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年龄小于80岁的乐亭人，知道早年乐亭县城西郊曾有过一所私立进修中学的可能不多了。73年前，我考入这个学校读了3年书，对她创建初期的历史有所耳闻，对她在抗战时期的情形还有清晰的记忆。进修中学是乐亭第一所私人投资兴办的正式的初级中学（男中）。她是从1930年兴办到抗战胜利后结束的16年中全县唯一贯彻始终的初级中学；她曾在1934年创造出河北省初中毕业生统考总分第一的佳绩，由此进入全省优秀初级中学的行列；沦陷期间她在极度艰险中坚持教学不辍，尽力抵制奴化教育，为本乡子弟营造了一个发愤苦读的小环境。上世纪30年代后期在校学生增至300多人，并保持着优良的教学质量和很高的升学报考录取率；从创建到结束总共培养出1000多名初中毕业生，为提高那个年代全县的文化教育程度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期对乐亭教育有重要贡献的还有办校14年培养出200多名女性初中毕业生的私立尚义女子中学。）

乐亭是悠久的文化县,帝制年代进士迭出，私塾众多，可想见那时的教育水平是不差的。清末民初，全国倡兴现代教育，乐亭的私塾改造、小学普及、富商兴教等有不少亮点，但中学的兴建却晚了一步。1923年，县立中学成立，规模小，发展慢，6年后停办。（校址改办培养小学师资的乡村师范。）此时，近邻县市一些公立和私立中学（如遵化县中、昌黎汇文、滦县高师、唐山丰滦、通州潞河等）已有名气，本县有志送子弟受中高等教育的家庭只能把十二三岁的少年送到县外负笈求学，其数量之少可想而知。这一状况除咎于地方主事者缺乏远见外，当年家乡重商轻教的风气也有影响。很多家庭为了经商致富，把初小（小学四年）结业、粗懂写算的男孩送到关外学商，盼其财运亨通发家致富。我幼年时张各庄二三百户村民，约半数人家曾有人在外经过商，而上过高小的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初中了。这是30年代乐亭乡间的大致情形。由此可见，进修中学16年中培养出1000多名初中毕业生（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骨干），明显改变了当年乐亭教育的落后状态，仅此一点说她是乐亭教育史的一株奇葩也不为过誉了。

对进修中学初期的所闻

进修中学的投资者王执中，家住东桑园，是在南满开原地区发迹的富商。当年在本县，他不如刘、武两家财力雄厚、声望驰名，他办的进修小学不如育英和百善设施齐备、教学优秀。他兼任校董和校长，远没有刘临阁先生那样丰富的实际办学经验。但，他是一位精明的、成功的商人，深知兴办第一所私立中学的风险和难度。他毅然决定投资并非盲目冒险，而是因为有一位高明的、可充分信任和依靠的伙伴——葛翰林（葛毓芝）与他合作。

听长者说，进修中学初办时王执中是校董，葛翰林是校长，实际的策划和实施都是依靠葛老先生及其相随者的才智、能量和影响实现的。葛翰林是清末民初全县读书人的偶像，他清廉和爱乡的美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广泛的人望。特别是，他与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退隐后长期引领北方慈善、抚幼事业的现代名人熊希龄是同年和至交，熊所主办的香山慈幼院是社会上支持乡村教育和民间办学的一支重要力量，葛翰林的儿子葛东桥就在该院工作，担任过其所属技术学校的主管人。事实证明，进修中学的16年中，一直是在香山慈幼集团的人力、物力、智力帮助下度过的，这点只有靠葛老先生及其影响才能做到。

办校伊始，依托葛翰林的声望提高了进修中学的民信，保证了学校的生源。九一八挫伤了东北的商业，促使送子弟接受中学教育的家庭递增，进修就成了他们的首选。学校特别注重教师的质量，除部分国文老师从县内选聘饱学之士承担外，数理、史地、英语等主课教师都在香慈协助下从北京名校的毕业生中择优聘请，使全校的教学水准迅速达到当年国家规定的要求。上世纪30年代，全国的中等教育日臻成熟，教材和教学法比较完善，会考、统考等校间交流和激励制度正规实行，也为初办的进修中学带来机遇。陶行知、晏阳初等大师践行农村教育，带动起一批优秀教师立志献身农村，进修的康静波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毕业于北大，教书育人堪比北京高中的优秀教师，在校十几年，一直是教师队伍的梁柱，也是我们这一批晚生难忘的恩师。

