为我们班在校运会上拿过多个冠军。但多数人并不知道他当年数学学得也很好。我和他初三时就认识，曾一起参加过某个数学竞赛。

▪ 王春兴老师

从初中到高中，感觉身边的同学们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初中时每年级四个班，到了高中每年级八个班，而且每个班的人数也比初中时多十来个。初中同学大多是刻苦用功的做题家，而高中同学们明显地更为多元化，个性更丰富，有趣的人也多。各路豪杰聚在一起，熄灯后不聊天不唠嗑儿那是几乎不可能。现在回忆不起来我们宿舍那两次聊天被抓时的细节。只记得在班会上被班主任王老师批评，而且要每个人都讲一下对这个事情的认识。

我那时当班长，所以第一个上台作检讨，讲得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大概就是都怪我没有以身作则，以后一定改过自新。轮到郭峰同学发言时，他说大家不要只顾学习，中午和晚饭后应该尽量多回宿舍，这样要说的话白天就能说完，就不用熄灯之后再说了。他这话引起全班大笑。结果又遭到批评。王老师说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白天没事儿老往宿舍跑干什么。我们班男女生总共六七个宿舍，只有我们这个宿舍违纪被抓过，而且是连续被抓两次。尽管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事情，但还是很没面子。

王春兴老师那时还不到三十岁。我们是他在一中所带的第一个班。他对班主任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尽管我们给他惹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麻烦，但他始终对学生尽心尽力，对工作尽职尽责，而且能够在学校的管理框架内，尽可能地更灵活、更人性化。换言之就是在严格和宽松之间寻求一个折中、一个平衡。既强调纪律和作风，又不压抑个性发展。这可能是全中国的班主任们都棘手的难题。而王老师初次尝试，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注重培养学生们的集体观念，倡导互帮互助的团队精神。高一上学期，我们班获得学雷锋优秀班集体称号，还在全年级队列比赛中一举夺冠，在拔河比赛中也获得第二名。高二的上学期我们班去一中农场收割水稻，辛苦劳作长达一周，劳动成果和协作精神均获校领导好评。高三时王老师还破天荒地带全班去北戴河旅游，这在那些年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多年以后，很多同学还对那次北戴河之行念念不忘。

▪ 杨勇强同学

队列比赛和拔河比赛的成绩，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时的体育委员杨勇强同学。杨同学人如其名，性格刚毅，成熟干练。这个队列比赛就是把每个班的全体同学都拉出来，列队做稍息、立正、向左右转、齐步走、跑步走、立定等制式动作。赛前我们利用课余时间训练过多次，当时感觉和高二学生军训其实也差不多，只是少了射击。比赛那天，杨同学气场强大，威风八面，一出场就万众瞩目。在他的口令声中我们毫无悬念地拿下第一名。

一个月后的拔河比赛，更是彰显杨勇强出色的指挥能力和鼓动能力。震耳欲聋的号子声中，大家群情振奋、士气高涨、齐心合力、摧枯拉朽。有趣的是第一场拔河比赛我们获胜后，杨同学意犹未尽，他见旁边的兄弟班级（好像是高一四班）在练习时有些士气低落，喊得号子也不整齐，遂走过去主动请缨当他们的指挥，带他们演练战术。结果立竿见影，最后在他这个外援的指挥下，该班也拿下第一场胜利。欢呼声中，杨同学载誉归来，神气十足，脸上笑开了花。他后来跟我说四班原本喊的号子不科学，拔河不能喊“一二，一二”，而是要喊“一二三，一二三”，喊“一二”的时候站稳蓄力，喊“三”的时候发力。

杨勇强同学年龄稍大一些，对老电影尤其是战争片很熟悉。在后来的新年联欢晚会上他还表演了电影《英雄儿女》里面的深情朗诵，就是“我们的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那一段。可惜他后来转学离开了我们班。走之前的某天晚饭后，他和我在宿舍里进行了极其认真的长谈。他说你这个班长其实也就是学习好，对外也还行，但对内不够强硬，没什么手段。他还说班里已经是暗潮汹涌，有人在蠢蠢欲动搞分裂，你得小心，要能拿得起来。他给我详细分析了班里的“政治格局”，提到了很多名字，特别提醒我得拉拢几个能死心塌地跟我的。当时的场景宛如诸葛亮给刘备讲隆中之对，只不过那时我们还只有十几岁。可惜我当时志不在此，辜负了他对我的好心建议，而且也实在不敢指望谁会对我死心塌地。

