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本占领了点线的大小城市，这些地方的国民党跑了，广大农村日本人还顾不上占领。1938年，冀东爆发了十几万人的暴动，在敌后震动很大。当时的形势是，从1935年《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溃退，冀东就成为沦陷区。冀东地处咽喉要道，敌伪在这里建立了防共自治政府，大汉奸殷汝耕出来任职，人民成了亡国奴，痛苦是很深重的。国民党溃退后，共产党、八路军则挺进到敌后。

那时的中共河北省委设在天津，借着租界地作掩护。省委书记是马辉之，我是组织部长，姚依林是宣传部长，林铁负责军事。河北省委当时的任务主要是动员学生、党员到农村，到平西、平北、冀东、津南去，开展游击战争，重点是冀东，同时管理平、津、唐敌后城市铁路的工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后，冀中区党委书记是黄敬，副书记是鲁贲，冀中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冀南区归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开始是李菁玉以后是宋任穷，主要领导人还有刘志坚、张霖之、王从吾、王任重等。冀东有两个地委，一个是冀热边特委，一个是京东特委（北宁路以南）。冀热边特委书记原来是王平陆，他牺牲后由李运昌担任。京东特委书记是胡锡奎，还有阎达开、顾云亭、丁振军、夏维勋等领导人。此外还有一个唐山工委，工委书记是周文斌。

1938年5月，中央决定派晋察冀两个支队，一个邓华的，一个宋时轮的，合并成四纵队，挺进冀东，在雾灵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两个团合并后总共3000多人，宋时轮做纵队司令员，邓华做政治委员。中央决定，宋、邓纵队挺进冀东举行暴动，配合迎接。当时整个冀东有500多名党员，省委估计也就能够拉起一两千人。因为我是冀东人，跟冀东的联系经常是我去，像联系李运昌、胡锡奎、阎达开、王大中等。这时邓华的部队已经挺进到了平西的东斋堂，中央指定省委派人去接头，李楚离（时任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专职负责人—整理者注）曾经去过，最后省委决定我再去一次。

1938年5月，我找到负责地下党工作的葛琛，他爸爸是个“青帮”，跟平西一些村子的“青帮”有来往。通过他的关系，我们两人从石景山下车到了刘庄，找当地民团的一个团总，也是青帮的，他家的大院里开着赌棚。这人对抗日是同情、赞成的，也讲义气。他听说我们是八路军代表，说他也赞成抗日，为了站住脚跟，和日本人也有些关系。我们讲想到东斋堂，回到八路军部队。他说这一带他很熟悉，都有来往的关系，但我们的目标大，他指定一个弟兄，插着两把盒子枪送我们。他跟他那个弟兄讲，不能出岔，出了岔就不要活着回来见他。那人带着我们步行到潭柘寺，休息一下到了一个村子，在山上边，村里的人大都姓孙，村长也是他们的族长。村长说他很赞成抗战，要我们住一晚，第二天送我们去八路军的地界。他讲这个村子有地道，有百八十条枪，还有小炮，村西南的山里有个大洞，可以容一两千人。第二天，村长跟几个小伙子送我们到了一个山口，就有八路军的守卫了。八路军带我们到了东斋堂，邓华在那个地方。见了他谈了进军的日期、路线，冀东党的情况，准备起义迎接八路军的事情，主要谈这些问题，挂上地图来谈。

当天晚上还赶上一个鸿门宴，邓华请山沟里一个民团的团总，是个大地主，由国民党操纵的，跟日本人也有关系。我们就坐在那吃饭，事先也没告诉我们，邓华说有个事，你先进来一下，我就进去了，他们在外面就动手了，把地主的枪下了，把他队伍的枪也都缴了，愿意干八路军的留，不愿干的走。

我们两个回来后是5月份，回到天津向省委作了汇报。

暴动以前，河北省委主要做了三件事：一件是整顿冀东党的组织。为了准备暴动，省委把冀东的两个地委和一个工委合并了，称京东特委，胡锡奎任书记，李运昌专门负责军事。第二件事情是转变过去白区工作的路线，反对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开展抗日统一战线。重点争取的人有天津电报局局长王若僖，河北工学院的教授杨十三、洪麟阁，滦县民团的团总高志远，这些人都是华北人民自卫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以后杨十三、洪麟阁、高志远在冀东暴动中还掌握了武装队伍。当时的华北人民自卫委员会在省委领导下，党团书记是李楚离。第三件事情是开展冀东游击战争，培训游击战争的干部，准备起义、暴动，配合八路军挺进。

预定是在1938年7月7日前后暴动。在这之前，5月开始了开滦矿五矿的同盟罢工。这个罢工是利用英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由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一直发展到开滦总罢工、农村暴动，中间日本人想插手，最后是英日妥协，镇压工人。开滦矿是英帝国主义的，这里边阶级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大小资本家的矛盾很复杂。开滦工人的暴动是冀东暴动的先声，坚持50多天到胜利。工人在赵各庄矿、唐庄子矿暴动，占领了煤矿，后来又拉出来，当时有两三千工人参加暴动。冀东的暴动是工人罢工在先，也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另外也有里应外合，农民起来之后去接应矿工暴动。

