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不仅是至简生活的倡导者，而且一生用行动践行这种健康生活方式。

力倡简易生活。李大钊1917年4月20日到22日连续发表《受贿案与立宪政治》《罪恶与忏悔》《简易生活之必要》三篇文章，主要是针对一些主要官员涉嫌收受商业贿赂事件，直指“衣食之享用过度也，戚友之酬应过度也，物质之销耗过度也，精神之劳役过度也”等等腐败现象背后的社会和个人根源，从各个层面寻求救世良方。《简易生活之必要》侧重从个人层面为“奢靡之风”提出解决方略——“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如此，才能使“道义可守，节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固能安其朴素，出亦不易其清廉，俯仰天地之间，全无所于愧怍也。”

一生勤劳节俭。“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是李大钊的真实写照。昌黎五峰山上，不足二十平方米的陋室内，一个炕桌、一盏油灯、一床被褥，就是李大钊创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全部家当。他不吸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作为北大教授、社会名流，威望很高，交友也广，但不讲排场，长年过着艰苦生活。1922年冬天，刚刚入党不久的王一知（后来成为张太雷夫人，著名教育家），曾在李大钊家里借住一段时间。亲眼见证了至简的李大钊——经常穿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袍、一双布鞋，每天往返十余公里走着去北大上班。租住的局促的三合院里，旧房子、旧家具，一架半新不旧的风琴，几乎没有像样的东西。家里没有佣人，夫人赵纫兰每天还要烧饭、打扫房间、洗一大盆子衣服，时常为柴米油盐发愁，面容比起同龄人显得苍老不少……1927年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绞杀后，留给家人的只有一块银元。因没钱安葬，遗体一直寄放在妙光阁浙寺六年有余。李大钊牺牲后，中外记者纷纷到当时李夫人租住的府右街朝阳里3号家中采访，个个震惊不已。难以置信，像李大钊这样的知名教授，家中竟如此贫寒——“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费”；李宅“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也甚破烂”；“子女服饰朴实”；“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

异常“奢侈无度”。一是捐助革命经费从未间断。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时，李大钊每月捐出薪俸80元，用于会务、印刷宣传品、交通食宿等开销。在已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中，他是每月资助革命最多的人。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也是李大钊帮助筹措解决经费困难。二是捐资助教从不吝啬。1919年，工读互助团成立时，在《新青年》上刊登募集经费的启事，李大钊捐现洋10元。1920年5月5日，李大钊为家乡河北乐亭大黑坨村筹办女子学校，“川资二十元，由我捐出”。三是筹措资金从不张扬。中共北方区委成立后，所需经费大多由李大钊筹措。他带头捐款，其他成员也向他学习，从自己的工资或助学津贴中拿出一部分捐献给组织。但由于工作发展迅速，很多时候经费仍然捉襟见肘。李大钊全力以赴，但从不告诉别人。有一次北方会议开支大增，宣传费、印刷费、旅费十分拮据，他不露声色支撑，甚至张罗贷款。罗章龙知道后，不得已告诉了陈独秀，才最终解决。事后，李大钊还抱歉地说道：“此等事本不应该向陈先生说，使他分心很不合适的。”四是帮助同志从不避让。只要有人有困难找他，只要手头有钱，谁急需就给谁，给了钱往往还叮嘱一句：“以后有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如果手里没钱，他会写个借条让人到北大会计室领取，发工资的时候再让会计人员把上月借的钱扣除。刘仁静（北京大学在校学生，中共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家境十分贫寒，李大钊两次垫付和担保他的学宿费，并向学校出具亲笔证明。国家博物馆现存有一张李大钊亲笔字据：“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像这样接受过李大钊接济的贫困学生，还有曹靖华等许多人。1924年，李大钊和罗章龙（和毛泽东同为新民学会会员，中共三大中央局成员）应邀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一次，罗章龙要外出，李大钊闻讯过来送行。时近寒冬，见他衣着单薄，李大钊随即取出自己所珍爱的毛毯交给罗章龙。罗章龙一再推辞，但李大钊再三坚持。其实，这条毛毯跟随李大钊多年，毛毯上还有李夫人一针一线缝上的蔷薇刺绣和文字。五是慷慨赴死从不畏惧。1927年4月28日下午2时，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的李大钊双目直视，表情平和，第一个走上绞刑台。当指挥行刑官询问李大钊对家属有何遗嘱时，李大钊镇定地说：“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说完，他将头伸进了绞环，高呼“为主义而牺牲”。

至简和“至奢”的有机统一。李大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为庶民求解放，一生辛苦艰难”，他的吃穿住行从不讲究，连同妻子儿女一同过苦日子。但是，他对革命事业却毫不吝啬，甚至不惜献出年轻的生命。“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时下国难当头，众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情况，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他始终把革命事业放在最高的位置，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认同中“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出凡脱俗集至简与“至奢”于一身，淬炼了“真实简朴之生活，光明磊落之人格”，实现了个人的理想信念，为后人留下了“光耀乾坤”的宝贵财富。

至简，源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曾国藩“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俭，德之共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李大钊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润，对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够身体力行。他将这种至简的思想转化为利民兴邦的动力，在自觉和理性中融入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得到超越和升华。

至简，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的精神支柱。李大钊自从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就把这一理想信念的追求，作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巨大精神动力。李大钊就义后，家里“一贫如洗，棺椁衣衾，皆为友助”，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至简，源于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人民无限热爱，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祉。李大钊心甘情愿地放弃优渥的享受，为党的事业拿出自己的钱财、献出自己的生命，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帮助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如何壮大革命事业，其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赢得世人的敬仰。1933年4月，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北京大学师生和李大钊生前好友为李大钊发起公葬，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参加了葬礼。北京大学开会讨论是否延长向李大钊遗属发放抚恤金时，时任校长蒋梦麟一字一顿地说道：“同人中谁要像守常似的为了主义被他们绞死，我们也可以多给一年恤金。”

 “除道义外，一切事物皆嫌过多”的至简品格一直是共产党人的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必须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产党人更应该大力弘扬至简生活，勤俭治国。

要像李大钊那样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保持艰苦奋斗本色。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一个共产党人党性原则和政治品质的集中体现。共产党员就要认真学习党章，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和理论素养，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浮世繁华面前，坚守初心，坚定方向，保证革命意志不衰退、奋斗精神不消减。

要像李大钊那样对党的事业坚贞不渝，始终奉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自觉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顺应人民，实心实意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才能经得起各种风险的考验，党的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要像李大钊那样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奋力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李大钊学贯中西，深思好学，博通群籍，建树颇多。他为振兴中国文化不懈努力，为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不断探索和思考，直至初步建立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今天的党员干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需要有过硬的政治素养、文化品格、专业素质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更需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将其转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促进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支撑和丰厚文化滋养。

（文章来源：昌黎文化研究。作者张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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