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 杨树旺老师、王恺老师

初一的时候我们还是延续小学习惯，把代数课称为数学课。但到了初二，因为有了几何课，所以代数课就只能回归本名，不再被称作数学课。教我们几何课的是杨树旺老师。杨老师也就二十出头，俊朗清秀，仪表堂堂、嗓音浑厚，中气十足，笑起来更是充满魅力。他讲课很出色，口才一流，逻辑清楚，在黑板上画各种几何图案也是精美绝伦。第一节几何课，杨老师说要学好几何并不容易，需要发挥想象力，是初中最难的课程，其难度也许只有物理能与之相比。他这话绝对是有道理的。后面几年看过一些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题目，每次都有一两道平面几何题，具备初中几何知识就完全能够看懂题目，当然能否轻松做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几十年后回头再看，杨老师应该是那种追求完美的人。不仅教学工作精益求精，而且举止沉稳成熟，衣着时尚得体、就连发型也一丝不苟。我当了三年数学课代表。无数次出入初中数学教研室，见过他不知多少次。那时真是好奇，曾经从各个角度悄悄观察过他的头发，那绝对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从任何方向都好看、风吹雨打都不乱的立体版型，让人叹为观止。初中毕业后，我再也没见过杨老师，最想知道的就是他现在的发型是什么样子。

教物理的是刚刚大学毕业的王恺老师。王老师浓眉大眼，棱角分明，一口好听的普通话不急不慢，听着很舒服。第一节物理课上，他给我们讲了欧洲某支队伍整齐步伐过桥，不幸因共振导致大桥倒塌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是和相对运动有关，讲的是二战时一个飞行员驾机飞行时，居然用手抓住了空中的一颗子弹。王恺老师几乎总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常让我想起辛弃疾的词句“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而他的眼神中更是充满了真诚，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包容和信赖。多年以后回想起来，王老师是那种很纯粹的人，其言行举止完全没有心机，完全没有油腻感，完全没有鸡零狗碎的圆滑世故。

有一次，王老师鼓励我写篇文章给某个中学生物理刊物投稿。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闭门造车好几天，总算憋出了一篇。还记得标题是《一道习题的启示》，内容是把一道和浮力有关的物理题推而广之，找出一个能解这一大类问题的思路。但想法比较粗糙，也有明显局限性。王老师说我给你改改，看会不会有所提高。经他一番修改，这篇文章立马野鸡变天鹅、单车变摩托，确实突破了原来的局限，成为很管用的解题规律。不过文章投出后石沉大海，未能发表。几个月后，学校号召每个教研室出一期室外黑板报，王老师找到我说，要不就用你那篇文章吧。于是我人生第一篇学术文章就此诞生，发表在了乐亭一中某教室外面正对着一排白杨树的黑板上。记得当时生物组的两位老师也在隔壁写黑板报，还特地请来教美术的关继来老师给他们写了四个美术字“生物园地”。当时我还猜想能把他请过来应该是动用了邱老师的关系。

王恺老师和杨树旺老师分别是三班和四班的班主任。两个班的气氛比较宽松活泼，这和一班二班铁腕治国、强权整军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那时每到元旦，各班都搞新年联欢。还记得我们扒着窗户去看三班的晚会。王老师与民同乐，当场展示才艺，唱了一首费翔的《海角天涯》和刘文正的《飞行船》。20多年后的某一天，我在纽约看到一则新闻，说费翔和刘文正是亲密好友，而且在纽约寓居。当时一下子想到了初二那年，王恺老师唱这两个人的歌曲之情景。杨树旺老师后来也来串门出席三班的晚会，还讲了一个古代差役抓人的笑话。

那一年学校的新年联欢晚会上，杨树旺老师还和他们班的汪立壮同学表演了马季赵炎说过的一段相声，大概就是用谐音梗把世界地名连起来，讲一个搞笑的故事，比如说他有四个哥哥分别是摩洛哥、摩纳哥、墨西哥、芝加哥，还有个弟弟叫拉瓦尔品第，等等。那次晚会初二四班的几个女生表演现代舞，就是介于当年的迪斯科和霹雳舞之间的比较随性奔放的舞蹈。她们在舞台上穿着当时流行的蝙蝠衫，还有牛仔裤。但那个年代，牛仔裤是稀缺资源。一个班未必能有一两条。演出前，杨树旺老师多方打探，得知我们班赵红涛同学有牛仔裤，于是他为此亲自到我们班来借。

▪ 赵红涛同学

赵红涛同学坐我前面一排，是我们班最早穿牛仔裤的几位先行者之一。还记得初中开学后第二天，我们刚上完人生第一节早自习。铃声响后应该去食堂吃饭，但当时谁也没动，可能都不太好意思。我和赵同学互相使了个眼色，就一起拿着饭盆出了门。估计当时别的同学肯定都觉得我们两个是二愣子。赵同学钢笔字写得好。初二下半年，学校号召每个班给老山前线的战士们写封问候信。我们班那封信就是由本班第一作家韩雅婷同学起草，再由第一书法家赵红涛同学誊写寄出。