进入进修中学校门，迎面挂着一块熊希龄题写的大匾，白底黑字“进德修业”四个字。这是进修中学的校训和办校方针，即德业并重，德育为先。当年乐亭地僻县小，信息闭塞，学生不如城市的同龄男孩见多识广，但思想质朴淳实，对家庭的寄托有责任感，更易接受道德素质教育。学校地处农郊，远离声色喧嚣，师生的精力全部集中于教学，形成了严教和苦读的传统。如要求古文名作通背50篇，古诗词精选熟诵100首，史地牢记要领，英语背诵全文，平面几何和小代数做尽教科书和参考书上的难题，连音体劳美也要求认真教学人人达标。这种苦读之风，一直延续到我入学的年代，多数同学以读书为乐自觉上进，打下基础受益终生。有了这种校风，短短4年创出名扬全省的佳绩就不是偶然的了。

进修中学兴办的那年，葛翰林已75岁高龄，他主要用自己的声望和人脉为进修开通成功之路，具体的运筹和实施据说主要由他的两位助手操劳：一是他的儿子葛东桥，一是他所欣赏的饱学之士刘老先生。后来葛东桥正式做了进修中学的校长。

沦陷时期进修中学亲历

1938年深秋，日本侵略军首次进驻县城，骄蛮残暴，无恶不作，民众心目中亡国奴的感受从噩梦变成现实，从此进修中学师生日夜生活在日寇的魔影和淫威之下。此时，校董已不能提供经费，学校财源枯竭，学生的学费尚不够教师的低薪。而生源不断增加，每年级从一个班增至两个，学生总数超过300人，教师达到20来位。学校不仅买不起必要的图书和教具，有时连日不可缺的粉笔、灯油和讲义用纸都难以为继。只得靠校长四处乞捐求助艰苦度日，终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1941年秋我入学时，县内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迅速壮大，战事频繁,环境残酷。特别是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华北疯狂“扫荡”，杀人如麻。从进修中学校门可望见西城墙外的杀人场，敌人经常枪杀、刀斩爱国者和平民。师生们进城遇到戒严、关城、搜捕等突发事件，就有被拘押、殴打、讹诈甚至丧生的危险。为保全生命，学校只得把数百名血性少年关在校园里发愤读书。当时八成以上的学生家住乡村，学校规定每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为回家周，供住宿生回家取饭费和换季衣被。就在这一天许多同学都遭遇过危险和厄运。县城的日寇和伪军频繁出城“清乡”和讨伐，肆意抢掠抓人，蹂躏虐杀，老百姓听到鬼子出发的方向，都弃家避险（俗称跑反或跑敌情）。我就有两次在敌人围村前逃脱，其中一次在坟地树林中蹲了多半夜。有被捉回的轻则挨打，动辄押回县城监禁、讹诈钱财，非刑折磨甚至处死。敌人受挫或发狂时，放火烧庄是家常便饭，我家的20间房就是被“清乡”鬼子一把火烧成灰烬的，所幸家人逃脱了性命。如遇屠村就难逃一死，我的同年级同学赵文来，是很棒的篮球和短跑运动员。回家周当晚遇上日寇屠村，和不少村民一起被驱赶到村外集体斩杀，因刽子手没把他的颈椎和大血管砍断，后被乡邻发现救回。半年后他回校时，在教室里我亲眼看到他僵直的脖子上那片嫩红色的大疤，以后他还要到处躲藏防止敌人灭口。去年在《读乐亭》38期上看到吴维平同学文章里也写到又一位在屠村中遇难的秦同学。区区一个学校，学生们每月仅回家一天就遇上这么多凶险，可见日寇当年杀人之多，罪祸之大。面对日寇的血腥兽行,少年学子们能不恨入骨髓，同仇敌忾？在活生生的爱国仇日思潮感召下，年龄较大的一批同学陆续离校，参加到抗日救亡队伍中去。今天强盗的后裔们还在抵赖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实际它只是举世周知的一例，在当年广大沦陷区乡村，日寇制造的像潘家峪一类大大小小不可胜数的屠杀惨案，哪一件不是他们祖辈父辈欠下的血债！只是善良的中国人没有一一找他们清算罢了。

