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视察植物园，他是第一位拒绝汽车进园，自己步行参观游览的领导人。我参与了接待工作。他说，我原来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骑自行车来这里游览过，我记得看到过大王莲上能坐着小孩，那是在什么地方？我说那是在香颐路南侧的植物园实验区，老百姓习惯叫它南植。您看的是南植的试验温室，那个等于排演场，真正的大剧场应该在我们这里（展览温室)。我就借这个话题，把植物园的建园历史跟朱镕基副总理汇报了。我说，温室被誉为植物园王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植物园水平的重要标志。北京植物园在规划中原来是有一个展览温室的。他问为什么不建？我说规划中有，钱也给我们拨了，当时自然灾害把钱冻结了，您看怎么把这钱再给我们？朱镕基副总理就乐了。他了解到北京植物园的功能是科研、科普、游憩、保护植物，好的植物要推广利用，是个社会公益事业。他说北京地处北方，冬天应该给百姓有个看花的地方。

　　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了有关部门，国家计委一个副主任来植物园问我，“当时领导怎么说的？”我说朱镕基副总理说，北京植物园在北方，北京植物园主要功能是收集植物、展示植物、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科学普及工作，所以在北京应该建一个大的展览温室，供市民冬天参观学习用。他说，“好了，你们建，我贷款给你们”。我说建一个温室需要几个亿，你贷款给我们，我们没有偿还能力，建完温室以后，就是把这里面的植物都卖了也还不上。他就乐了：“行了，钱的事我找你们老贾（贾庆林），你们就做建设准备吧。”

　　没过几天，时任北京市市长贾庆林就来了。他问我，国家计委副主任怎么讲的？我说他要贷款给我，我说没有偿还能力。当时贾庆林市长说：“贷改拨嘛！”我说贷改拨您说了算。庆林市长说行了，钱的事你不要发愁了，你们启动设计吧，要国际水平的，得国际招标。园林局局长魏广智非常重视这件事。当时是1997年了，要求我们1999年建成，市里已经把北京植物园的温室建设作为北京市重点科普设施建设，写入1998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里了。如果采用国际招标，一个招标程序走下来就得一年多，1999年根本建不成了。于是市里决定，由北京设计研究院来做设计。

　　北京设计研究院有11个研究所，当时要求每个所出一个方案，经专家评审，从11个方案里面选出了3个方案，由领导确定了一个最终方案。这是张宇同志领衔设计的，以“绿叶对根的回忆”构想为主题，设计“根茎”交织的倾斜玻璃顶棚和中心玻璃花蕊展厅，这个寓意很好，所以能从多个设计中脱颖而出。展览温室景区总占地5.5公顷，分为四个主展区：热带雨林展区、四季花园展区、沙漠植物展区、专类植物展区。主要展示来自我国和世界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植物及其景观，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教育、科学研究和观赏提供基地。景观设计由山水景观设计公司承担。

温室建设指挥部

北京市园林局对这项市里的重点工程非常重视，局长魏广智多次亲临一线指挥。并着手建立了以项目法人刘秀晨副局长为总指挥的指挥部，下设副总指挥，局计财处处长王福忠、基建处处长阎宝亮、规划处处长张济和、我和时任北京植物园副园长的李炜民为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办公室，我为办公室主任。

大温室的招标工作，请了国际招标的专业人员把关，刘秀晨、阎宝亮具体负责。玻璃幕墙部分香港京艺玻璃幕墙公司中标，钢架部分北京市机械施工公司中标，基础部分由市建委主任、市重点工程办主任王宗礼同志决定由北京园林古建公司完成，植物造景部分由园景公司承担。在建设过程中王宗礼主任多次赴现场检查和指导工作。

艰苦的建设过程

大温室被列为迎接建国50周年北京市重点工程，时间紧、任务重，时任北京市市长贾庆林8次赴现场指导和检查工作。指示“要紧锣密鼓，精雕细琢，精打细算，质量第一，进度服从质量”，时任副市长的汪光焘16次亲临现场。大温室周边的环境，设计有一片草坪。但这片地土质很差，需要深翻换土。我们组织了全员会战，把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干部和职工，从我和书记做起，通过会战劳动，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植物园的每个人都为工程做了贡献。