赵红涛同学还有一大优点是口风极严、保密意识极强。多年后他娶了我高一那个班的付同学。但这么大的事情他却从没和我提过。有一年他来我家做客，我们多年不见，谈笑甚欢，张家长李家短地聊了好久，居然他也没说这事。又过了两年，某次高中同学聚会后，付同学告诉了我这个天大的秘密。当时我惊讶得眼前一黑，感觉自己像白痴一样，被这个世界欺瞒了20年。

记得我和赵红涛同学曾经多次一起去看学校篮球队训练。那时，一中篮球队水平很高，好像在省级比赛中拿过名次。篮球队有个绰号叫“大手儿”的运动员，应该是高二或高三的学生。他球技很高，人长得精神，也很有个性，并非那种五大三粗型。有几次看他们训练扣篮，先助跑，然后从一个木制的弹跳板上起跳，像飞人一样潇洒地把球扣入篮筐。每次这种训练都有很多同学围观，人头攒动，兴高采烈。围观的人越多，运动员们越兴奋、越能有精彩表现。我们班也有三个体育生。印象比较深的是打篮球的王敏杰同学。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在饭厅里站着吃晚饭，亲眼见他谈笑间四个馒头全吃下去。我后来走南闯北，各种奇人异人见了不少，但如此饭量者再也没见过。

▪ 赵书国老师

记得那两年，学校各年级都有一些多才多艺的高人。比如有个高中女生特别擅长演讲，那真是伶牙俐齿、口若悬河、妙语连珠、语惊四座，能把枯燥的话题讲得特别精彩。还记得高三年级纪国英老师那个班，一个叫赵增仁的男生，擅长主持节目，简直有央视主持人风范。至于能歌擅舞以及精通各种体育项目的同学那就更多了。当时的学生会很活跃，经常组织各种活动。学生会成员多数是高二学生，其中颇有几位精力充沛、做事积极、能力出众。他们宛如学生中的明星，全校都闻名。那时的校园生活可谓五彩缤纷，百花齐放。学生们可以参加一些兴趣小组，有很多资源来增长见识，提升格局，发展个性。这些都是学校实力的体现。那时应该是乐亭一中的巅峰时期，不仅高考成绩多年蝉联全市第一，而且音乐、体育、美术还有历史、地理等这些升学考试根本不考的学科，师资力量也很雄厚。

教我们初二历史和地理的分别是赵书国和孟凡志两位老师。二人年龄相仿，都是五十来岁，也都是睿智儒雅型。原本给我们上历史课的是岳金枝老师，大约两周之后，赵老师来听课，那一课讲的是鸦片战争后，广东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军。快下课时，他先走了。然后岳老师说，刚才后面坐的是“敬爱的赵老师”（原话），以后就是他来给你们上课。

赵老师上课讲普通话，身材高挑，眼神中透着冷静，是很典型的学者形象。他有时会面带微笑，有时也会不怒而威；讲话嗓门不太高，但声音很脆、很实，能传的很远。属于舞台表演艺术中所谓“台词功力深厚”的那一类。也就是如今郭德纲常说的，不管观众离舞台有多远，都能让他们听的清清楚楚。一两年后的某一天，我们班在上自习，当时教室里很安静。突然从几十米外的后排教室中传来赵老师讲课的声音。讲的内容我还记得，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三个师的人员编制之类的。

还记得有一次讲到太平天国后期李秀成的命运。课本上说李秀成投降后被害，我举手说以前看过一本书写李秀成是英雄，是慷慨就义的。赵老师说原本史学家们曾认定他是诈降，但后来毛主席一锤定音，亲自判定他是投降、是变节。说他给曾国藩写的自述已是白纸黑字不容置疑。印象更深的是某次课上，有同学在下面看《鲁迅全集》。赵老师发现后把他的书没收了，快下课时又把书给了他。赵老师说，这书还是给你吧，图书馆这么漂亮的书，我要是没收了，你赔得起吗？想看懂鲁迅的作品，也需要点儿历史知识啊。赵老师女儿也在我们班。有一天她说我的名字还上了他爸爸的书，让我受宠若惊。

最后一次见到赵老师是在1991年，高考后估分报志愿那天。他也来辅导文科生。见到我他很高兴，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可能还不错吧。当时好像是下午，蝉鸣阵阵，人来人往。我们站在校园中间的大路旁聊了好久。七月的风吹过，树叶婆娑，光影浮动，赵老师一直在微笑着。

▪ 孟凡志老师

地理老师孟凡志和我妈妈是老乡，用乐亭话来讲是“前后俩庄儿”。孟老师爱笑，简直是不笑不开口。他讲课也是用纯正的乐亭话，风趣亲切。记得讲到东南亚的咖啡时，他问同学们喝过咖啡没有，大家都说没有。他说他也没喝过，但听说咖啡不好喝，像“糊嘎渣儿”（乐亭话：烧焦的锅巴）的味道。孟老师有时会讲他年轻时的事情。比如有一次讲日本和苏联的争议领土北方四岛，他说他上学那时中苏关系很好，连地图也是亲苏的，北方四岛在当时地图上被直接标成苏联领土。