在学校长期陷入经济危机情况下,校园内学生生活也极其艰苦。一间教室挤满50多张书桌，一间宿舍30多人挤住20米宽的板炕。夏如蒸笼，虫蚊饕餐；冬似冰窖，滴水成冰。宿舍里被头冻得硬梆梆，教室里墨水冻成蓝冰块，供水的汲井常被冰封，师生就无水洗漱和饮用。每天晨起大家的眉发都挂满冰霜。晨练汗水湿透内衣无处烤干整日冰冷不止，为防冻伤，上课和自习中间大家一起跺脚搓手，可是长冻疮者仍十有七八。学生食堂三年不见细粮和荤菜，逢冬春蔬菜淡季或敌伪戒严时只能以高粱米粥咸菜条充饥。因缺乏营养大多数同学严重夜盲，不少人留下终生后遗症。

穷且益坚，颠扑不渝，进修中学师生们的精神一直旺盛，学校的教学始终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每天黎明即起，全校同学在大操场摸黑跑步两三千米；天一亮在小操场朗读或背诵语文和英语一小时；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和两节课外活动；晚饭后还有两小时自习；晚九点半就寝熄灯。我还记得当年清晨朗读和晚间自习的情形：朗读在教室外晨曦中，背诗词的琅琅上口，读古文的顿挫抑扬，念英语的乡音杂调，温习数理公式的你问我答。300个童音合成洪亮的读书声。振奋精神激发记忆，既是复习也是预习，是新一天教学活动的前奏曲。由于学校要求今日事今日毕，两小时的晚自习就成了一天教学成绩的小结。初冬晚饭后天已大黑。当年乐亭无电，敌伪禁煤油民用，学校只能用陶瓷碗儿棉花芯儿的菜油灯照明。自习前，各班值日生用托盘把300盏点燃的油灯从传达室端到教室里分发，一路亮堂堂像火龙一样。同学们都在灯下埋头写算，室内寂静无声，直到灯油即将耗尽，才陆续交作业本离开。就寝前因无处洗漱，次日早起每人脸上都挂着油烟。

上述作息时间表，我在校三年，除因季节稍作错动外，其内容从未修改过。另外，每月除一个星期日放假，其余星期日上午照常上课，下午洗衣、缝补、扫除或补课。这样，每周的课时达到60个，大大超过一般中学的教学量。同学们求知欲强，老师们也愿意多教，语文、史地讲完教科书就增发讲义，数理化教完了初中书选再教高中内容。背古文古诗、解数学难题、写命题作文成了同学们的课余爱好。这样，进修中学在沦陷期间一直保持着教学成绩优秀的美誉，毕业生赴京投考高中的都能考中一流学校；考入北京顶尖学校河北高中的每年都有15至20人，居该校的生源之首。

抗战时期进修中学过高强度的教学是非常岁月的特例，不应笼统肯定更不可复制。但应该肯定她激励和保护了受教少年们的民族情结，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惠及终生的做人品德和知识基础。

这个年代里进修中学还有一点难能可贵之处值得提起：1939年我在进修小学读书时，日伪在全县强制推行奴化教育，通令学校唱汉奸歌，升汪伪旗，开日语课，贴反共亲日标语，参加汪伪的“国府还都”纪念活动等。到进修中学后，不但不升伪旗，不唱伪歌，校园里一点日伪的痕迹都没有。课程表上日语每周五节课实际只上两节，另外三节上英文。教日语的教师顺从学生厌学的心理，主动减少授课内容，期考在预先公布的十条复习题中选考其五。后来我到北京上高中时，各校都要在每月8日开会纪念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伪叫大东亚圣战），校长宣读汪伪政府对美宣战书；经常“勤劳奉仕”（到校外参加劳动）；拿木棍当枪上军训课等，这些都是伪教育部强令推行的，在进修三年不但没做过，而且没听说过。我记得唯一的例外，就是太平洋开战之始全校同学参加过一次伪县政府召开的庆祝马尼拉陷落大会，以后学校借口路远天黑过河不便再没参加。在恶敌魔掌下抵制奴化毒害，保护幼年学子的心灵，是极冒风险的善举。做到这一点除校长素有忠君爱国传统观念和教师队伍纯洁外，也有敌人在农村的思想文化统治相对粗疏和薄弱的原因。在大城市他们偏重于政治残酷镇压和思想文化严密控制，在县乡更多是赤裸裸的军事征服和屠杀。这样，当年进修中学的教师中就有些颇具才华的人士为摆脱城市的思想窒息而来乡间寻找相对宽松环境的；也有些外地暴露身份的职业抗日爱国者来乐亭隐蔽一时的，因此不仅英才聚集，也是藏龙卧虎的。

