呔商是“老呔商帮”的简称，是东北人对在当地经商的以乐亭县为主的冀东商人的统称。呔商是冀商老呔帮、张库帮、冀中帮三大商帮之一，是继晋商之后出现在东北的又一重大的商业群体，规模大、人员众多、资金雄厚，是开发东北、促进东北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呔商始于清朝中叶（1793年左右），历经清朝、民国、日伪统治时期、日本投降后至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特别是从民国初年到九一八事变前，乐亭呔商发展达到兴盛，去东北经商、习商人数已达十数万之众，呔商商号遍布东北各城镇，形成声震关内外的“老呔商帮”，其势力成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主流，创造了“东北三个省，无商不乐亭”的商业传奇。这里，我们从呔商企业代表“同记”的兴衰，探究呔商的百年发展演变轨迹。

艰难起步 艰苦创业

清光绪末年，清政府结束了对东北200多年的封禁，允许开禁放垦，加之旗人圈占土地使耕者失其田，自然灾害频繁民不聊生，山东、河北等地的许多农家子弟纷纷闯关东到关外谋生。呔商代表人物武百祥，是“同记”创始人，被誉为“北国商魂”，就是白手起家、艰难起步，从走商到坐贾，一步步把买卖做大，最终在东北立足。

1879年（清光绪五年），武百祥出生在直隶（今河北）乐亭县何新庄村。武家世代务农，自耕为生。武百祥9岁入本村私塾读书，13岁那年7月，随其舅父何善荣闯关东到长春经商，在杂货铺当学徒、管账。

据武百祥《五十年自述》记载，“（光绪十八年）九月，我的长亲就给我找妥了南大街‘万发号’去学生意。入这个号去的青年人，名目虽是学生意，其实学不到什么生意，只不过糟蹋孩子罢了。”当时，武百祥被安排看穿堂门，每天晚上要看到三更天。好容易盼到年终，自以为克尽厥职，没想到竟被辞退了。武百祥舅父又给他找了一个粮米铺，于是武百祥住进了“万发德”。每日除肩背着口袋给买主运送几次米和搬送几块豆饼外，再没别的什么难事，有时候学点算盘。3年之后，他开始管账，“一直住了7年，掌柜的们都认为我很不错，很有希望。可是谁想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因为拳匪作乱，中国被俄人战败。8月2日，我们柜上好多人一齐逃跑掉了，这也是我来哈尔滨和脱离粮米行的一个先因”。

1900年8月，武百祥逃回家后，决定当货郎，做一些小营生。每天起早贪黑地忙个不停。到年底，渐渐地听说时局太平了，武百祥决意还是上关东。正月十五以后，武百祥由家启程赴长春，仍然住了“万发德”，但他看到很多人在铁路上谋事，或者是顺着路线做买卖，能够多赚钱，渐渐地心就不在“万发德”了。熬到八月节后，武百祥从“万发德”辞出，一心要上哈尔滨。

1901年10月初，武百祥随身携带了一些本地鞋袜等货物前往哈尔滨。那时，中东铁路尚未通行，一路上搭坐货车，两站一换车、三站一换车，路过老少沟、珠山、蔡家沟、双城堡等地，坐在敞车的原木上面，风雪交加、寒冷彻骨，差点活活被冻死在途中。到了哈尔滨后，武百祥住在了正阳头道街西路南的裕成庆（现在“义丰源”的后院），一两天内就把随身带的货物都卖出去了，赚钱不多，但这样买卖倒也爽快，他赶紧去而复还，但第二次因为时候不对，货好也无人过问，只好摆地摊去卖。跑了一冬哈尔滨，除了遭罪受苦外，也没赚到几个钱。

后来，武百祥又回到长春，觉得没有脸面去见长亲和旧同事们，便住进了九圣祠庙后孟家伙房。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店友邹耀先，这人原先也是买卖人，后在黑河开了赌局。他邀武百祥一同去哈尔滨，说在哈尔滨有一位朋友，找到他必能开赌局，用人很多，来项也很大。武百祥正发愁无道可走，如果去哈尔滨不但可以谋生，还可能发财。于是，正月底他便跟这位邹爷重返了哈尔滨。

到了哈尔滨以后，一直到4月初，也没有见到这位邹爷说的那个朋友。伙房里穷蹲店的共6个人，拜了“把子”后，几个人实行“共产”，都盼望着邹爷开赌，好冲过这难关。大家一起又穷对付了两个多月，每个人把钱都花净了，摘借也无门了，六人只好分道扬镳。武百祥只好又做了小买卖，赶会场、摆摊床。这时候，武百祥巧遇一位商友曹清和，主动和他搭讪搭伙。1902年正月，武百祥与曹清和在道外同发街合伙开起了“义盛福”杂货铺（摊床），年终结算获纯利1300银元，淘得了人生第一桶金。然而，由于合作常有分歧，1903年正月武百祥与曹清和便劈了伙，“义盛福”的字号从此取消，二人各有所谋。