孟老师讲课很生动，课堂气氛一直很活跃。但他犹嫌不够，于是有一次他准备了很多奖品来搞地理知识竞赛。他让学生们自己出题，把题目写在纸条上，然后同学们随机抽题回答，以此来调动学习积极性。有一天的晚自习，他还破例带我们几个同学去办公室玩。他说可惜没什么吃的招待大家，然后和我们闲聊了好久。孟老师一直喜欢在课间和同学们聊天，常能听到他开朗的笑声。有一次我问他了一个什么问题，他花了很长时间很详细认真地回答，后来上课时他又把这个问题给同学们讲了一遍，还说这是和我讨论的结果，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孟老师有时在课堂上也会发一些感慨。比如有一次，他说多年来一直想为国家培养和推荐地理方面的人才，但地理如果被划为文科的话，很难招到比较聪明的学生。他说地理是客观的知识，本质上就应该算理科。还记得他讲黑海，讲土耳其海峡的三个部分（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当时他用乐亭话反复讲这几个名字，像说相声或念绕口令一样，大家哄堂大笑，笑声中也把这些名字都记住了。十几年后，中国从乌克兰买瓦良格号航空母舰，然后万里迢迢把它拖到中国，其中就路过这个最窄处宽度比航母长度大不了太多的海峡，因此被土耳其多方刁难，并被索要十亿美元保证金，最后在希腊出面协调下才得以通行。看到这个消息时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孟老师讲述这个土耳其海峡时的情景。

▪ 史新慧老师、赵晓玲老师

初二时教我们的老师还有：英语老师赵晓玲、政治老师史新慧、美术老师朱文涛、体育老师王永红。王永红老师那时还兼任田径教练。我后来高中那个班的臧华森同学就跟他练短跑。朱文涛老师五十来岁，慈眉善目，讲话也有趣。何平和张鹏两位同学还跟他学摄影，用一部现在想来应该是海鸥牌的老式120相机给同学们拍过很多黑白照片。

政治老师史新慧二十出头的年纪，讲的课却是很严肃的社会发展简史。有一次课上我没听讲，而是用圆规画图，做一道几何题。被史老师发现后当场批评一顿，记得她当时还把我画的图拿起来看了一会儿。某一天，大家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说史老师周末刚刚结婚了。政治课上再次见到她时，果然是新妆宜面、容光焕发、美目盼兮、巧笑倩兮、面带桃杏之色，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我至今仍然清清楚楚记得当时她的样子，以及坐我后面两个女同学笑嘻嘻的小声议论。

赵晓玲老师那时也是二十几岁，印象中她总是发型时尚，衣装得体，性情直爽，口齿伶俐，生气时横眉冷对，笑起来眉目生花。尽管课堂上讲的是洋气的英语，但课下和我们说的都是实在乐亭话，唠的全是家常嗑儿。比如有一次她对一个同学说：“你这小伙子儿，人儿是人儿，个儿是个儿滴，咋奏不好好学习尼（乐亭话）？”。从初二到高二，赵老师教了我四年英语，是一中老师里面教过我时间最长的。后来我在美国二十多年，别的老师传授的知识都成了回忆，但赵老师教的英语却每天都在用。

赵老师后来还帮过我一个大忙。高二上学期结束时，我因为要准备高考，计划寒假里自学高三的英语，但没有课本，只好向她求助。寒假前最后一节英语课后，她对我说应该能找到一本，让我几天后去拿。记得她当时住在小卖部西边的宿舍，房间里面有个挺大的书架。最近几年见过赵老师两次。第一次是2016年，在我们初中班级入学三十周年的聚会上。最近一次是2022年10月在一中校门口的邂逅，后来还在校园里拍了合影。都说岁月无情，但赵老师却是芳颜未改、笑容也依旧，仿佛都还停留在从前，完全显不出时光的痕迹。

▪ 昙花一现的食堂改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官方媒体里讲得最多的名词就是改革。改革其实是“体制改革”的简称，主要包括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还有1985至1989年短暂的教育体制改革，主要由官方推动。而在某些领域、区域或某些环节，也提倡一些具体的细分的改革，这就和如今人们常说的“创新”有些类似。记得好像是在初二的上学期，一中的学生食堂就被私人承包，搞了一次改革。承包人叫韩松，校园里的小卖部也是他开的。食堂改革的那些天，饭菜的花样一下子丰富了很多，服务也比以前好了，还增添了很多诸如咸鸭蛋、松花蛋、酱菜、豆腐乳之类的副食品。同学们都很高兴，去食堂吃饭成了令人期望的愉悦事情。有一天不知是谁买了个松花蛋，但不敢吃，对它的怪异颜色和呛鼻气味儿很是抵触，后来还是从东北来的才哲同学见过世面，说要给大家演示一下，然后他谈笑间就在众人惊愕之中把它吞了下去。

