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接触书画是在1974年。那时，我正在唐山钢铁公司工作，因父母在原籍河北省乐亭县古河乡西坨村生活，我时常回家去看望他们。1974年盛夏“批林批孔”期间，我到西坨去，当时村里有高音喇叭，时不时地广播一些“批林批孔”的消息和文章，但父老乡亲并不关心这些，仍是和往常一样为生计而忙碌，没像城里那样整天办班、开会、搞批判。但毕竟知道又在搞运动，人们的心里似乎也并不平静。

一天晚上，我的一位叔伯弟弟润祥去看我，手里还拿着一个蓝色的布包，里面好像裹着一些硬梆梆的东西，见面后，弟弟对我说：“哥，这是几幅画和两幅字，是对联，一共六幅，放在家里也没用，‘文革’初期破‘四旧’，差点出事儿，我很担心。你把它拿走，没用就扔了吧！”我打开一看，是六条屏，有四条花鸟立轴，两条字，是对联，都有志庵先生的上款。我说：“这不是六伯父的嘛，对联和画上都有他的名字。”弟弟说：“是，都是他早年在京经商、办作坊时，一些人给他写的画的。”我又细看了看，觉得还不错。花鸟画得蛮清秀，字写得是隶书，非常到位。因这幅对联书法精到，笔力遒劲，诗句也生动，我至今记忆犹新。上联写着：“远水碧千里”，下联应对写着：“夕阳红半楼”，颇有韵味。题款为：“志庵三兄大人属正，少咸王维城”。并在名字下面钤两方印章。“这六条屏很好，你留着吧！” 我对弟弟说。“不行，你拿走吧，村里要这个没有用，省得再破‘四旧’时担惊受怕！”弟弟又说。我无法再推辞，就收下了。

回到唐山，我简单地做了些清理和修补，就把它挂在了屋内的一面墙上。不少串门的工友看后说：“看来，您家过去就是书香门第，不简单！”但遗憾的是，这六条屏在1976年不堪回首的唐山大地震中损毁了。

从1974年到1991年，时间很快过去了17年，那时我早已调秦皇岛市工作。在编著《国史镜鉴》的过程中，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培真先生。他是一位史学家，又是收藏家。不仅懂得古玩，尤长于鉴赏书画。他家世袭收藏，所藏书画特别是碑帖，数量非常可观。为此，他专门在自家办了一个私人博物馆。那时我对书画收藏颇感兴趣，同王培真先生见面时或电话中，常交换这方面的信息，也经常向他请教，他很乐于跟我交谈。有一天，我突然向他提起了王维城，问知道不知道此人，他反问我：“哪个王维城？”我一时答不上来。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是不同时代的王维城，还是同一时期的重名的王维城。他见我未及时作答，又问一句：“是少箴王维城吗？”“对，对！”我连声答应。这时，我告诉他，我家原来有一副对联，是王维城先生写的。不知此人，故而发问。他又问：“你怎么有他的东西？”我说：“我伯父民国时期就在北京经商，还开作房，是王维城给他写的。”他“啊”了一声，说：“明白了！”并告诉我，少箴王维城就是他父亲。“怎么这么巧！”我高兴地说：“令尊还健在吗？他一定是一位大家吧！”王培真回答：“老人家精鉴赏，富收藏，善书画，生前是全国政协委员。”他还介绍说：“‘文革’时，家里曾被红卫兵查抄，拉走古玩字画四卡车，后来落实政策，还回来一卡车半。”这使我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么一副对联竟引出了这么多故事。

谈话中王培真还问起我伯父的情况乃至我父亲和我的家世。联想到人们看到六条屏时推测我家是“书香门第”，真让人感慨万千，一言难尽。要说祖上过去在西坨村尚有一些地位，但到父辈就不行了。小的时候，我记得老房子的墙上还贴着六条屏，画的全是竹燕，因年代已久，早已模糊不清。听父亲说，我曾祖叫赵相，是高祖的第五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他是东北一家大公司的资方代表，颇受东家的赏识和器重。我家的住房，就是他从东北发了两船红松盖起来的。不幸的是，他五十出关就因病早逝，家道因之中落。他有四个儿子，我爷爷排行老大，叫赵长生，号驻颜，村里乡亲们都叫他“赵老驻”。父母还告诉过我，爷爷曾说他自己是同治三年生人，活了82岁。据此推算，他生于1864年，卒于1946年。爷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办事公道，乐于助人，村里发生疑难问题或出现邻里纠纷时，都请他出面调停，人至即解，非常有效。当年他除了务农之外，还开染坊、豆腐坊。奶奶早年去世，我从来没见过。到父辈，兄弟共八个。我父亲叫赵霖，排行最末，晚辈都称他“八爷”。他三岁丧母，没有读过书，童年甚苦。志庵是我三爷之子，名勤，排行老六，所以我称其为六伯父。他在京经商，喜欢书画。而我五伯父赵和，是我父亲的亲哥哥，也喜欢书画。我小时候见他曾住过的北厢房内还残存一些藏书，我还见过《芥子园画谱》。我母亲姓张，是乐亭县曹庄子乡贾滩上西大庄人。姥爷是老实厚道的渔民，以打鱼为生。姥姥是个爽快人，很健谈，料理家务。因家贫，又没文化，没有给母亲起大名。所以到我家后，只能缘过去成例称赵张氏。母亲虽然没读过书，但深明大义，通情达理，宽厚仁慈，勤劳贤惠，家贫志坚，刚毅高洁，全村人无不称赞，晚辈都称她“八奶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小学秋季开学前，父母要我到学校报名去上小学。我遵命到设在大庙里的西坨小学找到孙晨光老师，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教员，刘家林村人，是西坨小学的负责人。我向他提出上小学的要求，他问了有关家庭和信息的情况后，又问我叫什么名字。当时父母没有给我起大名，我向老师报了乳名。老师说：“得起个大名。”遂问我：“有哥哥吗？”我回答：“没有。”“那叔伯兄弟都叫什么？”老师又问。我说了几个“祥”字的名字。他想了想后又问：“有叫赵禄祥吗？”我说没有。“那你就叫赵禄祥吧！”这样，我就以赵禄祥的名字成为西坨小学的一年级新生。因家境贫寒，我的童年“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但父母朴素的言传身教却给了我一生取之不尽的知识和力量。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经常告诫我的两个字“自觉”。母亲对我的启迪就是讲民间故事，同情穷苦人，鄙视为富不仁者。她总是谆谆告诫我：“要正派做人，和气共事。对人要厚道，办事要公道。”父亲于1975年逝世，母亲于1986年与世长辞。两位老人同龄，按年龄推算，他们生于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父母去世多年，他们的音容笑貌几乎每天都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激励我奋进。我的父母勤劳一生，是全村有名的老实厚道人。他们不识字，何谈“书香”呢？然而，恰恰是家境的贫困和父母的勤苦，才使我更加热爱我的家，更加热爱我的父母。

（择自《翰墨书香》，赵禄祥著。赵禄祥，古河乡西坨村人，河北省原人事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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