杨同学说的这个“对外也还行”，应该主要是指我们同某语文老师的对抗。这位老师从教我们的第一节课《廉颇蔺相如列传》起，就暴露出教学能力严重缺失的问题，闹出不少笑话。记得孙宝安同学还为此编了个顺口溜。后来讲课时出错越来越多，期中考试前还把考题透露给大家，颇有误人子弟之嫌疑。我们年轻气盛，少不更事，也没向学校认真反映，而是用一些很幼稚的方式表达不满。比如语文课上我们一些男生有时故意窃窃私语、谈天说地。有时我上课甚至故意迟到，这样就不用喊起立。现在想来这些行为真是意气用事，甚至有些愚蠢。而且我们少数人的这种抗争，其实对于多数只想安安静静听课的同学们而言，未必是好事情。为此教务处领导找过我，王老师更是和我谈过好几次。后来这件事被以讹传讹，越传越厉害。2022年10月，我回一中看望老师们时，一位当年的校领导还提及此事。他说我那时发现语文考题被老师泄露过之后，当场就把考卷撕了。这个撕考卷是绝对没有过的事情，但当年那件事情的确是我们太不成熟、方式欠妥。 

▪ 张彦云老师、王洪江同学

大家当年对这位语文老师有意见，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和另一个老师的强烈对比。刚开学时，一中名师张彦云老师给我们代了一节语文课，讲的就是这个《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前半部分，那真是绘声绘色、妙趣横生、循循善诱、精彩绝伦。一节课眨眼间结束，大家听得如痴如醉，犹在梦中。这就好像一个食不果腹的人，刚刚饱餐了饕餮盛宴却不敢相信一样。李学华同学后来有一次写作文，记述的就是这一堂生动的语文课。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后面这位老师的水平和张老师形成巨大反差，宛如从天堂到地狱。后来教务处领导找我谈话时，我把这些来龙去脉也都讲了。也许是我的反馈起了作用，也许纯属巧合，后来语文老师做了调整，来接替的真的就是张彦云老师。

张彦云老师那时五十岁左右，讲普通话，短发很精神，常穿一些有格子的上衣。她讲的好些课我至今都还记得，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当时她饱含深情地读了课文最后几段，然后讲为什么“原来如此”后面要用惊叹号加省略号，为什么“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这句话作者写了两遍。张老师讲课水平高，性格爽直，颇有个性，偶尔也对我们发脾气。有一次我们班某个考试没考好，她说你们以前说是老师讲得不行，现在换了老师怎么还考不好。

张老师对我一直挺关心。高二下学期刚开学的某个早自习上，我问了她一个现在回忆不起来的问题，她很惊讶说你怎么连这个都搞不清楚。然后把我叫到教室外，面带失望地说你怎么搞的，都说你今年要高考，你到底还考不考了。她还说年轻人光有热情是不行的。我很尴尬，真是无言以对，至今想不起来我当时怎么回答的这个考还是不考的问题。当然后来还是考了。我那年高考应该说是没有压力的。如果非要说有点儿压力，那应该就是来自这个我一直很尊敬的张老师。好在后来高考语文发挥不错，分数居然比数学还要高几分。

张老师上课喜欢让学生朗读课文。每到这时候她最喜欢叫的是王洪江同学。王同学很爱笑，浓眉大眼，五官端正，个子不太高，但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他读课文的特点，仅仅用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来形容已经远远不够了。他那抑扬顿挫的朗读，既饱含着对文章的独特理解，又赋予了文字新的生命，同时也展示了他的热情和融入感。我那时就觉得这个同学很不寻常，属于神华内敛、偶露峥嵘那一类。高中毕业后再也没见过王同学。去年突然得知他现在的身份是诗人，并见到他发表的一些新诗作品。我第一反应就是当年确实没看错他。

那时王诗人的座位离我挺近，有时我们也闲聊一会儿。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初二时认识的社会人士王某某。这人和王诗人的名字只差一个字，而且他们两个都住在西河漕。所以我的直觉就是这两人说不定是亲兄弟。于是，我问起此人，王诗人说那是他堂哥，还很惊讶地说你们怎么会认识。其实我上高中后，他堂哥到一中来得少了。大概因为学校加强了校园管理，尤其是针对所谓社会青年采取了一些针对措施。比起初中来，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管得更严，连学生食堂（那时叫大饭厅）也不例外。一日三餐都有多名老师值班，来维持学生们排队打饭的秩序。