很可惜这次改革没持续多久。具体原因不详，总之就是食堂很快又恢复老样子，不过那个小卖部还在。手头儿宽裕的同学会常去买些零食、饮料、方便面什么的。尤其是每天晚自习结束后，会有很多同学去小卖部吃吃喝喝，最常见的是喝汽水，买面包、火腿肠、饼干、花生米之类。

▪ 张猛同学

这个小卖部还卖香烟，当时每个班都有几个同学偷偷抽烟，我们班也有，他们之间还互称“烟友”。曾听他们说起过一些香烟牌子，比如大重九、红塔山、阿诗玛等。抽烟固然不好，但当年很多老师也抽。似乎在很多人心目中，这只不过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也不算太稀奇。

说起抽烟，当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当属张猛同学自制水烟壶的事情。其核心设计就是在玻璃瓶中装一半水，瓶盖上打两个孔，插入两根管子。一根管子下端插入水中，香烟则插入其上端。另一根管子是用来吸烟的，其下端在水面以上。拧紧盖子，点燃香烟，就可以吸了。这样吸到的是经过水过滤后的烟雾，据说口感非常柔和绵软，而且还有个好处是可以避免别人吸到二手烟。张同学兴致勃勃地研究摆弄了好几天，但效果好像并不很令其满意。反正之后就没见他再用过。水烟英文叫hookah，我后来在纽约、伦敦和上海都见过可以吸hookah的酒吧。前些天有朋友去中东的巴林和迪拜，说那边的波斯水烟不叫hookah，而是叫shisha。但不管叫什么，每次想到水烟，我都会想起当年一中的平房宿舍，想起张同学在宿舍里煞有介事地摆弄水烟壶的情景。还记得张猛同学有一件浅灰色中山装，穿在身上立显老成持重，但他总是笑嘻嘻的，看起来有些像长征之后刚刚到达延安的红军小战士。

▪ 社会青年

当年这种每天晚上一些学生在小卖部的聚集，慢慢也成了不稳定因素。后来引发过学生间的争吵、甚至还发生过打架事件。那时一中招了一些寄读和委培的学生，体育生也不少。这些学生相对而言往往不那么单纯，杂七杂八的事情较多。后来也有校外的年轻人（那时称社会青年）进学校来要么骚扰，要么滋事。我们班就有位男生就曾在校园里被这类人骂骂咧咧地尾随并威胁，后来只好跑到一个教师宿舍求救。初二那年冬天，班里一位男同学不知为何得罪了社会人士，结果被寻衅到教室。他情急之下，抓起烧红的炉钩子挥舞着将对方击退。

当然也有一些人来学校纯属闲逛、打发时间。我就曾多次在操场上遇到一位这样的人物。此人个子不高，头发很短，大脸庞大眼睛，说话也大大咧咧。感觉他和很多社会人士都认识，但他很少进校园，更多是在操场上、在篮球场边、或者单双杠附近转悠，有时看看运动员训练，有时和其他社会大哥们或小弟们闲聊。我曾听他们聊过县城里打群架的事情，说某某人特别能打，出手狠辣之类的。有一天我在操场边玩双杠，他可能实在无聊了就过来和我聊天。攀谈中得知他家就在西河漕，离一中操场也就两三百米。他主动告诉我他叫王某某，还给我讲了好多他们这种社会人士中的轶闻趣事。那天我们聊了好久，绝大多数时间里我坐在双杠上，他则靠着另一个双杠。后来我又见过他多次，每次见面还都打个招呼。

记得当时社会人士中流行一种现在想来极其怪异的发型：前面剪短，类似寸头，但后面则留长，动辄十几厘米甚至更长，把脖子全盖住。很多外面的社会人都是这种形象，一般还配上黑裤子和红衬衣。那时的流行歌坛正盛行以《黄土高坡》为代表的“西北风”，歌词质朴粗犷，旋律高亢简约。此类歌手有孙国庆、范琳琳等，风格基本上都是扯着嗓子喊。还流行过一段时间的牢狱文化，以迟志强的歌曲专辑《铁窗泪》为代表。一时间大街小巷播放的音乐都是“愁啊愁，愁就白了头。自从我与你分别后，我就住进监狱的楼”。

▪ 井伯庸老师

于是在这种颇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校园形势下，学校经常给学生开会，整饬纪律整顿作风。以前的教导处也被分成专管德育和纪律的政教处，和专管教学的教务处。政教处成立伊始，特别推出了每周一早晨的升旗仪式。升旗仪式通常由体育老师主持，其台词首先是：“升旗仪式开始，旗手入场”，然后是“升旗！”旗手是两个男同学，但由于升旗仪式列队集合时我一直站队伍后半部，因此始终没见过仪式的细节。升旗结束后是政教处领导讲话，一般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抓典型、树模范来再三强调校规校纪。最初一年讲话较多的是井伯庸老师和王笠云老师。后来等我上了初三和高中，经常来讲话的是姚玉田老师和张师贤老师。对这位王老师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发明了“大面包”这个称呼。某次升旗仪式之后他提到校园秩序，说“有一个骑车子卖面包的老娘们儿，咱们就叫她大面包吧”。自此这个称呼就一代代流传下去。

