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乔家大院里，一声嘹亮的“走咧”延续了晋商百年的资本传奇；在安徽棠樾牌坊群间，“贾而好儒”的徽商曾睥睨天下；在浙江宁波舟山港内，通商轮渡汽笛依稀尚闻“遍地龙游”“无宁不成市”之说，而与其等肩在东北白山黑水广袤土地上盛极一时的冀商“老呔帮”，却湮没于近代浩瀚商史的尘埃中……历史上，冀商与其他商帮相比毫不逊色，曾支撑着全中国78%的药业和超过90%的皮毛业，一样有着非凡的才华和纵横开阖的气度。

“老呔帮”，又称“老呔商帮”（简称“呔商”），是冀商的典范，和“张库帮”“冀中帮”构成了冀商主体。“老呔商帮”是东北人对在当地经商的以河北乐亭人为主的冀东商人的统称，是继晋商之后出现在东北的又一重大的商业群体，规模大、人员众多、资金雄厚，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经营理念，创造了“东北三个省，无商不乐亭”的百年商业传奇。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自古言勇敢者，皆出幽燕”，这是对燕赵文化最形象的概述。当刘新亭、张希孔、武百祥、孙秀三、刘临阁、杨焕亭、母海岳等呔商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发现他们和《乔家大院》中晋商代表乔致庸以家族或者同乡为纽带，实行大规模的商业集团运作形式不同，呔商大多白手起家，创业之初都没有丰厚资金，他们凭着原有的农耕者吃苦耐劳、坚韧宽厚、勤奋务实的特性，从挑担推车走商，到坐贾建立商号，一步步把买卖做大，最终在东北立足。随之，呔商身上的这些性格又被赋予了新的成分——务实坚韧、重义守信、开放包容、求变创新，最终形成了呔商精神的核心要素，成为商道中的燕赵文化特质。

1.呔商·务实坚韧

呔商相较于晋商、徽商而言，起步和崛起时间相对较晚。据《呔商之路》记载，“清朝乾隆前期，乐亭就有些人脱离农业，离开故土走出关外（山海关）经商。”又据《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记载，“乾隆十五年（1750年），盛京官铺往外贷借款达银90000余两，欠户24人，其中除4名是东北人外，其余都是关里人。”20名关里人中， 17人均为直隶永平府人。其中最临近东北的临榆县有杨子崇、张玉儒等14人，临渝县西边的抚宁县有王绳武、陈仁公2人，更西边的乐亭县有张啸瞻1人，“欠银 3964两”。这是目前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闯关东”赴东北经商的乐亭人。

呔商第一代代表人物有刘新亭和张希孔，其中刘新亭更具代表性。乾隆四十年（1772年），刘新亭出生在乐亭县刘石各庄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乾隆末年，刘新亭娶妻成家，妻子用自家种的棉花纺纱织布，再由刘新亭用货郎担挑到汀流河集市上去卖，虽是蝇头小利，日积月累竟也有所盈余。逐渐地，刘新亭不再满足于只卖妻子的纱线布匹，也不再满足于只在家门口的集市上待价而沽，他挑着货郎担开始走街串巷，走出汀流河，越走越远，一直走到了有兵丁把守的山海关。此时（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值清朝官府招人到东北开垦，关下汇聚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山东、河北的拓荒者，等待兵丁验明身份后放行出关。到底还要不要再往前走？刘新亭有一刹那的犹豫，但他有胆有识，毅然决定“闯关东”。

走出关外，刘新亭挑着货郎担，走到绥中、兴城、锦州、北宁……在卖货中，刘新亭听说当时龙湾（今吉林农安）一带招垦开荒非常缺乏农具和日用品，而当地的土特产又很便宜。他便做出了生平最“冒险”的决定——到关东去搞长途贩运，用铁瓦大车从家乡收购大量的锄板、土布和棉花运往龙湾，再运回东北的关东烟、麻和粮豆等土特产品，运往京畿等地去卖。就这样，他以自己敢闯敢干的胆识和智慧，为刘家淘得了“第一桶金”。随后的十年时间，获利数百万吊。之后，刘家几代人靠这种敢闯敢干的精神，商业经营拓展到了商铺、当铺、钱庄、粮栈、油坊、烧锅、大车店、海味店、瓷柜、布柜等诸多领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刘家商号达100多处，分布范围北起黑龙江，南到上海，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亲笔为刘家书下“京东第一家”的匾额。当时，汀流河刘家庄园的建筑丝毫不逊色于我们现在常说的乔家大院，完全是仿照北京故宫的布局，房屋建筑都是小飞檐造型，里面雕梁画栋，前廊后厦，非常豪华壮观。