▪ 食堂抗议事件、打扫大饭厅

高一上学期某天，发生了一次学生食堂抗议事件。其实一中食堂有些饭菜还挺好吃，比如很多人怀念的大包子，几乎是从来没让人失望过。我多年来一直惊叹那包子怎么做得那么好吃。尤其是后来我学会烧饭做菜后，更是很好奇当年一中包子馅儿的配方。但高一那年，有一段时间食堂饭菜确实有些质量问题。当时吃的最多的是秫米饭或者馒头，以及三两种每天轮换的简单炒菜。秫米饭应该属于粗粮，又硬又干，而且里面还常有沙子石屑，被学生们戏称为“枪砂”。馒头时常会发黄，一股碱面儿味道。炒菜也是清汁寡味，没什么油水。

学生抗议的那天，午饭好像就是秫米饭和炒白菜。那时的炒白菜其实不仅仅是白菜，也有些粉丝和肉。但肉不仅很少，而且都是那种看上去很不舒服的肥肉片，常常还炒不透，也就是里面的油脂没有煎出来，还是白白硬硬的。这样不仅不好吃，而且也不太健康。那一天就是因为实在太难吃，导致群体情绪爆发。几百名学生在饭厅里敲盆打碗表示抗议。后来很多学生干脆把饭菜倒在饭桌上或者泼在地上。饭厅里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当天下午，学校让班主任和班干部们去看看这触目惊心的场景，去受受震撼，然后再召开班会对学生进行作风整顿和珍惜粮食教育。不过王春兴老师一到现场就说这饭菜看上去确实太差劲了，也难怪学生们抗议。这次群体事件其实挺严重，我在一中的五年里也只经历了这一次。

那个学期校团委倡导学雷锋学赖宁活动。每个班不仅要学习讨论，还要有行动。当时我想如果只是找几个同学做做好事应付差事的话，也没多大意思，最好做一件全班同学都能参与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后来突然想到去打扫学生食堂，也就是那个大饭厅。饭厅原本地上就有很多泥垢油渍，前几天被学生泼洒饭菜后又多一层油腻，又脏又滑，确实应该彻底清扫一番。班主任以及政教处老师们也都觉得可行。

那天应该是周六的下午，我们前往大饭厅开始清扫。真干起来才发现我们准备不充分，那些油污太难清理掉。尽管每天食堂都有人打扫卫生，但都是表面清扫，最多用水冲洗一下。污垢根本除不掉，日积月累就成了顽疾。那时没有如今各种高级的油污清洁剂，只能用各种土办法。后来好像是政教处的张荣杰老师说你们得用锯末子，说锯末受潮后可以吸油，能去除污渍。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尽快找到锯末。但学校后勤和校办工厂都没有。我心里一凉，真后悔没提前把这个搞清楚。不过后勤一个老师说城西南河边某处有个木材加工厂，可以去那边找找看。于是我和三个同学风风火火的骑车前往。

那时没有地图导航，也没有手机与工厂和学校联系。心里完全没底。只能使劲蹬车，多次问路，几经周折后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但这里的锯末刚刚被人收走，我们千搜万刮也只弄到一点点儿。里面的工作人员说往南不远处还有两家加工木料的地方，还很详细地告诉了我们路线。我们重燃希望继续寻找。后来终于从这两处弄到了锯末，而且我们讲清原委后人家很热情，给了我们好几大袋子。那时离食堂开饭已经只剩一个多小时，于是我们急急忙忙往回赶。终于骑车满载而归时，我心里突然有了唐僧四人你挑着担，我牵着马，从西天取经回来的那种感觉。虽说没有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但毕竟去之前心里完全没底。

有了锯末，清扫就很顺利了。饭厅地面被水冲刷后，再撒上锯末并使劲拖刮，油污泥垢和脏水都粘附在锯末上被带走。这样不仅干干净净，而且原本的难闻气味儿也消失，走上去也不滑了。看着洁净干爽的地面，想想过一会儿千百名同学们就要进来用餐，真是有一种很光荣的成就感。也许这就是助人为乐中的乐吧，而当全班同学一起认真做一件善事时，这种快乐就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 周光寅校长