1998年3月28日，热带植物展览温室开工。经过一年半的紧张建设，1999年12月15日，北京植物园展览温室建成。2000年1月1日，展览温室试开放。

作为高科技的现代大温室建设，从设计招标、收集植物、建筑建设、植物栽植、植物造景到对社会开放，一年半时间是个奇迹，国际上同样的温室建设，大多都要5年以上。

热带植物展览温室的建筑面积为9800平方米，分三层，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三层的热带植物展览温室，一般最多分为两层。当时是亚洲地区面积最大、我国国内设备最先进的展览温室，曾被评为北京市20世纪90年代十大建筑之一。

展览温室为造型优美的4066块异型玻璃幕及钢架构筑，远远望去像一座晶莹剔透的水晶宫；而从高处俯视，又像一滴晶亮的水滴。温室内植物生长环境实行多系统一体化控制和自动化管理，从国内外收集、栽植、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带、亚热带植物6100种60000余株植物，是人们了解植物、感受自然、丰富知识的重要科普教育基地，也是科研人员进行植物资源保护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水晶宫般的温室内，地形起伏，小路蜿蜒，瀑布飞虹，溪水潺潺，千姿百态的植物形成赏心悦目的景观，也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参观游览。

温室划分为热带雨林、沙漠植物、兰花凤梨及食虫植物和四季花园四个主要展区，各区因植物的生长需求环境不同而呈现风格差异。

在确定“绿叶对根的回忆”这个设计方案后，我就向园林局建议说，我们植物园要利用国际植物交换的便利条件，通过实地考察，学习和借鉴世界上先进植物园的经验。我曾考察过世界上很多著名的有温室的植物园，像英国的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Kew)、爱丁堡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的温室，法国的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植物温室，德国柏林大莱植物园( Botanischer Garten and Botanisches Museum Berlin-Dahlem）温室、法兰克福植物园的温室。美洲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温室，比如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植物园（Jardin Botanique de Montreal)的现代温室，美国密苏里植物园（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的现代温室、纽约植物园(The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 )、美国国家植物园(United States Botanic Garden）都有温室。日本东京、大阪的现代温室，更应该去借鉴一下，这样我们可以少走弯路。我的建议得到了市里和园林局领导的认可，上级让我也参加考察，我说这些植物园温室我都去过，我就不去了，让设计和施工技术人员去吧，于是，张树林局长带队考察欧洲，刘秀晨局长带队考察北美，园林局基建处阎宝亮处长带队考察日本。在考察基础上，回来后对温室的设计方案进行了完善和必要的修改，对温室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在研究温室结构的时候，设计人员是按照“十级”风标准设计的。我说不够，我们这儿有过12级风。设计师说，北京没12级风。我说我们园里有3个气象站，一个在丁香园，一个小井沟植物引种试验地，一个在樱桃沟。这三个气象站里，我们的气象员余晓东同志非常认真负责，她曾测到过12级风并有详细的记录。结构工程师说，那这样要做“风动试验”。市科委的王世雄副主任立刻表示支持，并拨了50万元的科研专款用于实验。经北京大学做的实验结果证明，北京植物园这个地区三面环山，夏天疾风暴雨的时候可产生涡流，瞬间可达12级风。根据这个报告，设计院立刻修改了结构设计，增加了结构承受力，保证了温室的安全性。

同志们忘我的贡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展览温室展览的是植物，这是我们园林的本行，必须我们自己做好。当时温室建设工程已被列入1998年迎接建国50周年北京市重点建设工程之一，但收集植物的工作必须要先行。而1997年北京市政府财政早已经安排完毕，在贾庆林书记的支持下，从时任王府井开发办主任刘小晨那里先拆借2000万元，用于温室建设的前期工作。

有了前期费用，我们多次开会研究收集植物的方案，得到了顾问陈俊愉院士的多次指导。张树林副局长生病在家，为了不耽误工作进度，她叫我们带方案到她家审阅。我们还聘请了国内著名的热带植物专家做指导，厦门植物园主任陈榕生、西双版纳植物园主任许再富和朱华博士，还有海南热带作物学院植物园的赖齐贤主任，在他们指导下，赵世伟博士负责完善了大温室植物收集名录和具体收集办法。展览温室建设开始后，我把重任交给他，从撰写第一份立项申请、项目建议书，到国内外温室发展趋势、可行性报告、植物收集以及后来的温室技术指标、植物的种植养护、花卉的引进，都充分信任他，他也不负期望，日日夜夜地全身心投入工作。温室从建成到运行，创造了数不清的奇迹。