井伯庸老师那时大家经常见到。我上初一那年，他有段时间就住在我们宿舍隔壁的一间教工宿舍里。几年之后，我的高中班主任王春兴老师也住这间宿舍。井老师那时四十几岁，正当盛年，面容沉稳坚毅，头发茂盛浓密，眼神里充满专注，眉宇中透着英气。那一年社会环境宽松包容，文化也开放自由，各种思潮激烈碰撞。因此校园生活丰富多彩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矛盾和冲突。所以政教处的老师们和班主任们那时都很忙。

印象中井老师总是精力充沛，东奔西走，有时很严肃犀利，有时又笑容灿烂。我曾见过他处理初三学生打架事件。但印象更深的是那年刚入冬的某一天，他连夜带人为高一某班男生宿舍修窗子，使得学生们免于挨冻。学生们感动不已，专门写下诚挚的感谢信并投稿到校园广播站。那天早晨，我去初中数学教研室拿作业本，刚好外面校园广播里在播放这封感谢信。老师们都在边听边议论纷纷，说这是学生们抒发真情，还说这个班的班主任怎么当的，怎么没第一时间去解决问题。井老师的爱人付老师也教初中数学，当时也坐在旁边聆听广播。记得她笑意盈盈，但什么也没说。

井老师后来当副校长主管后勤。1990年秋天，还带我们高二那个班去农场收割水稻。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2022年10月份，我去他家拜访。30多年后重逢，井老师头发已白，但神采如昔，头脑依旧敏捷，眼睛依旧明澈有神，说话更是干净利索。那精气神儿仿佛也就五六十岁，完全不像年过八旬的样子。而最难得的，是无论他脸上，还是眼神中，都完全没有沧桑感，没有那种被生活、被世界捶打几十年后留下的痕迹。井老师近些年来生活丰富，怡然自乐。平日里研习书法，还写文章，吹箫，间或也出门锻炼，每天还要给付老师做三餐。那天有幸看到他近些年的一些书法作品，真是大饱眼福。他的书法有出处、有风格、有思路、有创新，只可惜佳作实在太多，没有足够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细品味。

▪ 读闲书

我上初中时也练过一段时间的书法，可惜没能坚持太久，至今写的字依旧不伦不类、拿不出手。有一段时间每天晚自习都练毛笔字或者钢笔字，现在想来很不可思议。有一天我正在临某本字帖，马瑞君老师突然出现，低声问我在练什么字体。我大窘，既觉得自己写得太差，又怕被批评不务正业。不过马老师那次倒没有说什么。还记得某个回家周，周六上午回家之前，我还用毛笔写了一首很反动的打油诗：或传今朝回故里，初闻喜悦满心房。却看同窗愁何在，相告奔走喜欲狂。只盼光阴快快走，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一中上公路，冲出牢笼向四方。

后来我又开发了很多别的兴趣，于是不练字了。初二下学期开始，我从图书馆或者从同学那里借了很多本小说来读。比如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等几本科幻小说，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也读过一些游记传记。还记得有一次从图书馆借了一本《陶铸传》，刚好遇到张轶勇老师值班。她还给我讲陶铸这个人当年曾经是“四号”人物，可惜昙花一现，几个月后就被打倒。

当时还读过一些琼瑶作品。现在想来她的小说真是浅薄俗套，但那时才十三四岁，觉得那些故事有着巨大吸引力。而且我发现很多琼瑶小说的书名都和我背过的诗词有联系，因此又多了些莫名的好感。比如《我是一片云》源于徐志摩诗，《庭院深深》和《烟雨濛濛》源于欧阳修词，《月满西楼》和《却上心头》源于李清照词，《碧云天》源于范仲淹词，《在水一方》源于《诗经》，《几度夕阳红》源于杨慎词（也就是名著《三国演义》的开篇词），《菟丝花》源于李白诗，等等。

初二那年暑假里也读了很多闲书，其中有一本小说名叫《唐祝文周四才子传》，书中有很多唐伯虎的诗。印象最深的是《桃花庵歌》：“桃花坞下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这首诗近几年在各种小视频平台上很热门，很多主播用它喊麦。这本书里还有八首唐寅的律诗《花月词》，里面每一句都有“花”和“月”两个字，而且次序逐句轮换，很有趣。比如有一首：“有花无月恨茫茫，有月无花恨转长。花艳似人临月镜，月明如水照花香。扶筇月下分花入，携酒花前带月尝。如此好花如此月，莫将花月作寻常”。还有一首：“高台明月满花枝，对月看花有所思。今年月明花好处，去年花病月昏时。三杯酬月浇花酒，几首评花品月诗。沉醉欲眠月花下，只愁花月笑人痴”。当年这八首诗我都背下来了，如今大约只记得一半。