这一年的十月份，我们全班同学还乘坐大卡车去几十里之外的一中农场去帮忙收割水稻，一大早出发，傍晚收工回来。记得到达农场后最先看到的不是一望无际的稻田，而是农场工人不知从哪里抓到的一大堆泥鳅。我当时想这么多泥鳅会不会中午给我们吃，后来发现我想多了。割稻时大家很兴奋，尤其是以前没怎么干过农活的同学们。

这次劳动由周光寅副校长带队，他说这是你们的劳动课，学校大老远地把你们拉到这里来干活，不是要省几个雇成年劳动力的钱，而是让你们体会一下劳动的艰辛，也学一些劳动技能。我上初中时就对周校长印象深刻，尤其是他开会讲话时语重心长、娓娓道来的风格。他主管学校教学工作十几年，可谓代表着一中最辉煌的时代。高考升学率多年蝉联唐山各县区中学冠军的奇迹，就是这时期创造的。

从农场劳动回来不久，周校长召集我们高一和高二两个年级的全体同学开会，讲了很多放眼未来、激励士气的话。比如他说一中这些年高考升学率始终名列前茅，现在的高三年级明年高考应该也没问题，但高二年级自由散漫、素质参差不齐，将来高考能否继续领先，学校目前还没有把握，大家必须有危机感、加倍努力。他说高一的同学们也要未雨绸缪，早下功夫。他还说高一年级的师资力量很雄厚，比如两个化学老师（魏淑霞和周凤艳）水平都很高。

▪ 魏淑霞老师

教我们班化学课的就是周校长那次开大会提到的魏淑霞老师，魏老师课讲得好，概念清晰，条理分明，重点突出，滴水不漏，挑不出任何毛病。她人也颇严厉，神情凛然，气场强大，谈吐麻利，目光敏锐，似乎能洞察一切。我们班同学中，惧怕班主任的恐怕远远没有惧怕魏老师的人多。我总觉得她和初中李玉敏老师风格类似，都是讲课讲得好、要求很严格那种。记得第一次化学课讲的是摩尔的概念，所以那天后我们班好多同学背地里称呼魏老师为“摩尔老师”。魏老师当时是高一八班的班主任，不过八班教室在后面一排，离得挺远。所以我和八班同学一直不熟，只认识屈指可数的几个。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已是高二上学期。当时要准备全国物理竞赛和数学竞赛。这种竞赛都是高三学生参加的，但物理教研组和数学教研组的老师们都想让我先锻炼锻炼，提前一年先去感受一下，为将来高三时参赛积累经验。我至今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会有这种默契，想到了一起。为准备这两个竞赛，就需要在两三个月内把高中的物理、代数和解析几何都尽快学完，还要做大量的难题怪题。当时真是忙，每天学这个学那个。而且我还当着班长，那两年因为学校对学生管得严，经常把班干部叫去开会，需要组织很多班级活动。因此好多门课的作业我要么敷衍了事、要么干脆就不写。

某次化学作业我有一道题做错了，魏老师打了个叉，还题了一个飘逸的行楷字：“改!”那道题挺麻烦，我当时正忙，心想改什么改。于是灵机一动把整页纸撕了下来，这样毁尸灭迹一了百了，省去不少时间。新一轮作业做完交上去几天后，作业本再次发下来，上面昭昭然题有同样飘逸的行楷书法：“上次的作业呢？”当天课堂上，魏老师疾言厉色地提到有同学态度不端正，不老老实实改作业，反而把做错的题撕掉。我掩面苦笑，心中长叹一声，只好把那道题重做了一遍。

▪ 史绍芬老师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代数作业上，而且也在那几天里。我记得当时代数课刚刚讲完复数的基本运算。有一道作业题好像是“证明复数的乘法运算也遵循交换律、结合律和分配律”。我当时觉得这题太无聊了，因此只回答了一句话，大概是“因为复数运算建立在其实部和虚部各自的实数运算基础之上，因此其乘法运算也遵循实数乘法的交换律、结合律和分配律”。这样回答纯属偷懒，而且逻辑上其实并不严谨。几天后作业本发下来，赫然被代数老师题了一行字：“你以后不用写作业了”。

代数老师叫史绍芬，其实我对她慕名已久。最初还是在我读初二之后的暑假，听我们村一个也在一中读书的学生说起她的名字。这个学生叫李兵，比我高两届。那个暑假据说他每天在村头初中的某间教室里学习。我很好奇他居然暑假也这么用功。有一天我和他表弟一起去探班，发现他在做一本代数习题集。我说你们高中生怎么这么忙。他说他上个月的期末考试代数考得很惨，并说代数老师叫史绍芬。我突然想起之前某一天在一中的办公楼的走廊里见过这个老师，当时就有同学说起她的名字。李兵说这个老师很聪明、也很厉害。

