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涛，1974 年2月生，汀流河镇大杨庄村人。1986 年至1991 年在乐亭一中学习。高二时跳级参加高考，以唐山市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后考取本校研究生，师从时任北大校长、著名物理学家陈佳洱院士，从事超导粒子加速器新型结构的研究。1999年毕业后赴美国康奈尔 (Cornell)大学留学。国内外读书期间，共获得北大学士 (物理、法律)、北大硕士 (物理)、康奈尔大学硕士 (金融) 和康奈尔大学博士 (运筹学) 四个专业的五个学位。在相关学术领域发表过几十篇论文和学术会议报告，并出版粒子物理译著。博士毕业后，从事私募基金投资及人工智能技术用于金融大数据领域的研究，私募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

在乐亭一中建校百年之际，撰写了7万多字的回忆文章《我的中学时代》，深情回忆乐亭一中的青春岁月，全景记录无限留恋的中学时光。鉴于刊物篇幅所限，将分期刊载。

前言

不管多大年纪，每个人都始终怀念着自己年轻时的各种美好，总觉得那个时候的音乐最动听，电影最经典，食物最美味，友情最纯粹，爱情最浪漫，总之一切都是无可比拟的完美。然而记忆总会自带光环，总会在日后多年里不断被美化渲染，因此难免会和真相有很大偏差。如果真的重返所谓美好的过去，或者心心念的当年某个东西突然被拿到面前，也许反而会大煞风景，让人大失所望，美好记忆会瞬间坍塌。这就是怀旧的残忍一面：我们真正怀念的，也许并非过去时光中的某事某物，也不是过去时光本身，而是那时充满梦想的、未来还很长的、无忧无虑的、年轻的自己。

初中时光（1986.8-1989.7）

▪ 开学第一天

1986年八月下旬的某一天，我成为了乐亭一中初一一班第48号学生。我爸爸送我来报到的那天，很多细节的记忆已经模糊。现在只记得那天一中的门口像集市一样熙熙攘攘，不仅有很多自行车，更有一些马车、驴车、甚至还有拖拉机停在校门外两侧的路旁。人多车多，是因为当时开学需要带很多行李，不仅要带被褥、衣服、鞋子、洗漱用品和餐具文具，还要带那种铺在硬床板上的床垫。那年月没有私家汽车，自行车是标配，马车驴车是高配，而拖拉机就是顶配了。

进校门后大概是在新生接待处，我们遇到了当年教过我爸爸的崔庆有老师，并在崔老师指点下去宿舍安顿行李。当时我们年级的每个班都是女生多男生少，女生宿舍有两个，男生宿舍只有一个。我们班的男生宿舍在紧靠学生食堂南端的那排平房中，从东边数第三间，前两间是很小的教工宿舍。宿舍里面是南北对开的大床铺（那时称为大通铺），每一边可以并排睡五六个人，每个人的床垫都紧挨在一起。大家带的多数是那种农村人自己用棉布和麦秸做的俗称“草褥子”的软床垫。简言之就是用棉布缝一个巨大的方形口袋，把麦秸填充进去并反复压平压实。其特点是松松软软、很容易被挤压变形，而且每个人的草褥子大小宽窄都不尽相同。比草褥子更讲究的，是那种商店里可以买到的蒲草床垫。这种床垫尺寸标准，齐齐整整，看上去很高级。草褥子和它相比，就好像家里蒸的馒头和超市卖的面包的区别，所以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城乡差距。

我的铺位是在南面那一排床铺的最里边，紧靠着西墙。把床垫放在铺板上，褥子铺在床垫上，再铺上床单，然后把叠好的被子靠窗放下，就算安置好了。何平同学的铺位和我紧挨着，他那天比我先到。他家那个村子也属于汀流河镇（那时称工委），我们算是老乡。另一个印象较深的同学是李晓光，我父亲和他父亲当年在一中上学时就认识，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这天两个人再次遇见。不记得那天中午饭是怎么吃的了，饭后我和何平同学一起去县城西街的四美照相馆拍一寸照片，好像是要用在学生证和档案表格上。一路上我们两个边走边聊，现在也想不起来都聊了些什么。多年以后，这个四美照相馆依然在老地方附近，只不过名字改成了四美影楼，周围都是手机店。而在金融街瑞祥楼小区北侧，另有一家四美照相馆，不知和这个四美影楼是什么关系。

开学第一天下午的安排是在教室前面拔草，并打扫教室卫生。我们初一一班的教室在校园的东南角，也就是最南边一排教室中，最东边的那一个。拔草时见到了穿着白色短袖衬衣的班主任马瑞君老师。现在算来，马老师那时才三十七岁，但当时觉得他很严肃、很年长、很有师尊风范。打扫卫生完毕后，大家排队、分座位、然后依次就坐开班会。马老师说你们现在就是乐亭一中的学生了，新学期你们要过三道关：第一是英语关，第二是数学关，第三是语文关。他说这是因为英语你们以前没学过，完全没有基础，而初一的数学和语文也都比小学时难很多。班会后同学们都很兴奋，叽叽喳喳地开始聊天。我们的初中生涯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 一中校园