怀念可敬的优秀园丁们

梅花香自苦中来，奇葩全靠园丁栽。进修中学能取得当年的成绩，首先归功于老师们的辛勤奉献。我上学的三年中，记得出姓名的老师有19位：校长葛东桥，教务主任（数学物理老师）康静波，训育主任（语文英语老师）毕铎，语文老师朱泽吉、崔载之(地下国民党员)、王之轩、王树楷、葛陛尘，数学老师佟x华，化学老师宋世瑜，史地老师李性天、严健羽，英语老师白士元，生物矿物老师兼训育员彭松年(地下共产党员)，音乐老师刘兴野、麻育如，体育老师崔梦庚，日语老师李秉谦、石香亭。他们都是当年进修校园里辛勤的园丁，为灌溉园中的一花一木洒下过他们的汗水和心血。

进修的老师们都不带家眷，住集体宿舍。任教10多年、长期担任教务主任的康静波老师也是如此，他是河北晋县人，葛校长在外奔波时他是校内的全权主管。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理学院，学底深厚，形象质朴，做人正直，敬业精神极强。他教授三年级两个班的数学和物理，授业量大，留作业多，他每晚都判改到深夜，从而掌握每个学生的领悟能力和学业实绩。他对品德管教极严，遇有打人骂人、旷课作弊、侮辱师长者，坚持惩戒以至开除。发现教师不敬业不称职的，直率批评。不少师生（包括我）认为他缺乏情感不愿主动接近。其实他在严肃的背后隐含着仁爱和深情。先说我亲历的一例：1944年清明之后，日伪特务队有人向县城有关商铺透露要逮捕我作人质的消息（当时我姐夫李海涛任中共乐亭县委书记），父亲得知后立即派人星夜到校接我回家，我既害怕被捕又担心耽误期考拿不到毕业文凭。找到康老师请假时，没想到他主动深情地安慰我：“出外躲一躲好，学校保不了你的安全。现在全部课程已讲完，剩下两个月复习和期考。按照你三年的成绩，可算你提前毕业。放心走吧，到时托人替你领文凭就行了。”当时我真有点感激涕零了，连给他鞠了几个躬，匆匆地离开学校。还有小宋老师的一例：宋世瑜来校时20岁刚出头，学识很好，没有教书经验。开始让他教英语，第一堂课紧张得不知所措，难以收场。后来换到我们班教代数。最初也不适应，但态度好，对同学们说：他在大学读化学系，代数有基础只是生疏了。现在天天向康老师请教，请同学们给他些时间。据说，康每天晚上指导他备课和改判作业，并把自己教代数的教案提供他参考。宋从此越教越好，一周后完全胜任。此后两人相处默契，彼此都有许多帮助。

宋世瑜来校前，是北京辅仁大学的高材生，京郊人。辅仁大学是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太平洋战争后得以幸存，未被日伪接管。宋因经济困难辍学，打算教两年书后回校续读。他比同学们只大六七岁，有青年朝气，随和坦诚，易与大家打成一片。他常和我们一起晨练和早读，参加扫雪铲冰和扫除，同学们同他比较亲切，称呼他小宋老师。他能主动沟通师生间的隔阂和误解。有一次下课后，教室里张王两个同学调皮打闹，王用英文在黑板上写张是我的儿子，康老师看到勃然大怒，坚持要把王同学开除。宋老师了解到问题的症结是康把王同学写的张误读为康，认为是王有意当面侮辱他。经宋细心地解释和规劝，康才消了气，最后以王张二人在教室打闹给予警告了事。宋老师后来专教化学，教我们怎样记分子价，怎样背周期表，怎样理解和区分不同的反应式，怎样把化学读出兴趣来。他讲侯德榜、范旭东、门德列夫、居里夫人、诺贝尔的轶事，假期回京自费买化学药剂为大家做发生氧气、铁铜锈还原、制作蓝墨水等实验。以加深对化学反应的理解。

