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乐亭城西高庄，在故乡我曾度过40多个春秋，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当那场波及整个神州大地的灾难尚未结束之际，我怀着对故乡留恋和对未来憧憬的心情离开了我战斗、工作近30年的故乡，来到了今日的河北师大。转瞬间30多年过去了，印入少年时代脑海中的人物、事件、过程，经过时光的冲刷，大都逐渐模糊了，惟有一人不但没有淡忘，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对他深深地怀念。他就是我的恩师李光增。

李光增老师，1905年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毕业于河北第一师范，青年时期从事我党地下工作，是我党早期在天津的地下党员，由于组织遭到破坏，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扑，投奔同学刘立斋来到乐亭，在刘氏私立育英小学任职。开始时是历史教师，后任育英小学校长，并参与建立了育英商业职业中学，他在学生心目中有崇高的威望，“育英”地处沦陷区，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热爱学生，对学生要求严格，当他对违纪的学生进行严肃批评后，第二天必然单独进行抚慰性谈话，使其放下包袱，彻底改正错误；更重要的是，当时他不顾危险秘密与我方工作人员直接联系，做了大量革命工作，他的很多学生以后成了我党的骨干力量和社会的栋梁。

当年，我家非常贫寒，除去祖辈给留下的三间旧房以外，什么都没有,九一八后，爸爸在东北经商的铺子倒闭，不久在贫困中离开人世。妈妈没有文化，带着我和妹妹过着艰苦的日子。少年时期，我跟着同村一位老先生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旁听老先生给他自己的孩子们讲《四书》《五经》的内容。妈妈很刚强，硬是依靠自己的双手，支撑着这个三口之家，并且为了将来能过上好日子，把我送到育英小学学习。我也不辜负妈妈的期望，在小学前4年的8个学期里，除去爸爸过世的那个学期我在全班的学期成绩是第二名以外，其它7个学期的成绩都是全班第一名。可是在将上五年级时，妈妈犯愁了，五六年级是小学高年级，学校规定学生要增加学费，每个学生每学期交二斗高粱米。过去，我依靠每学期考第一名得到的2元5角奖学金（第二名奖1元5角）就能够解决我的课本、文具和其它费用，可是以后，这二斗高粱米从哪儿来？二斗高粱米，现在一般人看来算不了什么，可是对我家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因为妈妈支撑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平时就是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春天加些野菜，冬天伴以糠麸，还能勉强维持。如果一次拿出二斗高粱米，真比登天还难。

妈妈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虑，还是决定让我继续上学。她听说育英的校长心眼好，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面见校长要求免去我的学费。一天，她鼓足勇气，走到学校面见了李光增校长。当天放学后，妈妈非常高兴地对我讲述了他和校长谈话的过程。

李光增校长明白了妈妈的来意后，细心地听着妈妈具体讲述，中间也提了些问题，妈妈都做了具体回答。比如，李老师说“从孩子的穿着表现，看不出和普通家庭的孩子有什么区别，穿衣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妈妈说她给人家当佣人，一些雇主知道我家的情况后，就把他们自己的孩子或成人穿过但比较好些的旧衣服送给妈妈，其中有一些太肥大的，妈妈就拆了重做等等。李老师听完妈妈的陈述后，没有犹豫，就轻声坚定地说：“高锦荣是个好孩子，他的学费全免了，下学期让他安心地继续上学吧。”第二天在学校碰见了李老师，他走在我跟前就站住了，他摸着我的头，作了短暂停留后说了短短一句话：“安心学习。”当时我没能说出话来，眼睛里立即涌出了泪水，一切尽在不言中。

1944年上半年的一天，李老师把梁安（梁新如）、杨存功和我三个同学叫到他的宿舍里，对我们说：“明天，让蒋老师带你们仨还有进修中学的常嘉言同学（常嘉言原是育英小学的毕业生）一起去外边参观几天，这个事儿不要宣传，一切由蒋老师具体安排”，“外边”当时就是指我党开辟的解放区。蒋老师名字叫蒋树润（蒋泽千）既教语文又教过体育。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威信。第二天，蒋老师带着我们四个同学悄悄地出发了。此行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直接接触我党工作人员和党领导的解放区，以前我只听同学们说过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梁安、曹秀春（曹木林）我们是非常要好的同学，他们向我介绍的情况也最多，在我的脑海里，八路军是神人，但是我却从来没见过八路军、解放区。

蒋老师带我们到了冯哨刘庄，庄头上早有人等着我们，我们被带到冯哨刘庄小学，在小学办公室里，想不到遇上了育英的老学兄孟兆信（孟松涛）、俞文元，并初次遇上文伯英（文攻、党伯英），原来孟兆信、俞文元参加了八路军，心中非常羡慕他们。他们给我们介绍了敌我斗争情况，包括西线欧洲盟军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情况和东南亚美国盟军对日的战况，这些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听了以后，使人精神振奋。我盼望反攻能早日到来；以后两天的时间由文伯英、孟兆信、俞文元三位同志，带着蒋老师和我们四位同学去过几个村庄、董庄抗日中学，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吃到哪里，分别在两个农家住了两夜，在农户住宿、吃饭时，感到乡亲们特别热情，到了解放区心情特别舒畅，这才是在自己国家的自由土地上。当时想，将来全国解放了，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情景？可是当年沦陷区的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日寇、伪军的“扫荡”，就是在这些接近沦陷区的解放区，因为敌人实行“三光”政策，也时常受到敌人的伤害，我们参观了一个前不久被日寇扫荡过的村庄，一片狼藉，乡亲们还没来得及完全清理干净日寇扫荡留下的痕迹，街上被烧过的树木还散发着糊焦味，有一些院落墙被推倒，窗前被推倒、摔坏的酱缸还躺在地上，有的窗格被砸坏。这时我才进一步理解敌人在沦陷区和解放区实行的是两种不同的政策，无论是奴化教育还是“三光”政策，其目的都是为了灭亡中国。