中东铁路全线开通后，哈尔滨成为东三省乃至整个远东地区最大的商贸中心。武百祥看到了“临路行商”的良好商机，又重新物色了合伙人，与旧同事陈彦、拜把子二哥苗仲选三人合伙在道外这一繁华区域的同发街（南头道街）摆摊床，取名“仝记”。但这里地点偏僻，卖相不好。到了4月，经过朋友介绍，武百祥认识了孙玺，这人在北大街有房子，屋内可以住人，窗外可以摆摊床，地点也好，合伙的话两相有益。于是，孙玺入伙后，便将摊床搬到了北大街，名字仍叫“仝记”。这一年的买卖很好，到年底拢帐，获利3000银元。

俗话说，买卖好做，伙计难搭。苗仲选好吃懒做，还吸食鸦片、参与赌博。有一次带着柜上交付于他的3000多元羌贴（俄在中国发行的纸币）去天津置货，赌博把钱输得精光。为了不伤朋友间的和气，武百祥建议分了钱物散伙，三人都同意。1906年末，“仝记”字号取消。

四人散伙后，武百祥曾利用分得的钱物做起过从长春倒卖大洋到哈尔滨的生意，且收益不菲。却不料想，刚换回的1000元现大洋在夜深人静时被伙夫盗走，血本无归。这使武百祥遭受重创，陷入精神低谷，一度无心经营，用玩纸牌消磨时光。后来，在同乡挚友“天成源”钱庄掌柜赵禅唐和“天丰涌 ”经理李云亭的劝解和帮助下，武百祥重整旗鼓，1907年5月在道外同发街（南头道街）挂起一块与“仝记”音同字异的“同记”商号牌匾。本钱虽少，但武百祥把小买卖做得很热闹。入秋后，赵禅唐又主动借给武百祥750两银子，资本金多起来，买卖愈加兴旺。

1908年初，武百祥同赵禅唐、王熙瑞合资4000银元，共同经营“同记”。此后，兼营工商，办起商办工厂，使“同记”得到迅速兴起。

立足关东 发展兴盛

呔商的顺时应变、善抓机遇体现在他们善于把握市场抓商机，以及洞察时世，以变制变。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武百祥发现人们剪去辫子，西式帽子成为当时大家追逐的时尚产品，决定扩建工厂，生产英式皮帽，这也是同记工厂的起家产品。

1912年，“同记”在后院建立工厂，招聘工人，人数也从之前的30余人增加到70余人。至此，中国东北第一家制帽厂正式成立。1913年，武百祥“查兴替、观风俗”，看到制帽业的大发展，他便革新原料、繁华式样，由皮帽发展到毡帽、草帽、绒帽、呢帽，由英式而及俄国大头式、日式等数种，并从冬季的防寒美容帽，发展到一年四季的时帽，满足不同需要。

随着皮帽等产品的大量销售，同记也扩大自己的规模。1913年，同记在齐齐哈尔、巴彦县等地建立分店。1914年，武百祥兴建新工厂，把原同记工厂改为同记商号，并把名冠与时装相结合，逐渐组织了以苏、浙老手艺人为技术骨干的西服、制服、风衣、雨衣等服装生产体系，组织了以天津人为技术骨干的制鞋体系，生产半高跟、高跟、平跟的皮鞋和各式布鞋，与各种时帽配套成龙，使同记帽子的销售更加兴旺。1916年（民国5年）7月21日《远东报》的《可悲哉中国工业》一文刊载，“本埠近二年来制造袜子者，如同记、新记、东陲公司等不下十余家，销路均极畅旺。”

1920年5月，武百祥购置了哈尔滨正阳北大街一处旧门市，在原店面楼房侧面新建一幢洋式四层小楼，并与原有楼房相互连通，形成一体建筑，开始筹建大罗新环球货店，意为搜罗全球货物、革故鼎新。1921年10月10日，恰逢辛亥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大罗新环球货店正式开业。武百祥汲取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办百货店的经验，不断改革创新。据哈尔滨《东三省商报》记载：“自大罗新首先革故鼎新，事事遵行新法，崛起于举事懵懵之日……”武百祥在《大罗新商店政策》中提出，“把经商作为道德事业来做”，制定了货真、价平、优待、快感四条店规和利公司、利劳资、利顾客、利同业的“四利”经营方针，销售额和营业收入曾一度超过俄国人经营的秋林公司，迅速成为全国十大商店之一。