参与领导罢工和暴动的有唐山工委书记周文斌（代理过冀东区党委书记，以后牺牲了），还有一个叫胡志发（游击区区长，后来牺牲了）。工人运动史说我两次参与开滦罢工，1934年一次，这是第二次。

那时赵各庄矿罢工纠查队的队长叫节振国，这个人样子像个白面书生，但武术很好。日本人带着矿保安队的矿警去家里抓他，他不在。他回来后矿警问：你是什么人，他说我就是节振国，从日本人身上拔出东洋刀，砍了日本人也砍了矿警，跳墙跑了，到丰润县腰带山的亲戚家躲起来。他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当地群众管他叫“节青天”，日本人管他叫“白脸狼”。后来组织找到他，把他又派回去，进行起义。他在工人中很有威望，带着3000多名工人打了唐庄子警察局，缴了矿主的枪。

冀东暴动原计划是7月12日（一说为7月16日—整理者注），后来提前了几天。李运昌召集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开会，要求统战这方面的人配合八路军挺进，要举行起义。参加会的人有高志远、洪麟阁等，这都是以后起义的一路军了。八路军打得很艰苦，从兴隆、热河打过来的，打到了长城的将军关（蓟县）。参谋长叫李钟奇，打扫战场时被一个受伤的日本兵从后面给了一枪，差点牺牲了。这时冀东开始暴动了，北部是以丰润、遵化为重点，南部以滦县、丰润的南部为重点。一开始是小规模的，以后就起来了，卢龙、蓟县、遵化、乐亭、丰润、玉田、迁安，一下子都起来了，有十几万人。冀东沦陷得比较久了，受日本欺负很厉害。冀东那个地方长期军阀混战，民间遗留下来各种枪。那时部队一起来，有些地主家里有枪的都往这送，赶个大车，骑着牲口就来了。部队攻下了几座县城后，有近30万支枪。

暴动起来以后怎么办，没有经验。8月，李运昌的部队，高志远这一路，洪麟阁这一路，还有几路队伍跟八路军第四纵队会合，8月27日在会师的遵化铁厂开了个会，共同推举宋时轮做抗日联军的司令员，邓华做政治委员，高志远、李运昌、洪麟阁为副司令员。

暴动起来之后，1938年9月，北方局撤销河北省委，成立冀热察区党委，还是河北省委那个班子，马辉之是书记，姚依林是宣传部长，我是组织部长。区党委的驻地在平西野三坡的山里头。还成立了领导平津唐三市的点线工作委员会，书记是葛琛。

暴动起来之后，马辉之到延安去汇报工作了，省委就剩下姚依林我们两个。我们商量，我去找晋察冀军区和分局。当时北方局下面华北一片叫晋察冀分局，管着晋察冀区、冀中区和冀热察区，分局书记是彭真。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是聂荣臻。我知道晋察冀军区在山西五台。

我大概八九月从天津启程，要穿过河北到山西，一路上敌人都没有占，包括很多县城，顾不过来，国民党的部队也跑了，各路势力一股一股地都打着抗日旗号。主要还是八路军在那控制，八路军的人也不多，聂老总带的部队开始也是几千人。

我经过秘密交通—清县的关系到了冀南，冀南区党委在河间，正赶上他们开干部会议，我还在会上作了冀东暴动的报告。李菁玉是区党委书记，我们在1937年延安白区工作会议时就熟识，他给我弄了一匹马，从河间到了冀中的任丘。冀中是黄敬和吕正操他们。任丘县城在我们手里，在冀中住了一两天，他们告诉我聂荣臻在山西五台县的金岗库。

我到了金岗库，那时彭真已经去延安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了。我首先向聂荣臻同志汇报了，汇报以后他向延安去电报，彭真回电要我等他回来再说。我一直等到1938年底、1939年初，就在那住着，到处去看，看日本人进攻，看自己的部队。

彭真回来之前，冀东暴动遭受挫折，也可以说是失败了。抗日联军的领导人缺少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冀东的公路四通八达，认为在这个地方建立根据地很困难；暴动起来的部队东一股，西一股，认为很松散，没有作战经验，就决定先把队伍撤到平西，整顿后再回到冀东。这就忽略了一个群众基础，那时我们党能够掌握的暴动起来的部队大约有5万人，而且冀东北部也有山，长城以外都是山。从冀东撤到平西很远，宋、邓支队的主力加上高志远的这一路，撤到平西了；洪麟阁一路在撤退作战中被打散了，他也牺牲了；李运昌这一路几万人没过来，半路被敌人打散了，只剩了100多人。撤退以后整个冀东暴动就平息下去了。敌人把县城都占了，杀了很多人。

（文章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原文载《百年潮》2022年第3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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