▪ 校庆、李秀娴老师、肖云霞老师

暑假过去，初中三年级开始。上学期有两件大事：首先是9月初的建校六十五周年校庆。其次是在入冬时节，男同学们总算也从平房宿舍搬入宿舍楼，从此告别了住了两年的大通铺。尽管平房宿舍也有着很多乐趣，但毕竟宿舍楼里各项条件都更好，也更规范。尤其是冬天不用自己生炉取暖，仅此一项就省去很多时间和精力，也减少了火灾隐患。记得我们宿舍是在东西两个楼梯口之间，但想不起来是在二楼还是三楼。

那年的校庆搞得很隆重。事实上那是2023年百年校庆之前的唯一一次校庆。我当时是学生合唱团成员，每逢重大活动或者歌咏比赛就会有一些演出，这次校庆也不例外。我们唱的是新老两首校歌。老校歌是一中前身“乐亭中学”的校歌，是解放前的作品。歌词朗朗上口，而且内容充实，情感饱满，大气磅礴，一气呵成。之前一位老校友来给我们作报告时，还当场朗诵过这个歌词：“我们背靠着雄伟的燕山，面向着辽阔的海岸。听滦河流水在呼啸，看渤海掀起怒吼的狂澜……”。新校歌则由郝玉文老师和李秀娴老师分别作词作曲，水平也很高，旋律明快，有时代感。

李秀娴老师多年来一直是学校唯一的音乐教师。到了初三，音乐课没有了，但因为合唱团的关系，还是常能见到她。当时的合唱团都是她和图书馆的张俊仁老师来指导排练和演出。李老师对我一直挺好。记得初二下学期的某一天，她把我和张丽华同学叫去，说让我们去参加一个中学生独唱比赛。但我那天不知为何态度很消极，她让我选一首歌唱时我支支吾吾、不太配合。李老师很生气，她说老师又没求你，你怎么能这个态度。于是我随便找了首歌唱了一下，她就让我回去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我痛改前非，对她一直很尊重。再后来我上了高中，高一那年也有音乐课，还有过几次班级合唱比赛，因此比初三时更能经常见到李老师。高考前的某一天我还在图书馆附近和她聊过几句，还记得她当时笑眯眯的样子。

这次校庆前夕，班主任马老师告诫我们要注意形象，要懂礼貌。他说很可能会有老校友们来学生食堂就餐，重新体验学生生活。校庆典礼在大饭厅举行，果然来了很多知名校友。比如著名的抗日将领李运昌前辈，清华大学的孟昭英院士等。还有一位来自老山前线的年轻军官，叫贾振国，后来这他还做了一场报告，讲述战场上的很多细节。比如他说越军使用的地雷很多都只有鸡蛋大小，只炸人的脚趾头，但造成的伤害很难治愈，伤员会生不如死，需要一名健康的战士来照顾他，也就是会造成两个人的减员。

著名的乐亭大鼓表演艺术家肖云霞也来祝贺校庆，并唱了一段《三气周瑜》。我从小就听过不少乐亭大鼓唱段，之后的很多年也时不时地找出来听一下。记得2006年夏天，我刚到纽约工作，几乎每天都戴耳机听着乐亭大鼓上下班。而听得最多的，就是肖云霞和她师父靳文然演唱的几段作品，比如《双锁山》《闹天宫》和这个《三气周瑜》。我个人始终认为，乐亭大鼓的生命力在于不管什么题材，都至少要有一两个通俗化生活化的桥段，哪怕是有关革命先烈等重大严肃题材也应如此。这才符合乐亭方言和乐亭民俗中俏皮诙谐的特色，从而雅俗结合，既有思想内容，又接地气，如此方能推广和传承下去。比如前面提到的这几个著名唱段，都是在重大事件背景之下，有着很风趣很通俗的内容。这样的叙事就很饱满，不远离生活，能一下子把观众拉进故事中来。如果唱词中只有严肃内容和政治口号，其生命力和传唱度就会面临挑战。

肖云霞老师当时四五十岁，成名已久。可惜那天我们班坐得很靠后，所以没能看清她的样子。校庆典礼上有很多人致辞，但都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教高中政治的刘守信老师作为青年教师代表讲话。他身穿一件浅色短袖衬衣，很有风度，讲话前还给李运昌校友鞠了一个躬，说是向革命前辈致敬。

那次校庆是在刚刚开学不久的9月初。校庆之后，繁华事散，新学期仿佛才真正开始。教物理的王恺老师去了高一当班主任，接替他的是晁福兴老师。晁老师个子很高，方脸、寸头，和晁继锋同学是老乡，住在学校附近的晁庄村。短发的赵玉梅老师教我们生物（生理卫生），不过大概是由于中考不考这门课的原因，生物课好像只上了一个学期。

▪ 颜云老师、母耕秋老师

初三开始有了化学课，教化学的是刚刚大学毕业的颜云老师。记得第一节课讲高锰酸钾制氧。把高锰酸钾放在试管里面加热，生成锰酸钾，二氧化锰和氧气。化学课上常有各种演示实验，每次由课代表用一个开口大盒子把实验用品端过来。每隔那么一两周再由学生们自己去化学实验室做一次实验。据说如今很多中学的这类学生实验都被取消，甚至由老师做的演示实验也没有了，统统改成看视频。