同是从辅仁大学来的，还有一位语文老师朱泽吉（字光旦）。北京人，辅仁文学系毕业，学识渊博，才子气质。他不留在大学做讲师而应聘来乐亭，是想在乡间找到一些宽松和异趣。他记忆力超强，口才极好，对文学史、词曲、明清小说有深入的研究。他以文学史为纲指导同学们学习历代文学精华，以讲名人轶事介绍作者的生平、境遇和创作特点。他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使背诵最难记的汉文、晋赋、长篇诗词、大段名曲也成了同学们的兴趣。他选取名人或同学的姓名组成对偶(如同学栗镒对程钟，名人胡适之对孙行者)教我们理解律诗的对仗；他把乐亭方言和普通话对比纠正我们在四声与平仄上的误差。他告诫大家作文勿滥用空话套话，动笔前要先构思立意，论理文应有鲜明观点，叙述文须有生动素材。他讽刺周作人是钱谦益一类的二臣表现了他的政治爱憎。他未教满聘期不辞而别显示出他当年放荡不拘的性格。10多年前我在《河北日报》上看到河北大学知名教授朱光旦去世的消息，从该校一位熟人处知道，逝者就是我们当年的老师朱泽吉。

朱老师自视甚高，同事中唯一受过他赞扬的就是教史地的李性天。李老师昌黎人，燕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差半年毕业时因燕大在太平洋战争后被日寇关闭而愤然离校。他饱学广识，博闻强记，热情奔放，一上来就振奋起同学们的精神。他不用杂乱无章的教科书，而当堂自写板书和编发讲义。

他上地理课带着一本战前丁文江、翁文灏合编的中国地图，教大家描绘分省图（包括吉热辽黑和外蒙古）牢记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特别表扬一位姓左的同学东三省地图画得好。他讲历史讲到晚清70年列强残暴和宫廷腐败时慷慨悲愤，使同学们都受到强烈感染。当时学校只给教师们订一份报纸，为满足同学们对了解国内外大事的渴望，他几乎每堂史地课都讲一段欧洲和太平洋的战事新闻。他盛赞美国总统罗斯福，说他在大选中战胜威尔基是世界之福和中国之福。他每讲到法西斯溃败的消息都使同学们兴高采烈，把过去不受重视的史地课变成最振奋人心的讲坛。据说李性天老师在抗战胜利燕京复校后，立即复学补齐了大学学业。

还有两位优秀的语文老师毕铎和崔载之，因为没有直接教过我，只能谈一点见闻：毕老师是本县人，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40来岁，据说和闻一多有过密切交往。任训育主任，是学校的领导人之一。他除语文教得好，教英语也很出色。1943年他离开进修到昌黎汇文教高中去了。崔老师抗战前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和朱泽吉老师同时来校，他教二年级语文，据说教得和朱老师一样好。我平时很少见到他，记不清他的形象和名号。后来传说他是地下工作者，以为是一位中共党员。看了吴维平同学的文章，说他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崔载之（我和老吴通电话问过，他说千真万确）。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华北剿总的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喉舌《平民日报》社长，是傅作义的主要亲信和第一笔杆。他最出名之处是他对北平和平解放作出过贡献，他是最早出城接洽谈判的傅方代表和正式谈判的主要成员。我听他的师大同学说，他青年时代就才华横溢，文笔过人。这样一个才子型的潜龙式人物，教初中语文能不出彩吗？

进修中学对音乐和体育课也比较重视。教师虽不是大学毕业，但都敬业胜任。刘兴野老师原教进修小学，他会弹琴，善教唱，能指挥，经常选教进步歌曲，包括电影插曲中的《义勇军进行曲》《自由神之歌》等。1939年在日伪强令教唱伪歌时辞职，随即被进修中学聘任。我入学时刘老师已因病去世，继任的是一位40多岁的长者麻育如。麻老师河北遵化人，会拉琴，有很好的嗓音。他不教流行歌曲（《何日君再来》《夜上海》一类）“怕误人子弟”；也不教救亡歌曲“怕招惹是非”。三年里，他教了许多老歌、好歌和几段昆曲。其中昆曲《费宫娥刺虎》的一个选段，曲词悲愤坚贞，曲调铿锵有力。当唱到“纤纤玉手要剜仇人目，细细银牙要剡贼子心”时，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大家心里都明白要剜剡的仇人指的谁，使这首曲子常唱不厌。麻老师教的老歌中，有《渔光曲》《锄头舞歌》《镰刀舞歌》等进步歌曲，有《满江红》《虞美人》《读书乐》等诗词谱曲，也有流传近百年的外国名曲填词如《送别》《念故乡》《谐隐》《燕子》《告别》等青春之歌。同学们在背后喜欢称他“麻老瑞”，因育、瑞谐音，是尊老的戏语。体育老师崔梦庚是本县人，在进修任职多年，比较敬业。他无技艺特长，有组织能力，选拔体育特长生组成校队，经常进行表演和竞赛，是师生们难得的娱乐活动。他对体育课管理严，对不达标者不留情面，爱好吹嘘自夸，常说进修体育三县无对手、冀东第一流等大话。同学们送他绰号“崔大牙”，不因五官，而是对他口无遮拦的玩笑。