在解放区接近三天的参观是我有生以来思想认识的转折点，既然孟兆信、俞文元他们能参加八路军，我将来也能当上八路军。当天傍晚我回到家，向我最相信的人们讲述了我这两天在解放区看到、听到的情况，乡亲们感到兴奋的同时，也以沉痛的心情告诉我，就在这一天上午，日本鬼子在乐亭南门外，在离我村不足500米处，敌人专门用来杀害我抗日同胞的地方，砍杀了我们24位革命先烈。

李光增老师担任历史课，沦陷区的课本，是由日伪政权编制核准的，是为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服务的，所以李老师讲课从不按课本的具体内容讲解，而是把课本的相关部分摘出来以故事的形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教育，使学生懂得如何做人。比如讲南宋，他突出讲岳飞，根据《岳飞传》的内容，讲岳飞如何尊重他的老师，如何按他母亲“精忠报国”的要求效忠国家和对待内奸。讲到文天祥，他则突出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含义及相关内容。他讲过的“苏武牧羊”“桃园三结义”“孟母三迁”“孔融让梨”以及前人囊萤、映雪的学习精神等等，都给同学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1944年暑假前的一天，李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问我：“你想上中学么？”我说：“想，但是，我妈供不起我，怕是上不了了。”小学快毕业了，在好多同学议论将来上哪个中学时，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我想上，但是家里这么困难，我也十几岁了，我怎么能再要求妈妈辛辛苦苦挣来的一点点活命钱供我上中学？李老师的问话对我触动很大。看来李老师早已考虑成熟，他轻声却很肯定地对我说：“上吧，我供你。我有一个儿子，和你一般大，我也回不了家。这些年我也有点儿积蓄，能供你上中学。”听着李老师的话，刹那间我的头脑有些朦胧不清，爸爸在世时我曾多次梦想爸爸会突然来到我的身边，给我、给全家带来好运，爸爸客死异乡后，再也没条件做这个梦了，可是今天我却遇见了这样好的老师。李老师最后对我说：“咱们中国不会总这样，以后会好起来的。”我都不记得当时是怎么从老师的宿舍走出来的了。放学回到家，我向妈妈说了李老师和我谈话的过程，妈妈激动地哭了。

当年各中学分别自主招生，李老师让我前后报考了进修、育英、县中三所中学，录取发榜时，各校都按考试排名次，我在进修中学考了第二名，在育英和县中两所中学都考了第一名，我上了育英中学。李老师以后告诉我，当他向老师们说了资助我上中学的情况后，全校老师都纷纷表示也要资助我上中学，由于当年物价飞涨，所以无论学生交学费还是老师发工资，都用高粱米计算，当时每位老师资助我的数量分别是一斗、一斗半、二斗高粱米。学校还把高粱米送到我的家里，妈妈把从来没有盛过粮食的几口旧缸都装满了高粱米。学校规模不大，这些老师的名字我还记的清清楚楚，他们是：刘立斋、张治中（黄泛）、高远公、刘洁瑶（高远公的妻子）、白润清（白艺生，主管全校总务工作）、蒋树润（蒋泽千）、郭佑廷（隆尧县人）、高靖周、邓丕列（大概也是安平县人）、杨得志、岑玉书、王维孝、蔡禅禹。那年秋季开学时，白艺生老师给了我一份资助我上中学老师的名单，上边写着每位老师资助我高粱米的数量，我一直珍藏着，但是在“文革”运动中，不知哪位“造反派”把这份名单作为我的“罪证”给毁掉了，所幸我早已把这些老师的姓名记在脑子里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些老师们，正是他们在李光增老师的影响下，给了我急需的爱心，使我的人生之路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一个学期很快过去，1945年春季开学后，我找不到李光增老师了。向老师们打听，回答都是一致的：“李校长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接着是邓丕列老师主管学校工作。李光增校长离开后，一切都混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积极打听李光增老师的下落，以后得知，李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处工作。我拜见他以后才知道，他当年在乐亭育英中小学与共产党和我方人员经常秘密往来，在老师们中间已是公开的秘密，当时县委为了避免李老师暴露，从不在“育英”搞大的宣传活动，而是夜半在离敌人西门岗楼不足500米的进修中学进行。他离开乐亭后，在解放区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入北京师大。我曾看望过李老师多次。

乐亭县是李光增老师的第二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好多原乐亭育英中、小学的学生去看望他，每次见到学生来，他都非常高兴。

1992年，李老师身患胰腺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李老师，我和您的学子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高锦荣，乐安街道高庄人，河北师大附属民族学院离休教师）

（选自《读乐亭》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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