入学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真是乡下人进城，看什么都新鲜，也觉得学校真是太大，动辄就找不着北。印象最深的还是学校朝东的大门。门前是大操场和篮球场，还有一个十几米高的铁架。架子上并排垂下一个铁链软梯和一根很粗的通天缆绳。之后几年我在这里攀爬过数次，但一直不知道究竟是哪个体育项目会用到这个巨型设施。校门里面是巨大的一面屏壁，它的两侧自上而下写着：“满园春色催桃李，一片丹心育英才”。屏壁当中是校训：“高尚、勤奋、严谨、求实”。我至今不知道北大校训是什么，但一中这个校训却一直印象很深。屏壁两边是几棵很有年头儿的大树。印象较深的是两棵合欢树，当时叫做榕树，一到夏天就开出漂亮的粉红色球状绒花。还有校医室门前那棵很多人都喜欢的银杏树，几乎每个同学都曾把它的叶子夹在书中，时不时闻一下那种似苦又甘的淡淡清香。

当时一中除了有个三层的淡青色办公楼之外，其余都是平房。办公楼北边的第一排平房分别是理发室、校医室、保卫科、展览室、音乐教室等，后来新筹建的政教处也在这一排平房里。再后面的两排平房，是女生宿舍和教工宿舍。教工宿舍区有一个爬满藤蔓植物的巨大花架，还有一棵核桃树。我们班的两间女生宿舍在校医室的后面。不过一年后我们上初二时，女生宿舍楼竣工，女同学们就搬入了楼房。

办公楼东侧是化学实验室，西侧则是一个很大的电化教室，兼作报告厅。我后来上高中的时候在这个电化教室中听过讲座，也参加过学生代表大会。办公楼南边是教室区，从南到北一共四排，每排自东向西九间教室，中间又被两条石灰路隔成三段，这样一共三十六间教室。也就是说当时的校园里如果每间教室都用上的话，可以容纳三十六个班，大概两千名学生。

整个教室区西边有十排左右的平房，都是男生宿舍。每一排的长度不尽相同，分别有四五间宿舍不等。最北边的三排平房中，宿舍的数量更多一些。我上初一那年，四个班级的男生宿舍都在最后一排，紧挨着学生食堂。在教室区和男生宿舍区的中间，有三个颇为古老的舵盘式手动压水井。转动舵盘并压住不放，就会有水从水龙头中流出。多年以后我走南闯北，几大洲都去过了，但这种老式的压水井再也没见到过。

男生宿舍区西边是菜园，北边是学生食堂。食堂的西边和菜园的北边那片交叉区域，是罕有人至的马棚和猪圈，其中马棚在猪圈的北边。当年学校有一辆马车，用于给食堂运输菜和粮食。食堂再往北是热水房，当时它叫茶炉房，但里面并不烧茶，只有两个巨大的桶形热水炉。热水房东边是图书馆，图书馆北边是教工食堂，好像还有几间仓库之类的房子。热水房北边是后勤大院，里边有个几层楼高的水塔。热水房西边是小卖部，再往西还有几间教工宿舍。这些宿舍的南边就是前面提到的马棚，北边则是校办工厂的大院。校办工厂当时包括金工车间、修理车间、冰棍厂、印刷厂等。

如今一中的正门，应该就是由当年临街的印刷厂大门改建成的。不过在我心目中，始终还是觉得东门应该是正门。而且从传统文化来看，东门向阳，前面有树有河，中间是大操场，这在风水学上叫“外明堂”，所谓“门前有明堂，富贵又吉祥”。另外东门不临街，不靠市，无烟尘浮霾，无车马喧哗，属于藏风敛气、聚宝旺人、可遇难求的绝佳风水。对于如今的北门，我这些年多次去一中，每次从北门进去时，都觉得进的是当年的校办工厂。

▪ 马瑞君老师、李玉敏老师

刚上初一那年我们才十二三岁，却已经离家住校，过起集体生活。最初那些天我们除了要熟悉学校的环境布局，还要尽快熟悉适应每天的作息时间。那时早晨五点半左右就要起床，然后去操场列队跑步。跑完后开始上早自习，七点钟吃早饭。到了秋冬季节，起床时天还没有亮，要坚持早起实属不易。那时每天有一节早自习和两节晚自习，早自习一般要朗读语文或英语，晚自习则是要求最大程度的安静，不能喧哗、不能聊天、也不能自言自语。现在想来，刚上初一的孩子们能坚持自律、保持安静，真是不容易。那时班主任马瑞君老师对自习纪律高度重视，班长张存岗同学也对我们管得很严。因此晚自习的教室里，很多时候只能听见翻书声和日光灯管滋滋的电流声。