在刘家经商成功的带动下，乐亭、滦县、昌黎一带的农民纷纷离开家乡，闯关东到东北地区做生意。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乐亭去东北经商、习商人数已达十万之众，形成声震关内外的“老呔商帮”。据不完全统计，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呔商在东北开设的商店、银行、工厂等知名商号1000余家，遍布东北各市县镇。按当时行政区划，东三省90%的县市都有乐亭人经商，以至旧时乐亭人自诩“无论关内、关外，凡有家雀的地方，就有乐亭人开设的商店”，商号之多、分布之广、盈利之厚，足以牵动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大局。

寒暑更替，月白霜冷，风雨矗立的山海关注视着这群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呔商出关，他们勇敢、踏实、坚韧、勤奋、聪慧、低调……在东北经商兴盛时期，呔商拥有总资金近3亿银元，年利润高达5000多万银元，每年寄回家乡的款项达1000万银元，最多时达2000万银元。作为冀商的典型代表，呔商在200多年的历史中，不仅创造出帝国般的商业财富传奇，也将务实坚韧、不畏艰难的最显著的呔商群体性格，默默渗透进燕赵大地，书写出燕赵人在商史上的慷慨悲歌。

2.呔商·重义守信

“言必信、行必果”，是燕赵人的侠义风格。燕赵人骨子里的侠义，不仅表现在国难当头时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慷慨赴难，在个人利益面前一样可以做到悠悠天地间以信义为本。对燕赵人而言，“不忠不信，何以立于天地之间”，是责任也是担当。

呔商是一支信守承诺、富有正义感的商人群体。在他们眼中，信义是契约、是保证、是发展的根本，不赚不义之财，不做失信之事。呔商第一代代表人物张希孔，因家境贫困，乾隆年间带着两个弟弟加入了闯关东的队伍。会木工手艺的张氏兄弟在船厂（即吉林市）开了个小木匠铺。当时恰逢东北某“木帮”从山里砍伐来一大批木料一时难以出手，便赊给了张希孔三兄弟，言明次年秋后付款。约期已到，张希孔三兄弟早早准备好货款，等待“木帮”派人来取款，可却等了一场空。之后年复一年，“木帮”始终无人前来取款，但他们一直把这笔钱做出了预留，从未有昧款之想法。杨焕亭也是一位非常讲信义的人呔商，他急公好义，“好善乐施，梦寐不忘”，遇有同行资金周转不开，便以自己长春日升客栈为抵押，曾为一百多家店铺担当“铺保”，后来由于日俄战争和清政府腐败，货币贬值使他的企业赔了巨款，经营难以为继，但他依然信守诺言，留下了“不失一言之信于担保”的美誉。

呔商的诚信为人们广泛称道，至今仍是商界标杆。被誉为“北国商魂”的呔商武百祥就把经商做为道德事业来做，长期奉行“义字当先，以义取利、以利行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形成了“义利相通”的典范商道。1921年10月10日，恰逢辛亥革命十周年纪念日，武百祥创办的大罗新环球货店正式开业。他在《大罗新商店政策》中提出，“把经商作为道德事业来做”，制定了货真、价平、优待、快感四条店规。1927年8月27日，武百祥创办的同记商场一开业，他就亮出“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的牌子，率先打破旧商业坐地起价的陋习，开创了全国工商界的诚信经营的先河，引领了中国商业的守信文明之风。