植物园集全园技术干部之力，全力以赴投入到植物收集工作中。因为我要全身心投入到大温室建设，就跟我们的党委书记商量工作，我说我带队外出收集植物期间，园里的工作就拜托给您了，咱们会议商定好的事，您就全权负责处理吧，我在中层干部会议上也这样做了交代。

建设大温室一直是我的梦想，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就曾在海南岛与合作单位合建过苗圃，以熟悉热带植物，培养技术力量。我们分了几路在全国收集植物：在云贵川、两广、海南地区，深入热带地区，进行了艰苦的植物收集，我负责协调几路人马的工作。我和他们一起，在热带的深山老林里，亲身体验到了高温高湿的难耐和热带大蚊子、蚂蟥对人的侵袭叮咬。同事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不怕苦不怕累，信心百倍地完成了植物收集任务。在调查植物的过程中，王树标同志与合作单位中央美院的刘铁胜先生还遭遇了交通事故，受了伤，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树标同志一点都没有耽误植物的运输工作，至今他的额头上还留有一个小疤痕。

温室的建设和植物栽植是交叉进行的。在温室的大玻璃幕墙装好后，吊车就无法操作，大型植物就无法就位。而植物必须在上冻前栽完，玻璃幕墙也必须在上冻前封顶，才能保证植物的安全。工作一环扣一环，大型植物到京后，必须当天栽上，支撑好，要立刻浇上水，做好单独的塑料棚，以保证湿度。还要有遮荫设备，防止太阳直晒，同时装好自动温、湿度计，进行实时测试测试。要完成一棵大树种植的上述程序，从苗木到京，往往要干到凌晨一两点钟。就这样，从1998年5月一直干到当年11月，因为持续作战数月，在一线指挥工作的李炜民副园长和程炜、霍毅等同志都先后累病了，可是他们依然坚持在一线工作。我看见他们在凌晨候苗的时候，站着就睡着了。我也是在栽完最后一棵树才离开现场，第二天早上准点上班。

我们的副总指挥李炜民同志不仅身先士卒，带领大家一起干，而且他还承担联系设计部门和设备筛选工作。供应大温室的锅炉，要求是能电、气、油转换供热的先进锅炉，有一次我们正在和德国的锅炉厂家筛选锅炉，在商谈的过程中他的手机响了，他出去接电话，回来后不动声色继续开会。

第二天早上，他跟我请假，说要到匈牙利去一下。他说：“我的父亲在匈牙利开国际会议，昨天因车祸去世了。”我问他什么时候知道的，他回答就是我们昨天开会时我出去接的那个电话，是我父亲所在的内蒙古大学的领导告诉我的。我听到后受到很大的震动。他的父亲李博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中科院院士，是我国草原生态的学术权威，当时只有67岁。我们在研究“中国生物多样性行动纲领”时，曾经有过一段接触，他在住建部工作的同学李如生告诉我，李博院士是李炜民的父亲，而李炜民自己从来没有讲过。对于李炜民同志来讲，听到父亲突然去世，简直是晴天霹雳一般，而他却镇静自如地继续开完了会。当时李炜民同志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十几项正在进行的工作及进度，哪些需要我来继续推进、哪些需要其他同志配合，写得清清楚楚。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却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我扭过脸，感动得掉下了眼泪。他的动人事迹得到了领导和职工们的认可，那一年他被评为全国城建系统的劳动模范。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真的创造了一年半就完成温室建设这个世界奇迹。温室建成后，成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全国十大建筑，被评为国家建筑的银奖。这个银奖相当于鲁班奖，在全国第十届优秀工程设计项目评选中，温室工程设计获得金质奖。植物园的大温室，成为亚洲当时第一个单体面积最大、科研设施最完备的展览温室，这对整个中国植物园的建设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当年，北京市组织市民投票选举最喜欢的公园，我们获得了第一名。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政府满意，专家满意，老百姓满意，这让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作者张佐双，乐亭镇前葛庄村人，北京植物园原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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