那时还不是双休制，周六还要上课。不过周六晚上没有晚自习，学校一般会在大操场最南边放映露天电影。入学后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咱们的退伍兵》，讲一个退伍军人返乡后，带领村里人勤劳致富的故事。周日上午要上两节自习，之后就自由活动了。如果轮到每四周一次的回家周，周六就只是上午上课，然后就可以各自回家。周日晚上之前返校，上晚自习。

马瑞君老师教我们语文。开学第一周，他先后讲了毛主席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和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如今想来真是有着满满的时代气息。第一节作文课，马老师布置的题目是《送别》，结果大家写的几乎都是父母亲朋送自己来一中上学的情景。初中三年，马老师讲的许多课文至今都还有印象，比如初一上学期的《济南的冬天》《驿路梨花》《小桔灯》等。后来讲《两小儿辩日》时，他在黑板上画了几个同样大小但颜色和背景都不尽相同的圆形，来解释不同时刻的太阳带给人的不同视觉效果。一年后讲周立波那篇课文，上课前他在黑板上写了灵动清逸的两个字：“分马”。这时坐我前面的语文课代表鄂新娟同学转过头来，问我觉得哪个字更好看。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她说肯定是“马”字更好看，因为这个字马老师不知道写过多少次了。

马老师钢笔字也写得很漂亮，有一次他给某同学的作文写了好多字的评语，大家都围着看。评语中有一句诗“赤道雕弓能射虎”，当时我估计这应该是一句夸奖人的话，但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二十多年后的某天我突然又想起这句诗，查了一下才知道这是叶剑英的诗句，描述的是热带的非洲人民反霸权主义的斗争精神。

马老师在课堂上也给我们读过他写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篇散文讲述黑心城管欺负进城做小生意的农民，结尾处说这现象就好比开窗透气时被放进来的苍蝇。我们读初二那年的某一天，马老师颇为感慨，给我们读了他的一首七言旧体诗和一首新诗，诗中描述教师的默默奉献和不为人所知的忍辱负重。可惜我回忆不起来诗的内容了，只记得那首新诗开头和结尾的几句。后来我在班级微信群中和同学们聊起此事，闫昊明同学说他初中毕业后曾找马老师要过这首诗，并将其发在微信群里。在此抄录全诗如下：

    吟渡船

世人谁堪称渡船

乐把行人送彼岸

旅者踩着它的背、它的肩

可曾留心它颜暗烛残

眼下是深邃的天堑

脚底是坦荡的渡船

渡船啊岂止是渡船

游子的信笺诚意可见

火箭呼啸长贯高天

渡船河泽寒暑往返

火车飞奔前有牵力

渡船的樵夫身心俱残

说心残，不宜残

过渡的诚意犹可见

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喜怒哀乐

此事古难全

扁扁渡船浮泛泛

寒风骤雨伴长年

春江水绿逢佳客

北国冰封行船难

嬉笑怒骂交织

苦辣酸甜俱全

欲止不能，欲罢不忍

借问渡船，知向谁边？

马老师上课时很忌讳学生在下面看课本之外的辅导材料，哪怕是和讲课内容相关的也不行。有一次我就是因为这个被他当场批评，不过好在他没点出我的名字，只是说“上课时不能看别的材料”。而这一点上，代数老师李玉敏的要求比马老师还要严格。她讲课的时候，学生们连课本都不能看，只能全神贯注地听讲，除非她要求学生看某页某段时才能打开课本，而且看完之后她会要求把书合上。我对她这个要求印象极深，因为每次她用乐亭话说把书合上时，我都觉得听起来像是“秃和尚”，然后心里窃笑一番。

李老师也是二班班主任。她和马老师的风格很类似，都是对学生认真管理、从严要求。那时讲究班风要正，用现在话来说就是要有凝聚力和正能量。不仅要守纪律，而且要勤奋，要用功，要竞争，要有忧患意识，一刻也不能懈怠。马瑞君老师常常用他自己的经历勉励我们。他曾说当年在某地进修的时候，同学们都很勤奋，熬夜学习是常态，常常是早起晨读的同学已经来教室了，而熬夜读书的同学还没走，也就是说教室里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在学习。

我们初一开学后的一个月内有过两次代数测验，分数出来后，马老师专门开班会来提醒大家成绩的差异。他说你们原本在小学都是班里的好学生，但升入初中后已经显现出实力的差距。他提到了大概十几名考得较好的同学的名字，然后说没被念到名字的同学你们要想想该怎么办，你们别无选择，一定要加倍努力才能不被甩下。马老师言之谆谆、意之殷殷、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道理。班会还没结束，就有两三个女同学哭了出来，大家都面色凝重，尽在不言中。李玉敏老师则是有一个统计学生成绩和名次的大本子，每个同学占一页纸，上面有该生历次考试和测验成绩在班内名次的变化曲线，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同学的整体趋势是在进步、退步还是原地踏步。