呔商繁盛时期，正是西方列强通过坚船利炮打开大清国门的时代，呔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满怀浓厚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武百祥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他的思想和行动在呔商中具有代表性。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武百祥与哈尔滨市青年会总干事童门星共同商讨声援上海五卅运动事宜，当即成立了“救国后援会”，强烈谴责日、英帝国主义的罪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武百祥满怀爱国激情奋笔疾书，写下了长千余字的《倭寇奴我东北》的告全市同胞书，呼吁哈尔滨各界爱国同胞联合起来抗日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百祥相继创办了同记猪鬃工厂、同记刷子厂、同记皮革厂、同记铁工厂等，积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1951年6月16日，武百祥以同记的名义带头捐献购买1架战斗机的巨款，支援抗美援朝。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武百祥率先响应国家号召，走上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大道。

和武百祥一样，诸多呔商深明经商之大义，经商致富后不忘桑梓、仗义疏财，为家乡办学、修桥、铺路、赈灾、救荒等。刘临阁曾立言说，“小子愿将所赚之钱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宁愿为社会作贡献，不为儿孙当马牛。”武百祥、赵禅唐等人办起了百善学校，刘临阁办起了育英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全县有私立学校146所，其中一半以上是呔商出资兴办的。诸多呔商在商业经营之外，积极支持李大钊开展革命活动、声援五卅运动，带头奋起抗日，捐款捐物支持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呔商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重义守信。在经营实践中，呔商秉承了燕赵人“言必信、行必果”“和为贵、信为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义精髓，他们始终将信义作为社会价值判断中的最高标准，以信义规范日常行为、商业往来，以信义行八方。

3.呔商·开放包容

燕赵大地自古就是兵家所争之地、战争之地，区域民族、区域文化在此交流汇集形成了较为特殊的文化形态，“致广大而尽精微”。这里既有草原（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又有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汇流与互动，还有儒家、道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思想的传入，在这样多种精神文化思想混和相处、互为包容的状态下，形成了燕赵文化精神的内容主体。

历史上，乐亭也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来自山西等黄河流域和江苏、安徽等江淮流域，以及来自北京、河北南部地区的移民所带来的地域文化与乐亭本土文化相互交融，使乐亭人思想逐渐开化、视野逐渐开阔，成为呔商形成的思想基础，而开放包容则是呔商最具特色的胸襟气魄，也是呔商思想解放、开放融合、包容并蓄的精神品格。

呔商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迅速变革的时代，这既体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对中国传统商人的冲击，还表现在西方制度、文化、思想等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对于前者，呔商很好地将其吸收并转化运用到商业经营中，完成了从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从独资或合伙商号到股份有限公司的转变。而对于后者，呔商则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改革旧商业，建立新商业。

1911年辛亥革命后，彼时的哈尔滨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馆驻扎，各国商贾云集于此。无论是城市建设，还是经济规模都在奇迹般的飞速发展。国人聚居的傅家甸虽不在洋人的现代城市规划和管辖之内，可从闯关东而来的中国商人们必然会受到外来文化深刻的影响和思想上的巨大冲击。包括“北国商魂”武百祥在内的民族商业精英们，非常关注西方日新月异的工商业发展，思想开放，放宽眼界，已不满足于小本经营的保守模式，开始眺望更广大的世界，用广阔的眼界和胸襟看待万物，主动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坚持兼容并蓄、做强自己。1920年，武百祥到天津、南京、上海和日本的大阪、横滨、东京、横须贺等地参观工商业发展情况，从内部设施到室外装潢，从商品陈列到客户接待程序，从经商之道到管理模式，及至商业沿革以及日本商业与中国、俄国、欧美商业优势的比较，都是他们考察学习的范围。同时，他还派员随莫德惠组织的欧洲参观团到苏俄、波兰、法国、英国、德国、瑞士去参观学习，更大量吸收来自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的人才、技术和设备。1921年10月10日，大罗新环球货店正式开业，做到了“买全球卖全球”。

身为基督徒的武百祥以良规善法为准绳，以商业信誉和商业道德为取胜资本，将基督教“行善”“博爱”“仁慈”的观念和同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多次修订铺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和具有同记特色的企业文化。1921年10月10日，武百祥借大罗新环球货店开业之机，在《大罗新商店政策》中提出“利公司、利顾客、利劳资、利同业”的经商原则，率先打破“同行是冤家”的思维模式，对同行奉行“礼之用，和为贵”，与同行共赢共生、包容共存，有遏制了恶性竞争，防止了绞杀式的、阉割式的竞争，进而有效地防止了行业垄断，共同推动旧商业向新商业的转变。