颜云老师还是那年我们班的副班主任。马老师多次开会提到要尊重颜云老师，还说这学期的学生鉴定很可能他要让颜云老师代写，所以大家在化学课上一定要好好表现。记得后来班里搞活动，好几次都是去颜云老师宿舍借录音机来放音乐。而和她同宿舍（也可能是相邻宿舍）住的，就是那年教我们政治的母耕秋老师。

母耕秋老师那年应该也是刚刚大学毕业。圆脸短发，明眸含笑。用普通话讲课，讲话声音也很好听，很有八十年代大学生风采。初三政治课学的是法律常识。但我记得第一节课上，母老师说先带大家复习初二学过的社会发展简史。不记得后来复习了几周，也想不起来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也许和中考也要考社会发展简史有关。开学后第一个回家周，我骑车回家，出了校门还没骑多远就看见母老师也在骑车往同一方向。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要不要和她打招呼。后来干脆拼命蹬车，一骑绝尘而去……两天后的政治课，母老师看见我就说，你那天怎么骑那么快？我无言以对，估计也就是像二傻子一样笑了笑。

母老师有歌唱天赋。听过她唱费翔的《读你》，还在学校新年联欢晚会上看过她参与演出的《沙家浜》中《智斗》那一段。她演阿庆嫂，刘守信老师演胡传魁，但刁德一我不记得是哪位老师扮演的了。她开朗随和、谈吐亲切，很受同学们喜欢，大家也都把她当朋友、当大姐姐。不知道何时开始，母老师和杨树旺老师一起出现的频率渐渐高了起来，起初还比较矜持、故作淡定，后来则经常蜜意绸缪地出双入对，宛若金童玉女。当时我还傻兮兮地去问四班的赵先勇同学这是咋回事，赵同学嘲笑我消息太不灵通，他说他们班同学们早就知道了。

▪ 王继忠老师、上中专的想法

升入初三后还有一大变化，是代数和几何这两门数学课都由王继忠老师来教，而且他只教我们这一个班。这种特殊安排使得他很快就和同学们熟悉起来。王老师大概二十六七岁。人很帅，头发浓密，发型也精致，眼睛大而明亮，总是带着笑意，给人以亲切友善的感觉。他也是用普通话讲课，但课下聊天时讲乐亭话。因为我一直是数学课代表，初三之前就和他认识。现在更是常和他打交道，加之性情相投，因此很快就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

初三下学期我一度动过将来上中专的念头。当时主要是因为我从小学三年级起眼睛就近视，初中两年多来变得更严重。因此觉得如果读高中然后再读大学的话，不知道眼睛会近视到什么程度。加之当时社会比较自由开放，很多思潮和信息都对我这样的初中生有所冲击，让我觉得似乎应该尽早工作、尽早投身社会。

有一次我去找王继忠老师谈及此事。王老师说你要真想上中专的话，有很多学校值得考虑。于是他很耐心地给我介绍了好几所学校，讲了很多诸如每个学校在什么地方、每个专业将来是做何种工作的、就业前景如何。不过他还是说我应该读高中然后上大学。母耕秋老师有一天课间也来找我，她说我肯定是清华的苗子，上中专太可惜了。至于我们班主任马瑞君老师，更是多次和我讨论此事，苦口婆心地劝我回心转意。但我那时似乎有些鬼迷心窍，抵挡不了读中专早日工作的诱惑。后来学校让大家填意向性志愿表格时，我填的还是省部属中专。

但到了最后正式填志愿的前一两天，我不知怎么就突然想通，又不打算上中专了。现在回忆不起来当时心路历程的细节，但应该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彻大悟。那时毕竟才15岁，没有太多负担和压力，也没有什么纠结和矫情。只记得当我填好志愿去讲台上交表格时，马老师很感慨地说他已经尽力了，但尊重我的决定。然后我笑着对他说，我改变想法了。

▪ 准备中考

如果将来读高中的话，其实不用太辛苦准备中考。那时没有其他高中能和一中竞争，因此只要成绩过了一中分数线即可。但我们班学习风气实在是太好，勤奋的同学太多，因此也不免被这强大的正能量洪流裹挟着前行。

自从我们搬入宿舍楼后，男生宿舍区的那些平房宿舍都空了，有的被用来存放自行车，有的干脆就闲置着，也不上锁。我们教室离这些平房宿舍很近，因此有时早饭后一些同学会去那里看书。我去过好多次，基本上都是复习语文或者政治。至今我还记得某天早晨，我在一个空宿舍里读吴伯箫的《菜园小记》和方纪的《挥手之间》。也有同学走得更远，去宿舍区围墙后面的菜园里。我也去过那边一次。说是菜园，其实很大一片种的是树苗，好像主要是杨树苗，还有一些柳树，只有最北边种了些大白菜之类的蔬菜。尽管菜园里面很安静，但里面还有一个积肥用的粪坑，气味难闻，苍蝇也多。因此我见了一次这大世面后就不再去了。