初中三年，一班和二班经常是彼此竞争、互相较劲。我一直是数学课代表，因此对李老师，以及初中数学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们都很熟悉。李老师那时一直留短发，很干练，眼睛很有神，讲话也透着威严。二班同学在她管理下，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服服帖帖、整整齐齐。印象比较深的二班同学有班长夏光，体委齐卫东，聪明又清秀的小帅哥陈刚，擅长美术的体育生魏国防，还有常被历史老师刘会茹表扬的张勇。另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勤奋踏实的刘哲军同学，马老师经常以她为标杆来激励我们，教育我们不要贪玩，要把尽可能多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后来我们得知，马老师和李老师都曾作为班主任把初中八三级的两个班从初一带到初三毕业。他们一路上都彼此瞄着对方，都不甘落后，都希望自己的班级更优秀。当然，两位老师都有修养，不会直白地说谁胜谁负。但从马老师多次面带自豪的讲述中可知，他带的那个班，中考升学率应该比李老师那个班更高一些。不过到后来我们初中毕业时，中考成绩应该是二班胜出，这是我在上高中后的某天偶遇李老师、并和她聊起初中往事时，她微笑着暗示的。之后我还得知她在我们中考那年被评为河北省优秀教师。在两个如此敬业尽责的班主任的良性竞争之下，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学生们。毕业后多年来大家每次回忆起他们，无不心怀感激和敬重。

▪ 崔庆有老师

初一那年教我们的其他老师还有：政治老师崔庆有，英语老师张轶勇，历史老师刘会茹，地理老师李晓琴，体育老师刘文奎，音乐老师李秀娴，美术老师关继来。生物则一直是教导处的老师来代课。李晓琴老师如今和我父母住同一个小区，和我妈妈很熟。

崔庆有老师当时五十几岁，脑门儿光亮，一脸慈祥，总是笑眯眯的，从来不发脾气，让学生们感觉很舒服。初一政治课基本上就是品德教育，崔老师通过讲故事、谈哲理、论人生来教育学生要有理想，有道德，有集体观念，有法律意识。后来随着国内大环境的变化，他的课也增加了时事政治和反对不良思潮的内容。崔老师曾说学校就好比工厂，你们学生们就像工厂生产的产品，你们要力争成为优质品、合格品，不要成为残品、次品、甚至危险品。

某次课上讲到年轻人要有理想，崔老师当即问了十来个同学每个人的理想是什么，居然大半同学都说自己的理想是当教师。崔老师很欣慰，微笑着说看来教育事业后继有人。多年以后，我们这个班里面果然出了十几名教师，从幼儿园老师到大学教授都有。崔老师那时候晚自习时也常来辅导，记得我还问过他一个习题集里的问题，当时他让我打开课本，然后指着一段话念给我听，其中提到“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之类的话。

和当时很多其他老师一样，崔老师也住在校园北半部的教工宿舍里，他宿舍前面有棵核桃树。据说二班几个同学还在那年秋天去打过青皮核桃，然后砸核桃剥核桃时弄得满手黑色，一时难以洗掉。这事后来不知怎么被李玉敏老师知道了，于是她黑着脸把这些黑着手的同学们狠狠训了一顿。

年底时我们班搞新年联欢晚会，崔老师也满面春风地出席，和大家一起辞旧迎新。他还带来了几位二班的同学，并请他们表演节目。于是二班的班长夏光同学在我们班张丽华同学的歌声中表演了民族舞《回娘家》，孙宝奎同学演唱了电视剧《济公传》里的歌《鞋儿破帽儿破》。我们升入初二以后，崔老师好像就不再教课，被调去学校办公室做行政工作，直到退休。

▪ 张轶勇老师

张轶勇老师那时应该四十几岁，一头短发，衣着整洁，举止优雅。她平常也讲普通话，声音很悦耳，讲起英语来更是清脆纯正。我当时总觉得外国人讲话应该就是她这个样子。张老师很喜欢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王丽蓉同学，经常在课堂上表扬她。后来我听说张老师以前其实是教数学的，后来那几年才改教的英语，这让我对她更为佩服。

开学没多久就是中秋节，那天我们几个同学晚饭后一起去县城的百货商场买月饼时，在柜台前居然遇到了张老师。她很高兴，还认真地给我们介绍起月饼的不同风味，比如豆沙馅的、枣泥馅的、火腿馅的、莲蓉馅的，她说她喜欢火腿馅的。我那时没见过世面，一脸懵懂，完全不知道火腿是个什么东西，但这名字被我记住了。