史老师的聪明后来我是领教过了，但没感觉她有多严厉。记忆中她唯一一次不太高兴，是某次课上她准备让学生回答问题。结果她刚把问题讲完，大家就哗啦啦地翻课本找答案。史老师秀眉一蹙说“又翻书，我一提问你们就先翻书，以后我不问你们了”。我还记得当时她穿一件淡黄绿色的短袖衬衣，短发很有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飒。史老师总是微微浅笑，眉目中透着聪明人那种气质。她每次上课前常常站在门口和给隔壁班上课的老师聊天。她还特别喜欢我们班的代数课代表杨锦菊同学，有一次和我说这个小丫头真好，踏踏实实、百里挑一。

我一直相信史老师回答学生问题根本不用过脑子。每次你刚把问题讲完，她就开始回答了，中间绝对不存在什么沉吟良久、思忖片刻，也没有什么略一迟疑、微微一怔。所以有时候和这样聪明的人打交道会受打击。因为你话还没讲完，甚至话还没出口，人家就知道你的意思。不管你问的问题在你自己看来多难，在对方眼里都是一样的简单。你心目中的五分难度、七分难度和十分难度，在人家眼里统统都是无差别的零分难度。很多事情，平常人累死累活却徒劳无功，高人则驾轻就熟、避实就虚、举重若轻、履险如夷，谈笑间大功告成。

我对史老师就是这样一种印象。每次问她问题，她要么马上开口回答，要么马上刷刷刷开始写。唯一一次例外是有一次晚自习上，我问她如何推导那个斐波那契数列的通项公式。这在当时已经是远远超出大纲范围的东西了，我自己想了一节课也没能推导出来。史老师说这个讲起来有些麻烦，三两句讲不完。她说她回去写一下明天给我。第二天上课前她翩然而至，给我两页纸。事了拂衣去，没说一句话。

▪ 阚长存老师

史老师的爱人是同样教代数的阚长存老师。阚老师谈吐幽默，风姿潇洒，那时好像还留着小胡子。所以我总觉得他戴上军帽演刁德一的话应该很合适。阚老师擅长乐器，多次为学校的文艺演出伴奏。我在初中和高中都参加了学生合唱团。每次有活动时，常常见到阚老师叼着烟提着二胡匆匆赶来。好像还见他拉过手风琴，但这个不是很确定。

当时常来伴奏的还有一个高一七班的外地寄读小帅哥，叫徐建华。现在想来他有些像小虎队里的小帅虎陈志朋，或者刚出道时的张国荣、陈百强那种形象。他讲普通话，多才多艺，能歌善舞，会多种乐器。除了伴奏，他自己也登台表演，比如吉他弹唱。高一那年学校新年联欢晚会上，徐同学演唱了一首《祖国赞美诗》。我感觉他比当时电视上那些扯着嗓子喊的“西北风”歌星们唱得还要好。多年以后，每次想到万物生长、生机勃勃的场面，耳边都仿佛想起他唱的那句歌词“树要吐绿，草要发芽，古莲也要开花”。崔健著名的《假行僧》，也就是这些年王健林爱唱的那首“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最早就是听徐同学在宿舍楼的楼道里自弹自唱的。三年之后我才听到崔健本人唱的那个版本。

记得某次排练间隙，阚老师心情大好，逸兴焕发，即兴演奏了当时很流行的号召大家早起锻炼的歌曲《清晨》，记得歌词第一句是“清早听到公鸡叫喔噢”。当时徐同学用架子鼓给他打节奏。二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好像合作多年的老搭档那样配合默契，十分精彩。只见阚老师神闲气定，双目微睁，左手切弦上下跳跃，右手运弓横向舞动，身随琴晃，琴随意行，俨然已是人琴合一、物我两忘。我当时看得入迷，也颇有些感慨。既佩服他们的技艺，也羡慕他们的境界，觉得真应该过他们这样多彩的生活，而不是当一个只会做题和考试的书呆子。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阚老师演奏的这首歌来自台湾，最早居然是费玉清唱的。歌词作者是当年的民歌代表人物赵树海。他的儿子是当今的台湾艺人赵又廷，儿媳是著名的大陆明星高圆圆。

