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 1946 年 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初九)，祖籍是河北乐亭。我从小跟着妈妈长大，妈妈跟我说，我的姥爷叫王鹏龄，家境贫寒，清末民初年间闯关东，闯到了在乐亭县非常有名的呔商杨振彩的店铺落了脚。

杨振彩是位爱国的、扶危济困、仗义疏财的著名呔商。《乐亭县志》记载:“杨振彩，字焕亭，年幼好学，13 岁去东北昌图县学商。他精于谋划，办事果断，相继在四平街、营口、哈尔滨、奉天(沈阳)等地开办商号 80处之多。他好善乐施，有贫困者来求，必助不辞;对失业乡亲亦必接济；无力婚葬者求助必应，疾病流亡者必恤，荒旱无食者必赈，借贷无力偿还者必将借据、文约焚烧作罢。杨振彩一生为善之风实为常人所不及，可谓商界之贤达。”

我姥爷刚去的时候很年轻，老东家杨振彩就让他先做一年巡更试试。用现在话说“巡更”就是保安。杨振彩比我姥爷岁数大，又是我们邻村的人，按村里辈分，我姥爷管他叫大叔。没过多长时间，杨振彩就对我姥爷说，你不能一辈子当巡更，从今天起，你一边巡更，一边给我背小九九，过一年我考你。我姥爷很聪明，也很勤劳，他就一边巡更，一边背珠算的小九九。

听我妈妈说，姥爷自己做了一个很小的算盘，巡更的时候，一边背着小九九，有空的时候练习打算盘，就“三下五除二”这样的背，这样的练。他还到账房里边去找那些老会计，跟人家学怎么打算盘。人家告诉他，你除了会打算盘，还要练一笔专用于记账的小字。于是我姥爷就一边巡更，一边背着小九九，回到屋里就练如何记账。隔了一年，老东家杨振彩考他，我姥爷的小九九背得非常娴熟，算盘也打得非常好，已经是出乎意料了，更让东家没想到的是，他还能写一手很漂亮的记账用的小字。老东家非常高兴，称赞了一通然后说:行了，孩子，明天起，你就到账房去做帮账吧。帮账，就是帮助人家记账。这样过了几年，我姥爷就做到了掌柜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经理，负责经营当时他们的商铺。

杨振彩是个仗义疏财的爱国商人。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东北抗日联军战士英勇抗击日寇，他一听说抗联的人被抓了，就立刻派人用钱给赎出来，救了很多的抗联战士。这事被日本宪兵队知道了，就把这老东家杨振彩给关起来了，说你不是有钱吗，看谁来救你。当时我姥爷是掌柜的，见对自己恩重如山的老东家被抓了，心急如焚，就想快点把老东家赎出来。姥爷把所有的钱一点一点地往日本宪兵队去交，宪兵队还是不放人。当时杨振彩对我姥爷说，你们不要给他们送钱了，我就搁这儿坐牢了。我姥爷把流动资金都送完了，日本鬼子还不放人，于是就把店铺的固定资产卖了。日本人看没有油水可榨了，这才把老东家给放了。生意已经没了，杨振彩和我姥爷无奈回到了老家乐亭。

老东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杨扶青，老二叫杨九斋。杨扶青比我姥爷小几岁，他俩一个是老东家的长子，一个是掌柜的，关系甚好，以兄弟相称，我妈妈就让我管杨扶青叫大姥爷，管杨九斋叫二姥爷。

杨扶青在天津读书的时候，跟周恩来是同学。在从天津回乐亭的火车上，杨扶青认识了李大钊。当时李大钊对他说想去日本读书，可是家里缺钱。杨扶青回家后就和他的父亲说了这个事，杨振彩当即表态说咱们出钱支持他。这样，在杨家的支持下，李大钊得以去日本读书。这件事在李大钊纪念馆里有明确的记载。但是那个记载有点出入，说李大钊去日本读书是杨扶青出的钱，其实应该是杨扶青的父亲杨振彩出的钱。

后来杨扶青也到日本去读书，学的是水产。他在日本学习期间，组织了“新中社”，他的同学周恩来去日本的时候也参加了新中社，后来周恩来又去法国读书了。参加新中社的还有位叫高仁山的，回国后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参加革命，在李大钊牺牲后也被捕牺牲了，他的烈士墓在北京植物园里。

