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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先驱:论故乡文化对李大钊道德人格形成的重要影响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     作者:赵书昭     发布于:2023-06-20 14:4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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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光辉的人格典范李大钊,他的道德人格的形成离不开中国近代历史的巨大变迁,也离不开自身的主观性选择。西学东渐之风、科举考试的废止,新式学堂的建立,中国近代工业的发蒙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渐解体,都极大开拓了李大钊的视野,赋予了他接触新知识、新思想的历史契机,为他日后最终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然而,故乡文化对李大钊的影响则更为基础。李大钊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度过的,这恰是一个人道德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是上底色和筑根基的时期。滔滔滦水,幽幽燕山,高耸之碣石,芳香之沃土,勤俭之乡亲,浓厚之乡情,浓郁之乡音,无不浸润着李大钊年轻的心灵,滋养着他丰富的情感,铸就着他求真、向善、尚美的高尚人格和道德情操。

乐观雄健——故乡壮美山河的陶冶

在李大钊所留下的文字当中,描写故乡山水的有《游碣石山杂记》《五峰游记》《旅行日记》《自然与人生》等篇章。故乡山河的俊美与磅礴赋予了他乐观雄健的性格,大自然美好景色赋予了他对祖国和生活的无限热爱,这些因素筑牢了他的精神之堤,使他立志为国家民族守卫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为后世子孙创造无限美好的生活。

(一)感恩滦河,对新生活的乐观期待

滦河,古称濡水,是冀东平原的母亲河。源自河北省巴彦古尔图山麓,流经内蒙高原、燕山山脉,至乐亭县的兜网铺入海,全长888公里,是一条多沙性河流。滦河在潘家口以北流出燕山后就猛然失去了落差,久而久之淤积成了水土肥美的冀东平原,但也将滦河变成了曲流摆动的游荡河,历史上多次改道,由于泛滥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乡民们对滦河也是爱恨交加,无可奈何。乐亭县全境无山,地势平坦。境内土地肥沃,水资源比较充沛,适宜农作物的生长,是冀东大地有名的“鱼米之乡”。李大钊赴永平府中学读书时就开始泛舟于滦河之上。当时,李大钊却以积极和感恩的心态看待滦河,对未来的生活寄予了更多的期待。1919年八九月份,他在《五峰游记》中写到:“滦水每年泛滥,河身移徙无定,居民都以为苦。其实滦河经过的地方,虽有时受害,而大体看来,却很富厚,因为他的破坏中,却带来了很多的新生活种子、原料。房屋老了,经他一破坏,新的便可产生。土质乏了,经他一回滩淤,肥的就会出现。这条滦河,简直是这一方的旧生活破坏者,新生活创造者。可惜人都是苟安,但看见他的破坏,看不见他的建设,却很冤枉了他。”虽然滦河时常爆发水患,但李大钊善于从积极的、历史的角度来认识滦河的作用,把滦河的水患看成是对旧生活的涤荡,对新生活的贡献。同时,他也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并没有被完全激发出来,对人民“苟安”的现状表示愤慨和痛心,因此他立志实现民族解放,振奋国群,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和精神面貌。

(二)取力滦河,汲取雄健的革命精神

李大钊在1919年夏天去五峰山消暑,描写了他乘舟行驶在滦河之上的心情与感受。“山路崎岖,水路两岸万山重叠,暗崖很多,行舟最要留神,而景致绝美”。昔日的滦河不比今时,河面宽阔,不乏急流漩涡,浅滩暗礁,加之当时的摆渡都是较小的木船,载容量有限,稍有不慎,就可能有翻覆的危险。但滦河留给李大钊的不仅仅是这种凶险莫测,而是给予了他勇于挑战艰难险阻的意志品质。因为,李大钊深知革命的道路必定充满着艰难险阻,甚至有身家性命之忧。但他没有畏缩,他知道这种艰难险阻必须依靠雄健的精神才能抵抗过去。对于李大钊而言,滦河行舟,九曲八弯,险滩急流,漩涡暗礁,险象环生,恰如他的革命生涯。而船上之人,犹如时代之弄潮儿,“走到崎岖的境界,愈是奇趣横生,觉得在此奇绝壮绝的境界,愈能感得一种冒险的美趣。”可见,李大钊将滦河行舟比喻为了仁人志士救亡图存和实现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虽然国运艰难,但必须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悲壮的歌声中,走过崎岖险阻的道路。可见,李大钊同志寄情山水之间,绝非仅仅抒发个人豪情,更非顾影自怜,孤芳自赏,而是始终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联。