我和阚老师真正认识，还是在我后来每天去计算机房编程的时候。高一上学期我们有计算机课。教这门课的康才林老师刚刚二十出头，可谓全校最年轻有为的教师。当时学的是BASIC编程语言，每隔一两周有一次上机课。计算机房在办公楼东南角的二楼。康老师教八个班的课，不过后来就只教我一个人，因此我一直觉得很幸运有机会跟他进一步学习。

后来康老师给我报名了唐山市中学生计算机编程竞赛。于是我每天中午，以及晚饭后到晚自习前这两大块课余时间，都来计算机房学习编程，为这个竞赛做准备。那时确实学得很深入，不仅学了编程语言，还学了属于大学课程的算法和数据结构，比如递归算法、排序算法、堆栈、二叉树等等。计算机房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于是我后来几乎是只要有可能，能来则来。不仅来编程，也在这里看书、写作业甚至听音乐。其实这种行为很不合适，也给康老师添了很多麻烦，但我那时就是书呆子一个，完全不懂这些人情世故。

那时阚长存老师偶尔会来机房打游戏，慢慢地也就和他熟了。当时的几个电脑游戏现在想来很简单粗糙，比如贪吃蛇，吃豆人等等。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游戏叫“抓小偷”。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游戏原名是Lode Runner，一般翻译成淘金者，是当年一个美国大学生业余时间设计的。这个游戏的主体画面是一个两维的多层迷宫。每一层是砖墙结构。墙与墙之间有梯子或者横杆相连，如果墙体中空，还可以跳到下一层。墙上面随机放有一些方形金块。有一个小偷，三个警察。玩家当然是扮演小偷，其目的是拿走所有金块，同时还不能被警察抓住。小偷有一项技能是挖洞，也就是挖个陷阱把跑过来的警察埋掉，然后可以从陷阱上面越过。如果成功拿到所有金块，屏幕上方就会出现一个天梯，爬上去就进入了下一关。当时的版本一共好像是二十几关，越往后难度越大，最后一关更是危险重重、九死一生。这个游戏还有一两个bug可以被玩家利用，比如有一关里面小偷可以佯动几下，这时三个警察会卡在一个角落里出不来。那时的游戏不能保存进程，一旦失败就只能从第一关重新开始。

这个游戏阚老师玩过多次，每次都是创业未半中道崩殂。但他屡败屡战，隔三岔五就端个水杯来机房，和三个警察斗智斗勇。终于有一天他发挥神勇，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竟然打到了最后一关。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阚老师喜笑颜开，踌躇满志。他喝了口水，揉了揉眼睛，舒展了一下肩膀，活动了几下手腕，准备迎接终极大战。

这时在旁边观战的我做了一件平生最愚蠢，用乐亭话讲“最没眼力见儿”的一件事情。我知道最后一关那是刀光剑影、险象环生，第一次的话肯定打不过去。想着阚老师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一会儿遭遇失败的话真是有些不忍。于是我说阚老师这一关太难，要不我帮您打吧，您可以看一下怎么打能过关，以后您自己再打就顺利了。阚老师一怔，随即表现出了为人师表的涵养和气度，他笑着说好吧那你来。

于是灾难就发生了。我接手后没一会儿，小偷就被抓，三个警察欢呼雀跃，屏幕闪烁着GAME OVER。那一瞬间，我悲从中来，万念俱灰，仿佛到了世界末日。我满脸尴尬，不知所云。阚老师笑着说没事我从头再来。但他越客气、我就越难堪，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自那以后我一见他就心虚，感觉再也抬不起头来。

多年来我一直反思这事，不断为我的低情商懊悔不已。失败其实也是游戏乐趣的一部分，是玩家成长的必经之路。而我当年就这么自作聪明，活生生地剥夺了阚老师挑战最后一关的美妙体验和终极乐趣，而且最后我自己也没打过。

▪ 告别晚会

其实我当班长的那三个学期也是类似，做过多次自以为是，但费力不讨好的事。记得某天我和王春兴魏淑霞两位老师聊天。王老师说我当班长最大的优势就是不用担心影响学习，而其他班的班长们可能都有这种顾虑。现在想来也仅此而已。很多当时做的事情，回头再看真是昏招频出。