最后，我想用稍多地话语写一位与进修中学同命运共始终的老师——葛东桥校长。葛校长名庆惠，字东侨。我在校时他已年过半百，是老师中的长者。他居家简朴，葛翰林1942年去世后，他一直戴孝，和续弦的老伴及幼子迁到学校西北角一栋简易平房里居住，像一个村民家庭。他有较深的国学底蕴，书法在县内著名。他教全校的修身课（修身是民国以来中小学的一门课程，主要教学生生活处世和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南京政府一度改成公民课），不要学生买教科书，也不考试，主要选讲《四书》《五经》中伦理纲常的内容。我记得他讲过“鱼我所欲也” “嫂溺援于手”“曾子易簀”和《孝经》的选段。他有明确的忠君（民族）爱国思想，讲舍生取义时，盛赞文天祥和史可法，说个人生命是小利，国家民族是大义；个人生命只有几十年，民族大义留芳千秋万代。他代替请假教师讲语文课时，点名让同学背诵《前出师表》《陈情表》《岳阳楼记》等名文，对同学们进行传统道德教育。但他在讲课和训话中也常流露出厚古薄今、因循保守和陈腐的封建礼教观念。

葛校长管理学校特别严肃认真，在校期间事无巨细都要亲自查问。大至全校的财务、教务、安全、人事，小到打扫卫生、熄灯查夜。他要求上课时间宿舍庭院空无一人，晨练、课外活动时间学生全要在操场。他以校为家，至洁至俭，发现院内有杂草垃圾就找来校工当众申斥，捡到粉笔头废纸本就训诫大家敬惜字纸、恒念物力维艰。他待人严肃冷僻，过严过苛，对犯错误的学生不容分说，动辄记过开除；对教师的缺点也不迁就，常当面指责。因此人们多对他敬畏而疏远之。他心高自负，固执己见，与新潮流格格不入，可能是他日后不能融入新社会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为造福乡梓兴学育才的敬业精神，在国破家亡年代临危负重、知难而进的坚强毅力和在财力枯竭下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非凡努力，是全校师生员工和学生家长们一致赞扬和钦佩的。有人说，走了毕、朱这样的良师，进修还能照样办下去，如果没有葛校长，恐怕进修一个月也坚持不了。这是实话。老师们为进修洒下的是心血，葛校长是把自己的生命都融入了。

1943年清明前后的一个星期天，葛校长带我们二年级的100来个学生去附近一个小树林里踏青。他轻松的表情与和气的神态过去非常少见。他让大家唱“舞雩归咏春风香”，背诵“清明时节雨纷纷”。游乐一阵后，他开始讲话。说他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大操场里盖起一大片教室，许多同学在听康老师讲大代数。“这不是我们的高中吗？”他高兴地喊起来，惊醒后眼里还流着泪。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乐亭县至今没有高中，我们办学的人有愧于乡亲父老。我们现在有老师，有同学，主要是没钱盖房。我几次努力未成仍不死心，还想最后再试一次。我马上出外募捐，还想请你们的父兄也帮个忙。我亲自写了信，你们回家周带给他们，一斗、两斗，多少不拘，有难处也不勉强。我一定一文一文地把它用好。……我们见他眼里含着泪，也很受感动。后来我父亲看了他的信，叹息说：都到什么时候了？尚义女中要关门，他却想办高中！你们葛校长真是个“魔怔”（乐亭土语，形容一个人过分执着，像着了魔）。父亲只是说，开学给我缴学费时还是另外捐了一口袋高粱米。他很喜欢葛校长的字，把信裱起来贴在墙上当字画了。最后，葛东桥的梦还是没有圆成，只好第二年春天在操场一头盖了几间平房，为了给捐助者一个交代。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听说他身体不好，住在北京他儿子家里，在交道口南香饵胡同的一个小巷花梗胡同内。我和几个同学去看他一次。他显得很衰老，沉默寡言。当我们说到河北高中有进修中学毕业生40多人时，他表示欣慰，说：以后乐亭能办起高中来就好了！

这就是我心目中可敬的校长，一位为乐亭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对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乡村教育家。

（作者李文学，汤家河镇张各庄村人，冶金工业部建筑研究总院原党委书记）

（选自《读乐亭》44期、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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