多年以后每次想到火腿馅月饼，也就会想起张老师来。写这一段时我使劲回忆，依稀记得这天好像是周四，然后很好奇地用手机查了一下万年历，居然真的是星期四，1986年9月18日。那时社会大环境很宽松，学校的作息时间安排也不那么紧张。每天下午最后一节课一般是自习课，四点五十分下课。然后就是晚饭时间，七点钟开始晚自习。晚饭到晚自习之间这两个多小时都是自己支配的，因此我们可以开开心心从从容容进城买月饼。

两年后乐亭一中不再招初中新生，变成只有高中的学校。于是很多初中老师被分配到新岗位，李玉敏老师好像是去了后勤，马瑞君老师去了汤家河中学教高中，张轶勇老师则去学校图书馆工作。我上初三时从图书馆借了一本崭新的小说《少帅春秋》，结果有一天不小心弄破了，而且破得很厉害，本来嘎嘎新的漂亮封面几乎从中间完全撕裂。尽管我满怀一颗工匠之心，把这封面粘了又粘补了又补，但中间那道大裂缝还是如东非大裂谷般赫然醒目。去还书的那天真是一路忐忑不安，只希望张老师不在借书窗口里面，这样就可以把书交给值班的学生，从而蒙混过关。但结果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张老师说图书馆刚进的书怎么就被你弄成这样了。我忘了我怎么回答的，只记得当时的心虚和惭愧。

后来张老师好像一直在图书馆工作。高一那年秋天，国家为筹办北京亚运会发行体育彩票，在学校里也可以购买，我们当时的班主任王春兴老师就中了个大奖。某一天我在音乐教室附近遇到了张老师，她笑着说你来替我抽一张彩票。于是我傻呵呵地去抽了一张，不过没有中奖，真是尴尬。估计她是觉得我学习好大概手气也应该好吧。

▪ 当炉长

过完初中第一个中秋节后，我们的学习也慢慢忙了起来，一方面是由于每门课都渐入佳境，难度逐渐加大，作业和考试也越来越多。更主要则是因为在马老师的谆谆教导和反复激励之下，同学们都很自觉地加倍努力。一忙起来，时间过得就很快，那棵古老银杏树的叶子也由绿变黄，由黄而枯，随之片片飘落。转眼秋去冬来，到了烤火季，也就是烧火炉取暖的季节。

那时候平房教室和宿舍里面都没有暖气、空调和电热设备，只能用火炉取暖，俗称生炉子。火炉用砖砌成，烧煤生热，上面通过一根白铁烟囱管把烟气排到室外。炉子简单实用，但生炉子却不那么简单，是涵盖科学、技术、艺术和人文的综合才艺。生炉子由当天值日生中的一人负责，这个人俗称炉长。

炉长是冬季每一天中最瞩目的人物，某种意义上比班长还更有地位。炉长早晨不用去跑步，上自习时可以悠哉悠哉地走到教室中间，捅捅炉膛，加些煤块，清理一下残灰等等。如果炉子生的成功，那对于当天的炉长而言是极其荣光、极有成就感的事情，他出现在炉子周边的次数会明显增多，会和炉子周边的同学们谈笑风生，会煞有介事地、尽可能多地彰显他的存在。但如果那天炉子没有生好，搞得教室里乌烟瘴气，同学们咳嗽不已，那就是重度社交死亡场面。此时的炉长就像过街老鼠，会满脸通红、尴尬地抬不起头来。生炉子当然是男生的事情，而且基本上都是住校的男生来做。我被分到星期四的值日组里，该组住校的男生只有我一个，所以炉长职责天经地义地落在我头上。

第一次当炉长的前一晚，我紧张得几乎彻夜未眠。长夜漫漫中，一颗心起起落落、忐忑不安。我把生炉子的流程在脑子里过了几十遍，更怕起床晚了耽误事情。那时也没有闹钟，只能靠意志力和生物钟配合来早起。后来我终于按捺不住，决定笨鸟先飞，凌晨四点多就到了教室。然后发现我们值日组长陶作玲同学和另一个女同学肖敏居然已经到了，正点着蜡烛在炉子旁叽叽喳喳地忙得不可开交。我想组长大人应该还是对我不放心、怕我完不成任务，所以过来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三个人折腾很久，总算让炉火生起。我们如释重负，终于能坐下来喘口气。

▪ 生物实验竞赛、常和老师

那时除了每周六看一次电影，每周还有一两次的课外运动，也就是在操场上踢足球、打篮球排球什么的，由体育老师们安排。当时教室之间的空地上还有很多水泥铸成的乒乓球台。常打乒乓球的同学中，三班和四班的比较多。一班和二班的同学们由于班主任管得严、看得紧，这项活动参加的不多，我算是一个例外。有一次午饭后我对着教室外墙的黑板打乒乓球，还被班主任批评。说我在外面乒乒乓乓这么打，会影响教室里面同学们学习，也会把风气带坏。通过打乒乓球我认识了几个三班和四班的同学。后来我还和其中的两位同学一起去唐山参加竞赛。