4.呔商·求变创新

燕赵文化尽显民族风骚。战国时赵武灵王主张“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燕赵诸子以其思想智慧，革故鼎新，富国强民。燕赵多元融合文化为其理论思维、礼法治理、伦理道德的创新开拓了广阔天地。呔商传承了燕赵文化这种革新、创新的精神特质，突破了农耕意识的束缚，顺势而为、求变创新，在民族商业的体制结构、经营管理、利益分配以及精神道德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大胆改革和创新，成就了一番事业。

清末时期，武百祥提出了商业改革要“随时代以相演进”的观点，立志改造旧中国的商业，这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很具有前瞻性和改革勇气。武百祥汲取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办百货店的经验，不断改革创新，使他经营的大罗新寰球货店、同记商场、同记工厂等工商业盛极一时，成为哈尔滨百货行业的翘楚，并驰名南北各地。武百祥经营上从国外借鉴的明码标价、优质服务、货好价廉、广告宣传等经营策略也都令人耳目一新，他还善于利用美国花旗、英国汇丰、日本正隆和苏联远东银行的资金扩大经营，并为日商、俄商代理批发和零售，并向日本派驻人员采购货物。当时，哈尔滨《东三省商报》记载：“自大罗新首先革故鼎新，事事遵行新法，崛起于举事懵懵之日……业务得见日以昌盛……”

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在经营中，呔商始终坚持革新旧制，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实行“经理制”，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祛除管理效率低下、运营成本高昂的弊病；实行“股份制”，引进资金，吸纳闲散资金，实现互利共赢；实行“联号经营”，打破地域限制，有效应对由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比如，1926年，益发钱庄遭到张作霖查抄，总经理孙秀三多方运筹、顺势应变，把益发钱庄改组为益发银行，将过去以金融投机为主业改为以存贷和汇兑为主业，相继在北平、烟台、安东、吉林等17个市设立了益发银行分行，在多地设立办事处，由此益发银行的触角伸向长城内外的东北、华北的大半个中国，奠立了中国金融业的雏形。

当年，面对中东铁路开通后益发合大车店连年亏损的局面，时年（1918年）26岁的财东刘毅侯主动求变，决心辞退仍停留在传统的水运、马车陆运经营模式基础上的老掌柜韩杏林，而启用年轻掌柜孙秀三，在危机中育新机。面对族人的狐疑，他坚定地表示，“如果孙秀三失败了，我宁可去教书糊口。”正是因为刘毅侯始终倚重和信任孙秀三，这才有了益发合后来的飞速发展，亦使刘家保住了“京东第一家”的地位和名声。

岁月的断层，让那些辉煌的过往踪迹难觅。如果说在那个战乱扰攘的时代，徽商胡雪岩在和洋人的生死贸易大战中血本无归，与之捆绑的江浙丝商同盟纷纷败落、土崩瓦解，远在山西的乔家大院因追赶不上先进的管理制度，亦冷冷清清，结束了集体的繁华，那么顺势应变、顺势而为的以呔商为代表的近代商帮赶了上来，不拘泥于商业经营方式，对新的商业形式有着准确的判断和创新，他们敢闯敢干、求变创新，引领东北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潮流，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亮点。

在历史脉动中，呔商的百年辉煌已经终结于时代的变迁之中，埋没在沉睡的史诗里，但刘新亭、张希孔、武百祥、刘临阁、孙秀三、杨焕亭、赵禅唐、母海岳、王玉堂、杨扶青、张怀禹……这些呔商的名字，如高空上的星辰，在浩瀚的星空中闪烁着奕奕光彩，他们在百年辉煌中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弥足珍贵的，无论是呔商务实坚韧、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还是厚德重义、守信践诺的担当精神，无论是思想开放、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还是顺势而为、求变创新的进取精神，都已经成为商道中的燕赵文化特质，永远融注于乐亭人的血脉中，铭刻在燕赵大地的历史丰碑上。

（作者刘凤敏，乐亭县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和文化文史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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