比如有一次班里某位女同学说要转学，我知道后两天内就组织了一个告别晚会。全班同学们用各种节目为她送行，有独唱、合唱、诗朗诵，还有写赠言送礼物等环节。我提前找好了几位同学，来表演一系列开场节目烘托气氛，后面的节目都是大家即兴发挥，但效果很好，完全没有出现冷场之类的尴尬场面。印象最深的节目是这女生所在宿舍同学们的合唱《送别》，就是那首李叔同作词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后来大家还搞了猜谜语、智力题之类的小节目，比如我记得臧春石同学出的题是“王老师家电视机显像管的三原色中，除了蓝和红，还有一种颜色是什么”。晚会最后大家还一起对这位要走的同学讲祝福的话。同学们都很感伤，依依惜别、难舍难分，有几位同学还潸然泪下，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

不过几天后传来好消息，这位同学不走了，继续和大家朝夕相处。闻听此言我瞠目结舌，一脸苦笑，用陈百强的歌词来形容就是“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半年后又有同学说打算转学，王老师匆匆赶来，很认真地跟我说这次一定要问清楚到底走不走，先别急急忙忙搞告别晚会了。

▪ 康才林老师

当年一中的计算机课现在想来简直是个奇迹。后来我上北大后，全班同学中大概只有两三个在中学里学过计算机编程。而乐亭一中当年居然有高一的计算机课，有计算机兴趣小组，还有当时放眼全国都很先进的计算机房。里面装修豪华，有十来台苹果II型电脑，有冷热空调，有打印机，有地板革，有吸尘器。这都是当年学校实力和自信的体现。1988年全市中学生运动会在乐亭一中召开，康老师主动请缨，不惧压力，带领兴趣小组的几个学生，用计算机来对所有比赛项目进行成绩收集统计和名次打印发布。最终不辱使命，圆满完成，是那一届运动会的最大亮点，开创了唐山市的先河。而当时康老师只有二十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到了我们这一届，这个计算机兴趣小组只有我一个学生。时间一长，慢慢地就不仅向康老师学习编程，也常常在计算机房里和他聊天。起初是聊电脑，聊学习，慢慢地也聊天文地理、三教九流、风花雪月、柴米油盐，简直无话不谈。康老师博古通今，见多识广，常常两三句话就让我豁然贯通，茅塞顿开。他口才也好，不仅出口成章、旁征博引，而且讲究起承转合、收放自如，尤其擅长打比方、讲故事。我至今还记得他给我讲过的许多故事，比如他讲一个外国人擅长记人的名字，即使只见过一面的人的生僻名字也能记得清清楚楚。康老师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优点，这能让别人感觉到被尊重。这个故事好像是来自他那时候常读的《卡耐基人生哲学丛书》。他还讲过一个研究金属疲劳的材料学专家的故事，讲过精明的日本企业家商战的故事，讲过当时刚刚出现不久的计算机病毒的故事，当然还有他自己上学和工作中的一些故事……等等。

古人云：与高人相处时“若临秋水，如沐春风”。而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从康老师那里不仅学到了编程，也长了见识，见了世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真是觉得妙不可言，也对未来充满憧憬。这种感觉有些像歌词里写的：“日出在印象的港口来回，光线唤醒了睡着的花叶，草地正为一场小雨欢悦，我们彼此深爱这个世界”。

康老师当时还常常为一些计算机专业期刊写文章。印象最深的是某天在一本《计算机教与学》上看到一篇名为《假列目录巧加密》的文章，其内容和他之前跟我提到过的加密技巧一模一样，也就是把通常的目录内容显示命令进行修改，让它显示一个假的列表出来。我很惊讶，把文章拿给他看。还感慨了一句真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你的思路居然被别人窃取了还发了文章。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你看看作者是谁？我这才发现文章标题下面赫然印着“康才林”。

康老师那时住在宿舍楼前面的平房教工宿舍，靠门洞西边那一间。宿舍里还有个煤气罐，记得还在他那里吃过一次面条（乐亭话叫“汤”）。康老师兴趣广泛，尤其喜欢音乐。他宿舍里有一把当年很经典的红棉吉他。我曾看他弹过《爱的罗曼斯》和《彝族舞曲》的片段。计算机房里面还有个录音机。他有一次去唐山买计算机书籍，顺便买了一盘古典吉他曲的磁带。演奏者名叫尼古拉•德安捷罗斯。里面好多曲子现在还记得，比如《鸽子》《我的太阳》《苏塔娜美拉》《花》等。而印象最深的是《镜中的安娜》。当年我们还讨论过这个曲子结尾传递出的一些微妙感觉。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其原本的法语名字叫Quelques Notes Pour Anna，大概就是“写给安娜的短笺”的意思，实在不知为何被翻译成了“镜中的安娜”。