(三)碣石五峰,重要思想时刻的见证

乐亭县是滦河入海之前所形成的冲积平原,全境无山。李大钊却生来对山川独有情愫,“予性乐山,遇崇山峻岭。每流连弗忍去。”碣石山,位于昌黎县城北,由近百座连绵的山峰组成,方圆数十里,主峰娘娘顶(亦称“汉武台”),海拔695米。据统计,李大钊与碣石山的交集如下:一是寄情于碣石,积蓄精神力量。1913年9月,李大钊携几位好友游历碣石山。正值李大钊刚刚大学毕业,昔日同窗各有归处,自己却常感报国无门,心情暗淡忧郁。与友人游历碣石山,寄情山水之间,抒发情感,调整心绪,重新积蓄精神力量。同年冬,李大钊得到资助东渡日本留学,开启了新的征程。二是盟誓于碣石,激发爱国反帝精神。1913年9月11日,日本昌黎驻军两名士兵无礼殴打中国小贩,遭到昌黎火车站路警杨桐秋的制止,日本士兵遂于中国路警发生冲突。后日本驻军倾巢出动围攻铁路警察局,枪杀五名无辜路警。不仅如此,日方还胁迫昌黎县知事王芝田在歪曲事实的文稿上签字。此事对李大钊刺激极大,发誓“与倭奴不共戴天者,犹如碣石。”三是避暑于碣石,书写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篇章。1918年夏,李大钊来五峰山避暑,潜心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后来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标志着他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四是避难于碣石,继续革命伟业。1919年夏,李大钊携子葆华来到五峰山韩愈公祠避难,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与胡适进行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24年,李大钊为躲避北洋政府通缉,再度来五峰山避难,强忍爱女钟华早夭之余痛,家书一封,奉劝妻子打消求救于白坚武的想法,以与白氏彻底绝交,后来辗转远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五大,继续从事伟大的革命事业。可以说,碣石山的确是李大钊一生中思想发展脉动的见证者,也是他一生中重要事件的见证地。

需要说明的是,故乡文化和具体环境毕竟属于外在因素,一个人道德人格的形成是外在环境作用和个人主观选择双向作用的结果。同乡、同学之间人生选择大相径庭者比比皆是。李大钊之所以能成为李大钊,其根因在于其个人所树立的救国救民的坚定信仰和远大志向,并一生矢志不渝。否则,碣石再美也不过是士子文人抒发风花雪月个人情感的对象,滦河再汹涌也不过是给人以惊险刺激或心有余悸而已,缘何李大钊就能够舍弃这些狭隘情愫,从山川壮美中汲取磅礴的革命力量、雄健的革命激情,去奋力创造新生活呢?这就要从他的主观世界去寻找答案了。

勤俭重文——乐亭家乡文化的熏陶

乐亭大地哺育了李大钊,乐亭人也以李大钊为骄傲。一口地道的“老呔儿话”,一曲难忘的“老呔儿影”,是乐亭人民的精神标识和心灵家园。乐亭人民勤劳节俭,吃苦耐劳,重视文教,乐亭县域文化为李大钊铺就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底色。

(一)“呔商”勤劳简朴,吃苦耐劳的文化基因

由于滦河经常泛滥,水患经年,百姓束手无策,苦不堪言。加之清朝为增添税赋,允许关内人赴关外谋生。因此,许多乐亭人开始“闯关东”,初期多为贩夫走卒,走街串巷,沿街叫卖,后来逐步发展开设店铺、作坊、粮栈、货栈甚至从事钱庄、银行等金融行业。到清末民初时期,乐亭人在东北形成了“老呔帮”,被称为“呔商”。在民国初期,“呔商”的成就达到历史顶峰,仅乐亭县汀流河刘家在关外就有商号100多家。据1932年的调查,全县商户达5983户,占全县总人口的13.7%。据地方资料记载,到九一八事变时,乐亭县在外经商者共拥有资金近4亿银元,年创利润5000余万元,乐亭商人向家乡汇款最多时每年达2000多万银元。仅30余万人口的乐亭县,赴关外谋生者达10万余人。在此过程中,“呔商”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那就是勤劳简朴,吃苦耐劳和诚实守信。从乐亭到东三省各地,距离几百到几千公里不等,交通不便,全靠步行,推车挑担,顶风冒雪,晓行夜宿,吃尽人间苦,洒尽离别泪。乐亭人做生意很精明,但讲诚信,人们深知若想生意做得长远,良好的口碑和信誉是第一位的。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岳父赵文隆、岳祖父赵良佐都是“呔商”。李大钊虽未踏上“呔商”之路,但“呔商”的优秀品质却深深地印刻在李大钊的精神底座上,具体表现在:

一生勤勉,追求简朴生活。勤俭持家是乐亭人的优良传统,因为“呔商”大多都是青壮年男性,创业之初很少拉家带口,盈利之后寄钱养家,亲人深知其赚钱不易,因此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李大钊深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加之大祖父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以及乡亲们勤俭朴实作风的耳濡目染,他自幼便形成了勤勉、节俭和诚实的优良品质。李大钊一生勤勉,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宣传真理。建党之后,为革命事业奔波不止,险象环生,少有闲暇,直至牺牲。他推崇“箪食瓢饮”式的简易生活方式,从不追求奢华。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月薪180块银元。被北京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后,加之他的课酬,每月的收入约300多块银元。但他拿出大部分收入用于革命事业和资助他人,以致夫人赵纫兰难为无米之炊。李大钊真诚待人,乐于助人。他尤其关爱困难学生和进步青年,经常慷慨解囊,赠衣赠食,毫不吝惜。他个人却长期过着简朴清淡的生活。