杨扶青在日本学成后回到国内，他想用实业救国，做一番事业。昌黎离我们老家乐亭很近，物产丰富，特别是盛产水果。杨扶青就和他的同学一起创办了“新中罐头公司”，商标起名叫“赤心牌”。“赤心”两字，表达了他们对祖国的爱和报效国家的赤诚。罐头公司筹集了 20万银元，采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德国设备。

如愿以偿，罐头厂的产品十分畅销，不仅供应国内，而且还大量出口。日本侵略中国以后，杨扶青怕这些设备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就想办法把设备运到了北京。杨扶青和熊希龄是很好的朋友，熊希龄是民国时期政治家、教育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熊希龄在香山办了个慈幼院，他建议杨扶青办一个“慈行”工厂。于是，他们就利用从德国采买来的设备，办起了慈行工厂，让那些从慈幼院出来的孩子，在慈行工厂就业工作。

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杨扶青又去桂林等地投入抗日。他和黄炎培一起创立了民主建国会，罐头厂就交给了同乡宋焕如来管理。这位宋焕如，就是宋世雄的父亲。宋世雄有个哥哥叫宋世孝，在自然博物馆任馆长。中国生物多样性基金会的首任会长是吕正操，宋世孝任秘书长，我后来做过该基金会的副理事长。

杨扶青一辈子没有孩子。杨扶青的夫人叫王景兰，我叫她大姥姥。大姥姥非常喜欢我妈妈，就像对待女儿一样。大姥姥比杨扶青大4岁，是个裹脚的传统女人，没上过学。在她 50岁左右的时候，她判断自己再也生不出小孩来了，就把全家人叫在一起，然后跪在地上对杨扶青说:扶青我求你一件事情，你要不答应，我就跪这儿不起来了。杨扶青说，你有什么事?大姥姥说我想要儿子，我生不了孩子了，你要续一个，给咱家留个后代。杨扶青听完了以后说，好了，我答应你，让你有儿子，你起来吧。

杨扶青当时心里有数，因为他知道他的好朋友黄炎培有个堂弟叫黄森培，已经有7个孩子了，现在妻子又怀孕了。杨扶青跟黄炎培说，森培生的孩子能过继给我吗?黄炎培说以你的人品，我和森培去说，应该没问题。黄森培知道后也很高兴，就答应了杨扶青的请求，说生下来男孩就过继给你。后来果然生下来个男孩，就遵守承诺过继给了杨扶青。这孩子就姓杨了，依据“有”字辈排名，叫杨有湘。杨有湘管我母亲叫大姐，我叫他舅舅。杨有湘说从他记事的时候，杨扶青每年都带着他去看他亲生的爹娘，杨扶青告诉他我是你养父，虽然你跟着我姓杨，你的父亲姓黄，你有亲生父母。我小时候住在杨扶青家小院的时候，我还记得黄炎培来家探望感冒的杨扶青，有湘舅舅对我说，“我伯伯(黄炎培)来看我父亲(杨扶青)了。”

在我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离开家了。当时国民政府在台湾澎湖给杨扶青安排了一个职务，要他去上任。杨扶青对我父亲像对自己的亲姑爷一样，因为我姥爷在世的时候，跟杨扶青亲如兄弟，所以杨扶青视我妈为女儿。我姥爷曾托付他说，咱们的姑爷(指我父亲)是一个书呆子，你要关照他。听说杨扶青要去台湾澎湖上任，我的父亲就投奔他，去了台湾澎湖。

杨扶青是周恩来的同学，他一生挣的钱，大部分都支持给周恩来干革命了。他在澎湖没有待多长时间，很快有人通知他，说新中国要成立了，需要你回来，那是 1949 年的事情。当时海峡两岸已经封锁了，杨扶青作为国民政府的官员，借外出开会的机会，转道香港回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找到了我的妈妈，他抱着我妈妈就哭了，说他们(指我父亲)回不来了，我来抚养你们。就这样，我和哥哥姐姐跟着妈妈搬到了杨扶青在北京的一个小院里住。大姥爷的小院正房是他和他弟弟住，东西两个厢房各三间，让我妈妈带着我和哥哥姐姐住。