那时每天宿舍楼里晚上统一熄灯后，很多同学还想尽各种办法继续用功。比如打着手电筒在被子里面看书。我的床位在进门后靠右边的上铺，下铺是李乐江同学，对面上铺是张鹏同学。熄灯后外面过道里的灯还是亮的。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和张鹏把宿舍门上面能翻转的窗子打开，借着过道里的灯光看书。结果有一次被值班老师发现。那时是几乎所有年轻老师晚上都来值过班，甚至女老师们也来过男生宿舍楼，在过道里巡视，监督学生们按时就寝，不要喧哗、不要聊天、也不要看书。

但十几岁的孩子们实在是精力充沛，每天熄灯后马上睡觉是不可能的，几乎每个宿舍都如此。当时我们宿舍里有个收音机，忘了是哪个同学的。有一天半夜里大家一起听了段相声，刘宝瑞的《黄半仙》，边听边笑，真是开心，那场面至今还记得。多年以后每次听到这段相声，就想起当年那个晚上，想起当年的同学们。

中考临近时已是夏天，几乎每节都是自习课，大家各自复习。有时干脆搬着凳子坐在教室外面的树荫下、南墙根儿、或者某个安静的角落里。老师们每天也都来辅导几次。但那时基本上也都没啥问题要问了。所以老师们也会和大家聊聊天，也是帮我们减压解闷。记得有一次王继忠老师望着每个人课桌上堆积如山的书本，感叹地说：你们真不容易，要看的书真是太多了。他还一本儿一本儿地数了一遍某同学的课桌上究竟多少本书。

母耕秋老师那时也常来辅导。记得后来北京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大事件，大家议论纷纷，说时事政治复习内容中，涉及某领导人的那些是不是肯定不会考了。母老师说没有正式通知之前，你们还是要按以前内容复习，也许中考题目之前就已经出好了。那时因为住校，没机会看电视，而且由于每天忙着复习，基本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状态。中考结束后，才知道北京五六月份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惊心动魄。多年后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同实验室的两个师兄都给我讲了他们在我中考前某天晚上的惊险经历。其中一个未能及时逃离，腿上受了伤，我还见过那个凹陷型的伤疤。另一个师兄则是连夜搭火车跑到了广东，多日之后才敢返回。

由于我中考报考的是高中而不是中专，因此没什么压力，多考或者少考几十分也都没什么影响。所以后来我复习得有些麻木，有些意兴阑珊，用乐亭话来说就是有些“絮烦”。某一天，我在教室旁边大树下看书时有些走神，望着湛湛晴空和悠悠白云开始发呆。突然听见马老师和二班班主任李玉敏老师在附近交谈，看到我之后他们一起走过来和我聊天。李老师说你还是得好好复习，要考个全县第一，给你们马老师争光。

▪ 初中毕业

中考那天我的考场在校园里最东边的某间教室。记得那天早上，我们几个同学过去考试时，还一路唱着当时流行的《跟着感觉走》。记得那次中考作文题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中考结束后，大家就都四散回家了。那时年纪太小，也不懂得好好说声再见、道声珍重什么的。之前我们倒是都认认真真给每个人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了留言，还互赠了照片。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大家零零散散地返校，查成绩，拿毕业证书。分数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比后来公布的一中分数线高出一百多分。马老师那天很高兴，还交给我之前参加的全国数学竞赛的两个获奖证书，他说那上面盖的是“中国数学会”的章，你可要收好了。

然后我去找王继忠老师聊天，还帮他统计了我们班的数学成绩。他那时已经搬到了政教处那边的一个平房办公室，也许是之后就要在那里上班。因为一中已经不再招初中生，所以很多初中老师要么调走、要么转岗。一年来，我和王老师早已经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因此那天和他聊天时颇有些感慨。他给我讲了他以前的一些经历和最近的烦恼，比如工作调动、职称评定等等。他说有时委屈得甚至想哭。但即使讲这些话时，他也是面带着微笑，最多叹息几声。他说你将来上大学可以考虑学数学，说不定能有所成就。还聊了些别的，但现在想不起来了。大概一两年后，我在县城新华书店附近曾经匆匆见过王老师一面，当时我们都在骑车，擦身而过后我才认出他。我喊了一声“王老师”，他回头和我打了个招呼，但好像当时急着有事就没停下来，这一瞬间，成了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那个下午告别王老师后，我便骑车回家。路过办公楼时向左一瞥，看见马老师和几个女同学正坐在那棵银杏树西边的花坛水泥台上聊天。他要去汤家河中学工作，因此那天也算是和一中作别。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过去一起聊一会儿，也感觉他们看到了我。但当时真是匪夷所思，莫名其妙，后来也一直很后悔，我居然没有停下来，只是看了一眼他们那边，便继续往前骑，穿过校门，也结束了我的初中时光。（未完待续）

（作者杨志涛，乐亭县汀流河镇大杨庄村人，私募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

告示：

乐亭文化研究会电子邮箱ltwhyjh@sina.com

乐亭文化研究会博客《乐亭牵情》

欢迎留言、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