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乐亭》，欣见董宗仁先生的名字。其文章未看便先想起一个带着眼镜斯斯文文的老师。我曾在他的教鞭下领教了三个月，可是却给我留下了独特的印象。多少年了！又见先生虽在纸上，我却像着了魔似地迅速作了一文——《师记》，拿到《读乐亭》编辑室想予发表。编辑提出意见：涉及个人，要我先征求一下董先生的意见。于是我便借编辑室的电话，接通了董先生。说明大意就把拙文念给了先生听。   

那是1982年的春天，我复课于母校新寨中学插进了董先生的文科班，听先生讲授语文。首先一篇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就让我知道了先生的不俗。那是在评龚自珍因梅被人为扭曲而大哭时，先生说：“好爱哭！也不怕哭坏身子！”接着话锋一转：“ 龚自珍就是因为毛泽东引用了他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才被捧得不得了了，不然，他在历史上算个啥！？”

落地惊雷！在那个言论尚未完全自由的年代，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竟敢如此大胆地贬低教科书里的大红人 。这是其一。在讲秦牧的《花城》时，末了更是一刀直落：“当时（1962年）人们饿得眼睛发蓝，他还有心思写这！”

这些与先生的斯文仿佛大相径庭——我不想评价。但是这却让我深悟到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柔中刚。它忽然给我打开了一扇处事不俗的大门：凡事不能人云亦云，必须得有自己的主见。

后来我还从先生那学会了简洁——作文的功夫。一次作业写《李自成小传》。一开始我就来了个冗长的序：什么李自成之所以成功是与他什么什么分不开，又李自成之所以失败又与他什么什么扯不断，等等。当作文经先生批阅发下来时，这些全部用红笔勾了，并重添了三个漂亮的大字：“李自成”——开门见山！

也许你认为先生是“异类”，不见得有真才实学。错了。先生学识渊博，对每篇课文不管他喜欢不喜欢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讲解，并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妙趣横生。让学生总能学到课本里没有的东西；越听越爱听，以至常令同学恨课时太短，有时还留下深深的遗憾。

一次讲“足下”一词。意思说清，按理也就结束了，可是先生还要讲讲它的出处。同学们洗耳恭听——也许就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不巧下课铃却响了，只得搁下。到了下一节课，新的内容又登上了场，这个可有可无的小序自然就没了。后来我总想问问，却没找着合适的机会，再后来高考完毕，就再没有见过先生。“足下”一词究竟何出？我查过书，问过人，都未得，至今遗憾。

——解惑之师，今生还能否再聆先生教诲？

——电话里，文念完了，竟得先生之邀。我欣喜，就远路叩开了先生的院门。“老师！”我迫不及待地冲着一个白发略有驼背的老人喊了出来。28年了！先生确实有些苍老，但是气色却红润，笑容溢彩，仿佛精神一点没减。我们寒暄了好一阵，先生就主动给我讲起了“足下”的由来——

春秋时期——下面很多人都知道：重耳被逼出逃，在最困难时期，介子推从大腿上割肉给重耳。重耳霸业成，介子推却隐居深山，为引其出来，重耳一把火却把介子推烧死了。从此，中国多了一个纪念的日子——寒食节。可是由此还有一个纪念就鲜为人知了——先生说，当时重耳来到介子推死的地方，命人从其身边烧糊的大树上取下一块木板，做了一双木底鞋穿上：看到足下便想起介子推。

哦！——原来如此。恭谢先生！

我作此文，亦为“足下”矣！

                            （作者耿绍学，古河乡丰台桥村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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