杨扶青回到大陆，国家任命他为政务院的参事。他要求给家乡干点实事，因为是学水产的，就任命他为河北省农林厅副厅长、水产局局长。后来国家组建水产部，许德珩任部长，他任副部长。

杨扶青一生爱国，他去世的时候，我收到作为亲属被邀请参加追悼会的通知，心情很悲痛。1978年3月11 日，杨扶青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统战部、农林部都送了花圈。荣毅仁、童第周、李葆华等参加了追悼会。据治丧委员会的同志讲，悼词中“杨扶青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情并支持革命，掩护革命领导同志，并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给予物质资助，做了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这句话，是邓颖超同志亲自加上的。这里说的革命领导人就是李大钊。

杨扶青和李大钊关系甚好，李大钊被军阀通缉的时候，曾在杨扶青的罐头公司里避难。李大钊去苏联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北方党组织活动经费很困难，经党组织研究，决定请杨扶青的“新中公司”予以资助。李大钊在赴哈尔滨途中，于昌黎下车，向杨扶青说明情况。杨扶青立即亲笔写信给新中公司哈尔滨分庄，请付银元 500 元(银元很重，无法多带)。当时风声非常紧张，昌黎县也一反常态，警特密布，杨扶青冒着极大危险，亲自掩护李大钊登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李大钊被捕后，杨扶青出钱出力设法营救。在抗日期间，杨扶青还曾在桂林一带为游击队筹集资金，支持抗战。

我从两岁开始，到 16 岁在植物园参加工作之前，一直跟杨扶青住在一个院里边。杨扶青扶危济难，只要他知道了谁有困难，都给予帮忙。所以那个院子帮助了很多人，住过很多人。我们家一直住到了我到植物园上班，我上了班就不回去住了，就在植物园住了。

从我记事，到我青年时期世界观的形成，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刚一懂事的时候，他就教育我要好好地学习，要天天向上。上小学的时候，教育我要积极参加少先队；我上中学的时候，他嘱咐我要积极加入共青团。上小学加入少先队很容易，因为父亲在台湾，我中学加入共青团就比较难了。但我还是按照他的嘱咐写了入团申请书。

歌剧《洪湖赤卫队》到北京首次演出的时候，是在全国政协礼堂。首演票很紧张，组织上给了他两张票。他跟我说，孩子，明天下午我带你去看《洪湖赤卫队》。第二天下午，他果真带着我到全国政协礼堂看了《洪湖赤卫队》。我记得那天到了演出时间，大幕还没拉开，后来知道在等贺龙元帅。贺龙元帅进来以后，大幕才拉开的。杨扶青是国家的高级干部，给他的票比较靠前。我那个时候上初中了，我的同学罗自坚是张平化的儿子，张平化曾经是贺龙的部下，罗自坚经常跟我讲贺龙元帅的故事，我非常敬仰他。所以看《洪湖赤卫队》，看到革命先烈为革命赴汤蹈火,“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革命豪情，我的感触是很深的。这次观看演出，对我的心灵震撼很大，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在看《洪湖赤卫队》回家的路上，大姥爷的车刚进胡同口，离家还有几十米的样子，他看见了邮递员，就连忙跟司机说“我下车”。车停下来，他对我说：“回去跟你姥姥说，今天晚上有客人来吃饭，让她到门口买几个烧饼，买点酱牛肉。”这样，司机就送我先回家了。司机跟我说，孩子，杨部长的车，根本不让亲属坐，今天能让你坐车跟他去看戏，非常难得了。大姥爷陪着邮递员慢慢聊着走回家，进家以后，他不停地跟邮递员说，我的信件太多了，一年劳累你了，今天正好遇上，咱们在一起吃个饭。他对那个邮递员非常客气。杨扶青一生就是这样对别人，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这一点，对我一生待人，影响非常大。