那是在大概十一月份，我被选中参加将于寒假里举行的唐山市初中生物实验竞赛。除了我还有三班和四班各一名男同学。为准备这次竞赛，我们三人每天晚饭后去办公楼的生物教研室，去练习各种实验操作。辅导我们的是当时的生物教研组的组长常和老师。常老师五十岁左右，睿智沉稳，透着学者气质。当时已是冬天，他经常穿一件蓝色外套，并且把脖子上的短围巾扎在外套领口里，而且经常戴着帽子。常老师对我们这些十二三岁小孩子很有耐心，总是微笑着给我们讲解，从未对我们不耐烦，更没见他发过脾气。

当时练习最多的实验是观察树叶横切面的结构。实验方法是把某种植物的肥厚叶片夹在两片土豆片里，先整体横切一下。再像木工用刨子一样，用锋利的刀片在新鲜横切面上轻轻刨下几乎半透明的一丝叶片，然后做成切片样品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为了练习这精妙刀法，我们不知道切了多少个土豆。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时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叶片栅栏组织整整齐齐排列的样子。

放寒假后，我们在办公楼三层的待客室里住了一晚，还破天荒地在图书馆后面的教工食堂吃了顿晚饭。第二天常老师带我们乘车去唐山某中学参加竞赛。好像是当天下午考的笔试，晚上住在一个招待所里，次日上午考操作，还有抢答题。有一道题问的是如何用一种叫金边吊兰的植物叶子来研究光合作用的产生条件。那次竞赛我们几个都考得不好，没有拿到名次，只得到了一个作为参赛纪念品的圆形铝饭盒，上面居然还有些瑕疵，后来被我用来装咸菜。

考试结束后常老师一直安慰我们。他说这次我们摊上的那个评委素以严厉出名，被他扣分不算稀奇。他还说那个金边吊兰叶子边缘呈金色（淡黄白色），是因为没有叶绿素。因此对它叶子横切并滴加碘液的话，在叶片两种颜色的交界处很容易能看到绿色一侧有淀粉生成，而金色一侧则没有，这就证明了叶绿素是光合作用的必要条件。他说这个算是大学植物学课程的基本知识，这次被拿来做初中的竞赛题。返程时常老师很贴心地考虑到我们都没坐过火车，特地带我们去坐火车长长见识。从唐山坐火车到滦县后，再乘公交客车回乐亭。后来的几年里我多次参加各种学科的竞赛，这次是考得最差的。唯一收获是见了世面，比如第一次去了城市，第一次住了宾馆，也第一次坐了火车。

▪ 张宗仁老师、“大侦探”、“大面包”

初一时我们班的生物课先后由教导处的两位老师代课。这个教导处里当时老师很多，印象比较深的是张宗仁老师。张老师五十多岁，戴眼镜，总是一脸严肃。他讲普通话，两鬓斑白，但一头笔直整齐的短发很精神。张老师那时应该是分管初中，多次在整肃纪律的初中生大会上讲话。有一次他讲不能谈恋爱（那时叫搞对象）。他说当前早恋的现象“初三的同学有，初二的同学有，初一的小同学呢，也有！”，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还有一次是他讲学校的安全保卫，一开口就慢声细语但很认真地说：“最近有一伙儿-流-窜-犯，专门-偷-学-校”。下面又是笑声一片。张宗仁老师的爱人是教语文的齐丽英老师，他们在一中已经工作了二三十年，我爸爸当年还上过他们的课。

张老师讲话后不久，还真的有一桩盗窃案告破。但作案者不是流窜犯，而是一个初二学生，而且还是我老乡，是小学时曾经被重点宣传的优秀学生。破案有功人员之一，就是学校保卫科著名的“大侦探”。他本名张秉福，“大侦探”是学生们给他起的绰号。学校曾专门开过一次大会，由他来讲破案过程。

不过在很多同学看来，大侦探最核心的工作其实不是破案，而是每天围追堵截“大面包”。这个“大面包”，是一个蹬着自行车在校园宿舍区叫卖面包火腿肠的中年妇女。其实人家自称大姐，叫大面包有些不太尊重。她最显著的特征是嗓音沙哑，可能和每天吆喝叫卖有关。学校禁止小商贩进校园，但她好像总能冷不丁地骑车钻进来。然后大侦探和她像猫捉老鼠一样，斗智斗勇，相爱相杀。她混迹一中多年，对校园里的大路、小路、转角、门洞都很熟悉，想抓住她并不容易。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最常见的结局就是大姐骑车匆匆逃离，嘴里骂骂咧咧不断。