不过那时听的最多的音乐，还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专辑《命运》。这盘磁带被我翻来覆去地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以至于音质变差。后来我去史绍芬老师家把原版磁带借来翻录了一盘。高中毕业后我去了河南信阳，第一个周末就上街买了这位钢琴家的三盘磁带，也就是《命运》《水边的阿狄丽娜》和《星空》。当时见识短浅，觉得这就是高山仰止的顶级钢琴大师了。若干年后才发现其实钢琴五六级的学生就可以轻松弹奏他这些曲子，比如前两年那首很多短视频平台主播都爱弹的那首《梦中的婚礼》。可见这些年来社会确实在进步，人们的视野也越来越广。

当时还有小虎队的一盘磁带。里面好多歌都印象很深。比如《逍遥游》《星星宝贝》《今天看我》等。还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探险风筝》，歌词很符合当时我那种心态：“别让自己躲在盒子里/还有太多未来要经历/载着希望我就要起航/找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做一个探险的风筝/飞翔在高高的蓝天/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充满多少陌生新奇的脸……”。小虎队的歌那时风靡校园。记得某天中午，六兄弟中的老大，爱唱歌也擅长霹雳舞的李春平同学在宿舍里给大家放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我们连着听了好多遍，都快到上课时间才算作罢。

▪ 新年联欢晚会

高一上学期临近元旦，每个班都在筹备新年联欢晚会。那时娱乐方式有限，平常学习又忙，那年学校各方面管得又严，因此难得有这种全班一起开心快乐的机会。王春兴老师对此事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并拿出一笔巨额班费来搞这次活动。这个“巨额”是五十块还是六十块不记得了，但肯定是1989年那时候的一大笔钱，而且也远比其他班级的晚会预算要多。

我那几天很兴奋，每天谋划着这钱怎么花，该怎么搞才能效果好。那天我对康老师提及此事，征求他的意见。我说到时候得多买些吃的喝的，争取多搞几个小时，怎么也得半夜以后结束。康老师说那你就错了，要想效果最佳的话，最好是大家最开心，也就是晚会最高潮时结束，这样每个人都意犹未尽、没过足瘾，就会对以后的班级活动充满期待。否则那就是过犹不及、画蛇添足了。

我花了很长时间设计晚会开场的第一个节目。最后安排了十五名同学，每人依次演唱半首有节日气氛的歌，其中有一半是儿歌，因为儿歌最开心喜庆。还有一半是上个时代的老歌，这种反差也会增加些欢乐气息。班里其他同学对这个节目都毫不知情，这就有了很大的神秘感。而这十五个人的顺序也是保密的，每个人只知道自己前面的人是谁，这样在这小范围内也有了些悬念。大家都会好奇下一个人是谁。那几天我反复和每个人确认。确保能衔接无误，而且确保每个人都准备了歌词，还说能把歌词背下来最好。

晚会上这个开场节目挺成功。喜庆的节日气氛一下子就起来了。我发现这十五个人中每个人都准备得很充分，歌词都很熟。前后两人间的衔接也很顺畅。而每次歌手切换确实产生了很强的神秘感和欢乐效果。记得最为轰动的是郭峰同学唱的《娃哈哈》：“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这也印证了之前康老师跟我讲过的：每个人都有被重视欲，一旦得到重视那他肯定会有出色发挥。记得王春兴老师唱了一首军营歌曲《真是乐死人》。我按照康老师的建议来控制晚会的结束时间，果然大家犹未尽兴。散场后我们一帮同学往宿舍走时，一路欢声笑语，还有同学哼着歌儿。

记得这一年元旦到寒假那段时间好像特别冷。某个回家周，班里十几个同学几乎同时感冒，而且都很厉害。我也未能幸免，原本还没事，但返校那天突然症状爆发。后来硬撑着骑车离家，刚骑上不久就因为失去平衡感摔了下来，不得不第二天回学校。

放寒假前王春兴老师突发奇想，让每个同学寒假里都给他写封信，汇报一下寒假是如何过的。我记得我那封信写了诸如走亲访友、大吃大喝之类的人间烟火之事，还写了一句类似“在学校就不想着家，在家就不想着学校”的没心没肺的话。这句话后来被王老师多次引用。（未完待续）

（作者杨志涛，乐亭县汀流河镇大杨庄村人，私募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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