在大罗新环球货店开业、工厂业务不断扩展的几年间，同记工厂所生产的食品、服装、外帽等产品供“大罗新”零售的同时，设立批发部销往全国各地，初步实现了工商并举，同记的发展也达到了第一经济高峰。

趁市场繁荣之际，1926年冬，武百祥为增强竞争力在哈尔滨道外正阳四道街(现靖宇四道街)购买了一处门市房和三户民房，仅用89天时间就建成了一个超过“大罗新”规模的大型商场——同记商场。1927年8月27日（农历八月初一），大红匾额“同记商场”竖起在楼顶，这是武百祥花重金从上海书法家“天台山农”（刘青）那里求得的，在门口匾额下两侧镶嵌一副楹联：采办寰球货物，搜罗国内产品。同记商场一开业，武百祥就亮出“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的牌子，坚持以顾客为本的思想，绝对不许欺骗顾客。

值得一提的是，同记商场开业之前，武百祥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很特别的广告。广告在发表之初，只刊登了一个“同”字，隔了一星期之后，又刊登了一个“记”字，以广告的艺术性造成神秘性，吸引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力，正当人们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时，同记商场开业了，“同记”这个字号已经在人们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记商场是现代商场的雏形，有很多前所未有的创新设计。商场外观很有特点，从比利时定制了高4.7米，宽7.4米的特大玻璃窗，这是全国最大的橱窗，走进去仿佛进入欧洲礼堂，凡过路人都会被这个橱窗所吸引。商场室内设计美观典雅，为了吸引顾客，武百祥斥巨资从国外购进机器人、哈哈镜，并在营业大厅的中央安装了从日本购入的“送款机”，在商场各部之间像小飞机一样来回穿梭。收款处前面是两个陈列橱，里面装有从法国购入的模特展示西装。这些在当时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赢得了顾客的青睐。

与“大罗新”不同的是，同记商场主要经营适合中低收入阶层的普通大陆货，而“大罗新”主要经营适合高收入阶层的上等产品。同记商场开业第一年，营业额就达到了300万余两（上海规银），名列当时哈尔滨各商号之首，也创造了同记的第二个经济高峰。

为了壮大“同记”竞争力，1929年夏，“同记”又将因经营不善宣告歇业的益丰源货店兑了过来，取名为 “大同百货店”。该货店处于正阳大街与南头道街十字交叉路口的一侧，是个四通八达的黄金位置。这样，“同记”在道外正阳街不到300米远的商业中心地带便开了3个大百货店，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控制了该地整个百货市场，几乎垄断了哈尔滨的百货业。当时，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不到同记、大罗新，等于没到哈尔滨。”

据《呔商之路》记载，“三大百货店经营的商品有23个大类，3000余种。在当时仅有30万人口的哈尔滨，光顾这三家商店的顾客当年就有600万人次，年销售总额700万元。当时同记职工（含工厂）超过了2000人。在上海、天津、北京、营口、日本大阪等地有8处驻庄，总资本200万两（上海规银），年终获利32万余两（上海规银）。”这期间，同记工厂因业务扩充，又进行了改建和扩建。1928年，新厂房落成后，雇工1800多人，机器设备750多台套，增设了“天津鞋铺”“同和新成衣店”“大罗香食品厂”三个附属工厂，形成了一个雄踞东北的产供销联合企业， 这是“同记”事业的鼎盛期。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同记”以 “大罗新”、同记商场为标志，以同记工厂为推动，将哈尔滨的商业推向了一个新的纪元。据《中国东北史》记载，“到1931年，乐亭人在东北创建的知名商号就有1000多个，其分布之广，规模之大，是当时其他商帮比不了的。……每个大城市都有差不多100个左右的知名商号。既有老商号的不断推进，又有新商号的加入，其中武百祥兴办的同记，营业额一直居于同城各企业之首。”可以说，以大罗新环球货店和同记商场的诞生为标志，东北三省的民族商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举步维艰 由盛转衰