我上小学的时候，杨扶青经常出差。他一出差，我妈妈就叫我晚上到大姥姥屋里给她作伴。有一次大姥姥很激动地跟我说，国宴让带夫人，周总理还到她那个桌给她敬酒，叫她嫂夫人。在我的印象里，杨扶青的生活很朴素，两套外出的中山服，一套蓝色的，从秋天穿到第二年春天;一套灰色的，从春天穿到秋天。晚上回家，就换上一套已经洗褪色的黑土布衣服。他的家具一直用着国家上世纪 50 年代配给的，已经很旧了，也没有添过新的。就在他去世的那个月，他还给家乡困难的家庭寄了钱，资助孩子们读书。虽然他身为国家的副部长，他朴素的作风和倾其所能地帮助别人的品质，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他让我懂得，尊重他人是一种做人的高贵品质。他听说我初中毕业没有再读书而去参加工作，曾多次来香山找我，想供我继续读书深造，可却没找到，因为我没告诉他具体单位名字，他只是听我妈妈说我在香山种果树。

1969 年2月14 日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八，春节前植物园工会搞文艺演出，演出结束后，工会为我和金洪有举办了结婚仪式。结婚后，过年期间我去给大姥爷拜年，告诉他我结婚了，在植物园工作。他听后，立刻问我岳父母的地址，说我岳父家离他不远。第二天一早，他就带年货去我岳父母家了。他对我岳父母说：“佐双是我外孙，今后他有做不到的地方，你们就批评，他要是不听，你们就找我，我离这儿不远，就在遂安伯胡同。”当时，我岳父还说他的叔叔金焕珠，给张治中做了几十年的厨师，住得离您也很近。几年后杨扶青在香山饭店开政协会，会议结束后他来植物园找我，要在我家吃饭，他说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不要单做，只是要求给司机烙张饼摊个鸡蛋就行了。

杨扶青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全国政协委员。1978 年他 87 岁了，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心脏病复发，住进了友谊医院。当时不是每个病房都有电视，电视是在电视厅，他要求看电视，看人代会的盛况。护士推着他到了电视厅，回到病房给他取水杯，再回到电视厅，发现他已经很安详地坐在椅子上走了。

姥爷的善行

我姥爷王鹏龄告老还乡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他从东北带回了很多东西，当时火车只通到滦县，从滦县火车站到乐亭，只能用牛车和马车运东西。从乐亭再到我姥姥家住的村子，没有大路，只能换成人挑和小推车推。这个过程让我姥爷心里很难过。所以他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立志要给乡亲们修一条路。

从乐亭县城到我姥爷家住的村，大约有8里地，可这8里地。也是很长的一段路。原来的羊肠小道边上种了庄稼，要修成宽的马路，就得占庄稼人的地。我姥爷就挨家挨户跟人家商量:我用高价买你的地，给乡亲们修路。毁的那些庄稼就算我买了。因为是为大家办好事，最后在乡亲们的支持下，这条路修成了。从县城到我们村还要过一条小河，我姥爷在河上修了一座大石头桥。路和桥都修好了，乡亲们到县城办事方便多了。村东头有座小庙，为了表彰和让后代记住我姥爷的功德，乡亲们在小庙前给我的姥爷树了一座碑。王鹏龄为乡亲们筑桥修路，这事儿至今还被老人们传颂着。

我的小舅舅王振明于 1943 年到 1948 年从乐亭来京，在我父亲开的诊疗所学医。1953 年，小舅舅在燕京造纸厂做厂医，因病重回了老家。那时候我上小学一年级，有印象了。我跟妈妈回家看望病重的舅舅，家里的表兄们指着村头的一座石碑告诉我:你看那碑上写着你姥爷给大家修路、办好事，大家都记着他。不久，我的小舅舅就因肺结核病死在家乡了。

姥爷不仅给乡亲们筑桥修路，同时还和老东家在家乡一起办了一所女子学校，他跟别人说这都是老东家的钱。五里八乡的女孩子们都到女子学校来读书，不用花钱。他们给学校留了一笔基金，据我妈妈说，足够给教书先生发 30 年薪水、够维持学校 30年运营的。女子学校的房子盖得非常结实，20 世纪 70年代唐山大地震时，我们乐亭也受到震波很大的冲击，有的房子震塌了、震裂了，可是那所女子学校的房子是四梁八柱的，一点都没问题。

（作者张佐双，乐亭镇前葛庄村人，北京植物园原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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