▪ 初二生物实验竞赛、邱春凤老师

暑假后新学期开学，我们从初一升到初二，换了宿舍和教室，多了几名新同学，多了几何课和物理课。生物课也由初一的植物学变成了动物学，结果又是教导处一位老师给我们代课，而我又参加了一次唐山市初中生物实验竞赛。

这一次常和老师让邱春凤老师来辅导我们。邱老师应该刚毕业不久，圆脸，很文静，戴眼镜，笑起来眼睛弯弯，我总感觉她还不到二十岁。她爱人是曾经教我们初一美术的，很帅很有气质的关继来老师。这次竞赛要考的是各种动物学实验，后来做得最多的实验是解剖青蛙。当然也解剖过别的小型动物，好像还有一些昆虫，但现在只记得解剖青蛙了。

邱老师当时教初一年级。她很认真地说实验室没有那么多活青蛙给我们用，她只能发动初一的学弟学妹们帮我们抓。但究竟能抓多少、甚至能不能抓得到，其实都没有保证，只能是抓到青蛙后再通知我们来解剖。她还说如果实在抓不到青蛙的话，那我们就只能解剖蟾蜍了，因为外面河边和池塘边的蟾蜍远比青蛙多，而且更容易抓。听得我们一身冷汗，不敢想象浑身疙瘩毒瘤的蟾蜍被解剖的恐怖场面。现在记不清后来是否真的解剖过蟾蜍，应该是没有，但青蛙解剖过很多只。还记得那个著名的枕骨大孔，由此处扎针进去，向前破坏青蛙脑神经，再向后破坏脊髓，这样它就不动了。

生物实验室中颇有一些装着动物标本的瓶瓶罐罐，里面的各种小动物被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有一天邱老师很神秘地小声对我说这里面还有个小孩子。她打开一个柜子，果然其中一个大瓶子里泡着个早夭的胎儿标本，视觉效果极其震撼。她说这胎儿应该都快足月了，说这应该是从县医院弄来用于教学研究的。我们后来自己也抓过昆虫制作标本，好像是蝴蝶蜻蜓之类的。

有一次晚饭后，我们的动物实验做到很晚，晚自习都开始了好久。从生物实验室去教室的路上，远远看见班主任马老师站在我们班教室后面的窗户旁边，边抽烟边侧耳监听教室里传出的各种嘈杂声音。我进教室时，好些同学谈笑正酣，对外面的马老师一无所知。我还没来得及通风报信，马老师便铁青着脸推门而入，大家瞬间安静下来，教室中一片肃杀气氛。

初二这次生物竞赛好像成绩要好一些，拿了个什么奖记不清了。因为这两次生物竞赛的原因，我去过生物教研室很多次。记得当时有个姓孟的颇年长的老师每天下午都练毛笔字，他的办公桌上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天天写，天天学”。我上高中时，这个办公室变成了物理教研室。

常和老师当年住在一中操场南墙外的家属院。初一去唐山参加生物竞赛的那天早上，大家就是先去他家集合。我们班李乐江同学家也在这里，曾经有几次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看电视剧《西游记》。我至今还记得“扫塔辨奇冤”和“小雷音寺”那两集就是在他家看的。李玉敏老师也住这个家属院。初二下学期的某一个周日，我们几个同学还去帮她搬家。好像是搬到城东边乐亭二中附近的某个小区。

▪ 谢启光同学、背诵古诗词

那次给李老师搬完家后我们还在附近转了转，突然一个同学发现附近一栋楼的外墙上赫然写着“谢启光，花和尚”。谢启光是我们班同学，而且他家也就在附近，所以这几个字写的是他应该没错了。第二天见到谢同学，问及此事，他笑而不语，算是默认了。

谢同学是大才子，尤其喜欢古诗词。他的本子上和很多书上，都写满了唐诗宋词。曾在他本子上看到两首回文诗，也就是倒过来也可以读的诗。其中一首是晋代苏慧的“悠悠绿水傍林偎，日落观山四望回。幽林古寺孤明月，冷井寒泉碧映台。鸥飞满浦渔舟泛，鹤伴闲亭仙客来。游径踏花烟上走，流溪远棹一篷开”，另一首是苏轼的“潮随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钓月明。桥对寺门松径小，槛当泉眼石波清。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海日晴。遥望四边云接水，碧峰千点数鸿轻”。这两首诗都是倒过来读反而更有韵味一些。谢同学某个本子上还有一首左誉的《眼儿媚》：“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阑干。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绮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盈秋水，淡淡春山”。这首词比较小众，知道的人寥寥。但我一直特别喜欢，尤其是这个形容意中人眼睛和眉毛的“盈盈秋水，淡淡春山”。

还有一首杜甫的《蜀相》，好像是写在他某本书的封底上：“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我把这首诗抄了下来自己去背，但把“何处寻”看成了“何处录”，就这么死记硬背了下来，当时还纳闷何处录是什么意思，似乎平仄也不太对。后来某天我一拍大腿，突然意识到应该是“何处寻”，真是哭笑不得。近日前总理突然去世，年仅六十八岁，大家唏嘘不已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首诗，也想起了当年抄写时的情形。