日伪统治时期，是呔商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在日本侵华之前，呔商在东北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前景，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控制了东北三省，并扶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发布了一系列的经济禁令，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处境开始走向恶化。伪满洲国下发粮食统制令，使呔商的粮栈业和粮油店几乎都处于歇业状态，面粉厂、酿酒厂等由于缺乏原料而倒闭。日伪满洲国实施金融管控，使呔商开办的银行和钱庄纷纷倒闭。同时，日伪实行残酷的经济统治，向工商企业大量派购公债和股票，使企业流动资金被占用，严重影响资金周转，只能停工歇业，呔商的企业和工厂也受到了冲击，同记、大罗新、益发合、积德泉等多数呔商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日伪统治前期，对日用品管控不严，“同记”商场营业状况不错，连年盈利。但随着日伪加强对于东北地区的掠夺，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倒闭，“同记”商行也受到到了重创，由于日商垄断销售业务，社会动荡，民众购买力急剧降低，武百祥惨淡经营，力求图存自救，“同记”维持正常营业越来越艰难，最终没有摆脱奄奄一息的困境，最后只保留了“同记”商行在夹缝中艰难生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开始，民营商业处境更加恶化。据《伪满洲国史》记载，“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为了扩大战争的需要，对占领地进行疯狂掠夺，假借满洲国之手，先后公布《物价物资统制法》、《七·二五物价停止令》等统制法令”，把经济统制和政治压迫结合起来，致使有的民营商户不但在经济上遭受损失，而且还在政治上遭受迫害。在这一时期，“同记”也没能幸免，经理赵胜轩、苗林雨等先后受到政治迫害，以“经济犯”的罪名被逮捕，“同记”工厂被查抄。

1941年后，随着日本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呔商彻底走向没落。1945年，日军对被占领区进行疯狂掠夺，“同记”商行被洗劫一空。同记董事长赵禅唐患病，老掌柜李明远因病去世，“同记”危在旦夕。

短暂复苏 走向合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东北民营企业开始恢复，同记、益发合等呔商企业重整旗鼓，相继开业。但在长春国民政府接收后，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呔商企业再度陷入破产的边缘。直到1948年以后，呔商企业又开始恢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呔商企业响应国家“公私合营”的号召，“同记”“益发合”等知名企业先后加入公私合营。

1952年“五反”运动后，同记被定为“基本守法户”，武百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经营道路已经走不通，所以在总路线发布后，首先表态要拥护共产党，率先提出“公私合营”的口头申请。但公司内部人员大都不同意，武百祥对大家进行了劝导，帮助大家认识资本主义道路已经走不通，以及和平改造的必要性。后经大家一致商议，同意实行“公私合营”。

在董事、监事会议以后，武百祥和赵禅唐、刘实秋等商讨合营的各项准备工作。合营的准备工作分为三方面，一是对企业进行清点评估。据《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记载，“1954年5月清点，同记得财产总额60.95亿元（旧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39.11亿元，流动资产21.84亿元。”二是采取一系列办法紧缩开支。主要是降低工资，实行工薪制。三是加强物价管理，执行国家牌价。增设一名物价员，以市百货公司的物价为依据，对国营商店的商品按一定的加价率作价。

1955年10月，武百祥代表哈尔滨工商界出席了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第二次会议。在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亲切接见，在听取陈云和陈毅副总理关于“公私合营”的报告后，受到了教育和鼓舞，更加坚定了自己“公私合营”的主张。会议结束后，武百祥返回哈尔滨，再一次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书。哈尔滨市政府同意武百祥的申请，指示哈尔滨市百货公司和“同记”商行实行公私合营，在董事长武百祥的积极协助下，公私双方达成了全面协议。

据《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记载，“公私双方达成协议以后，市百货公司派出的相关领导进驻同记商场。1955年11月28日，哈尔滨市政府正式批准了哈尔滨市百货公司和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公私合营。”又于11月30日签订了公私合营的”协议书”，最后于1955年12月1日召开大会，庆祝哈尔滨市百货公司和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从此，“同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随时代以相演进”，这是武百祥提出的商业改革观点，他敢闯敢干、求新求变，处处采用新法，以“同记”品牌统领所属企业和产品，不断扩大“同记”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自20世纪初叶，武百祥始创“同记”，先后拥有同记批发部、同记工厂、同记齐齐哈尔商场、大罗新寰球百货店、同记茶庄、同记商场、同记巴彦百货商店、大同百贷店等企业，还有6个驻外办事机构。1945年以后，又建立了同记牙刷厂、同记猪鬃厂、同记铁工厂等企业，“同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黑龙江省最大的民族工商联营企业。

武百祥创办的“同记”，是我国北方民营资本的典型代表，历经清代、民国、伪满、国民党统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复杂的历史演变，创造了旧中国商业界的奇迹，更对我国东北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正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张心雨所说：“起源于乐亭的呔商，在近代东北发展史上书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谓‘一条呔商兴衰路，半部东北开发史’。”

（作者刘凤敏，乐亭县政协科教卫体和文化文史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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