吃苦耐劳,乐观坚韧,白手起家,零起点革命的精神。乐亭人“闯关东”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创业之艰辛难以言表。起初是人拉肩扛,一辆推车,一条扁担,走街串巷,沿途叫卖,天寒地冻,衣食无着,交通不便,徒靠双脚,有多少乐亭人倒毙于创业路上,无法估算。又有多少乐亭人经营不善,倾家荡产,竹篮打水,无法确计。但是,乐亭人凭借吃苦耐劳、乐观坚韧和无惧无畏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顽强地生活下去,并形成了规模浩大的东北“老呔商帮”,支撑起了东北民族工商业的半边天。这种白手起家的精神在李大钊身上同样有所体现。李大钊少年立志,矢志于救国救民,但他从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他出走《晨钟报》就是一例。建党之初,缺乏党建经验,缺乏斗争经验,全部依靠摸索。李大钊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寻求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力量,曾经与吴佩孚、胡景翼、冯玉祥进行了大量的接触性工作,为党在北方的工作打开了局面。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上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党的革命事业就犹如白手起家,可谓是“零起点”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前后,许多党内人士脱党、退党甚至叛党。李大钊的昔日好友,战友和同志的张申府、高一涵等人均退党、脱党,而李大钊却依然坚持革命。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李大钊被反动政府通缉,但他没有考虑个人安危,一直隐匿在北京开展秘密斗争,直到被捕牺牲。当然,李大钊的革命精神首先来源于他的崇高理想,但是这种从零做起,白手起家,坚韧不屈的精神品质与乐亭文化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

(二)崇尚文教,文艺之乡的人文环境

乐亭县自古文风鼎盛,教育发达,文艺繁荣,民间乡塾星罗棋布。自“金代置县至清末,全县出进士57人,举人282人。”当然,这与“呔商”雄厚的财力有密切关系。据1903年的统计,按照当时清廷学部规定,将乐亭尊道书院改为乐亭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各乡村兴办了初等小学堂42所,此前的私塾共计有252处。当时乐亭县的人口大概在30万左右,这样的教育资源密度在当时来讲可谓难能可贵。

富集的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李大钊是乐亭县丰富的教育文化资源的受益者。他所就读的大黑坨村谷家学馆、小黑坨村的张家学馆和井家坨村的宋家学馆都是当时乐亭民间私塾昌盛的代表。正是得益于乐亭县文化人才资源的富集,李大钊才能师从饱学之士,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底。当然,李大钊也发展了家乡教育,在他的主张和筹措下,建立了“国立大黑坨村初等学校”,在当地传为佳话。另外,乐亭县也出现了史梦兰这样的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丰,其藏书和遗著是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李大钊曾特别提到,“乐亭史香厓(史梦兰)先生,学识渊博,藏书最为丰富,听说有《图书集成》一部。”他特别提醒公家团体应该妥善保存史梦兰先生的藏书和遗著,以免“鸿篇巨制,沦为断简残篇”。

文艺之乡浇灌下的文艺才情。乐亭县是冀东的文化大县,也是民间艺术之乡,是乐亭皮影和乐亭大鼓的发祥地(乐亭皮影、乐亭大鼓和评剧被称为“冀东三枝花”),当地还有乐亭大秧歌和民歌。李大钊自幼非常喜欢乐亭大鼓和乐亭皮影戏,这在李葆华和李星华的回忆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在旧社会的乐亭,民间曲艺几乎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是人民群众的宝贵精神文化食粮。李大钊对家乡曲艺非常钟爱。不仅如此,他还亲自改编剧目,赋予了旧曲艺以革命和进步的内容。一是李大钊创作乐亭皮影新剧目《安重根刺伊藤博文》,以此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爱国主义精神。剧本写成之后,由乐亭著名皮影戏艺人孙兆祥将其搬上了影窗,此戏一出,倍受广大群众欢迎,在乐亭县一炮而红。李大钊的文艺才情不仅仅局限于家乡戏曲,当时,话剧作为西方的“舶来品”,比较受城市青年的欢迎。1920年,李大钊受到北师大女学生李超死亡事件的影响,在义愤之中改编了新话剧《孔雀东南飞》,为古老故事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女权思想。此剧本不仅刊登在陈大悲先生主编的《戏剧》杂志上,而且由李大钊亲自导演,由北京女高师的几名女学生主演,演出非常成功,轰动京城。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新内容相结合,应该是李大钊在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一种新的尝试。

诚然,故乡文化在李大钊道德人格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铺洒底色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受到家族和乡里经商致富的传统的影响,而是决心“深研政理,振奋国群”。与日夜为生计奔波、闭目塞听的乡民们不同,李大钊始终怀有救国救民的强烈忧患意识和实现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用新思想、新文化反哺故乡文化,创作或者改编新剧本,把爱国主义、民主、平等、自由和妇女解放等思想植入到艺术形式当中,影响广大城乡民众。这也是李大钊对故乡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

(作者赵书昭,汤家河镇钟庄村人,天津科技大学副教授。文章选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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