受谢同学影响，我后来也从图书馆借了很多古诗词书籍，背诵了大量诗词作品。很多诗词在当时其实是似懂非懂，但因为有着强烈的兴趣，基本上都是简单粗暴，先背下来再说。有一天中午去图书馆借《唐诗三百首》，当时好像只有一本，而且忘了什么原因借不出来。那天刚好轮到我们班张立杰同学在借书窗口做义工。我于是厚着脸皮请她把《长恨歌》帮我抄下来。下午上课前，当她把一张正反面都密密麻麻地写了总共一千来字的纸给我时，我才知道给人家添了多大麻烦。由于写得太小太密，个别字看不太清，而我又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因此诗中好些词句我背诵的都是有错误的。比如“圣主朝朝暮暮情”，我很长时间都以为是“圣生朝朝暮暮情”；还有“不见玉颜空死处”我背诵的是“不见玉颜空死外”。后来上了高中，学校门口屏壁西边两侧的橱窗里，时常会贴一些大幅新闻图片。有一次的图片内容是江主席给中科院新研发的星河系列计算机题词：“耿耿星河欲曙天”，而这就是《长恨歌》中的一句。我当时心想原来江主席也背过这首诗。

我背诵诗词的另一个原因是那时常常失眠，起初失眠起来不知所措，只是很着急，但越是着急越睡不着。后来想到睡不着时可以顺便背诵唐诗宋词，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很多作品都是失眠时背下来的。再往后诗词背的差不多了，就开始背百家姓，从第一句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背到江阳辙的最后一句“杜阮蓝闵，席季麻强”，再往下就换别的韵而且很快就不押韵了，因此没往下背。背完百家姓之后还是失眠，于是开始心算从一到一百的平方，到后来也都能背下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规律，比想象得要容易。比如以50为中心的两个对称数字（46和54这样的），其平方数就很有规律，而九十几的平方更有规律。总之利用代数公式很容易验证这些规律，也就很容易把这些平方数记住。这个平方数也背完了之后还是失眠，于是只好回忆白天学过的内容，把每门课讲过的东西在脑子里过一遍。以上这些都是些枯燥无味的东西，但失眠时想想这些无趣内容，确实就容易睡着。后来在信阳陆军学院的一年军训彻底治好了我失眠的毛病，之后的三十年里，基本上每天都是躺床上几分钟就能睡着，再也没失眠过。

诗词背诵多了，慢慢地能领略很多“古意”，有时也很羡慕古人的生活。比如古人的问候：“快雪时晴，佳想安善”；古人的日常：“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古人的思念：“月在中天云在山”；古人的修行：“云在青天水在瓶”；当然还有古人的清高：“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但最深的感受就是古人真的太闲了，有那么多的闲工夫来写诗填词，做赋撰文；鼓瑟吹笙，弹弦抚琴；见花起意，对月伤心；思乡念旧，怀古哀今。每天管闲事儿、生闲气、扯闲白儿，操闲心，一天天的真是吃饱了撑的。

但谢同学在这方面比我走得更远。他不仅仅是背诵前人作品，而且之后的很多年来都一直坚持诗词创作。比如他最近写的有关菊花的三首律诗，被我转发到乐亭诗词协会的微信群里后，受到行家们的研究和赞誉。有人说他“有陶渊明之风”，还说“这个人写诗没有诗病，很精通韵律和规范”。谢同学后来读到博士，在美国做博士后，如今已是生物学教授。

好像是在初二下学期，我和谢教授有好几次在周日上午自习课结束后骑车远游。刚开始就在县城里转，第一次是骑到城东某个湖边，也可能是某个河边。那天他还用岸上的柳枝给我编了个草帽。后来越骑越远，有一次骑到城东南的独幽城，当时很惊讶怎么会有这种村名。还有一次向南骑了很远，到了闫各庄那一带。再后来有一次晁继锋同学也加入我们，一行三人骑车二十来公里到了王滩南边某地。回来的路上，我们在一个小饭店吃了一顿饭。那次原本好像还考虑过要不要骑到海边，但不知何故放弃了，可能还是太远吧。

后来我和谢教授都上了高中，他在高一二班，我在高一六班。高一那年秋天的某一个周日，我们再次向南骑行，一路上有说有笑，骑了小半天终于到了海边。我还记得他中间讲过一句：“望山跑死马”。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吹着咸腥味的海风，真是有些激动。可惜那时没有相机和手机，什么都没有记录下来。那天好像还是在王滩附近一个餐馆吃的午饭，还和老板聊了一会儿。等骑回一中时天色已晚，好在赶上了晚自习。（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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