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算（俗称算盘子）是我国传统的计算工具。汉代已出现珠算方法及理论，宋元时期，算盘使用已十分流行。20世纪前曾广泛流传应用，无论大小商铺和千家万户在物流交易时，都要用珠算计算数目，直到如今仍有一定实用价值。

珠算由算珠（箅子）杆、四框、底盘（也有无底盘的）组合而成。四框内中上方有一横木，横木上边每根杆上穿两个算珠（也有一个算珠的），每个算珠当“5”；横木下边每根杆穿5个算珠，每个算珠当“1”，算珠由优质硬木制作，铁力木的算珠最为上乘，操作时用手拨拉，方便自如，响声清澈动听。

珠算是一门了不起的学问。虽富有高深的科学知识内涵，但没有高深文化也能学会。只要掌握运算口诀、定位就能运用自如，经常练习，熟能生巧，极为方便。

珠算是一门课程。旧时私塾和学堂是学生们的一门必修课，特别是乐亭人当年闯关东经商，更需要学习珠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学仍设珠算课。

珠算对我们这一代老年人来说是最熟悉的运算方式。我从七八岁就跟父亲学习珠算。走向社会以后经常应用，因此与珠算有不解之缘。如今我已耄耋之年，家中仍保存着一个有百年历史、历经沧桑、11根杆的铁力木算盘子。据当年父亲说，我家祖祖辈辈贫寒，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只有一个九根杆的算盘子。那年代，村里有文化的人不多，父亲天生记性好，又念了二年私塾，能写会算，在村里称得上是“秀才”。土改平分时，大家选他为贫协委员兼财粮（相当会计），因而就经常拿着那个祖传的普通算盘子为村里算账。

1947年冬，我们村的土改平分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大财主裴正四家献出了不少浮物，其中有一个11根杆的铁力木算盘子，听说这是裴正四在东北开买卖时用的。当时村里的人们都说：“这个好算盘子应该归咱们财粮所有，因为他天天为村里算账，很有用场。”父亲也未推辞，如获致宝，爱不释手。从此他开始用这个11根杆的铁力木算盘子，算子打得也越发精，那个9根杆的旧算盘子也不再用了。父亲天天拿着这个铁力木算盘子为村里算账，如计算全村的土地亩数，计算贫下中农分得的财物数目，计算各家各户交公粮的数量……这个算盘子见证了村里土改平分运动的全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在村里当不脱产干部，他仍用这个铁力木算盘子为村里算账，也为各家各户算账，只要谁家有需求，他是有求必应，挟起算盘子立刻赶到。有一次，斜对门一户邻居卖两窝小猪，请父亲去帮助算账，父亲不顾自家地里的活儿忙去帮那家算了半天账。那家人很是感激，要给父亲100元钱，中午还预备了饭。父亲却说：“钱绝对不收，盛情难却，饭就吃了吧。”还有一次，村里一户人家兄弟三人分家来请父亲，父亲就去帮助这家计算土地、财产等，并写了分家清单，一直忙活到夜里一点多钟，使这家感激不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建初级社、高级社，各家各户土地、牲口车辆都入了社。社员干活评工记分，分粮分柴分菜，年终决算分红，各项账目繁琐复杂，大家一致推选父亲为农业社的会计。那时父亲日夜操劳，算盘子不离手，忙得不可开交。他从来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就是差一分钱，找三天三夜也得找出来。他常说：“差一分钱也圆不上账，必须要找出来！”当时社员们都尊称他为“两袖清风的账桌先生。”那时代，农村缺少人材，尤其是缺少能写会算的年轻人。当时有顺口溜：“高小毕业生，白搭六年工，中学考不上，师范不招生，想要当会计，珠算又不通。”父亲甘当伯乐，愿做奉献，精心选拔人材，他用晚上时间，手把手地教一些年轻人学习珠算，教加减乘除口诀，教定位进位，还要反复训练。先后培养了村里的陈秀奇、裴德才、张维太、陈兆生、高德惠等十来名年轻人，他们大多在农业社或生产队当了会计，这些年轻人始终尊称父亲为恩师。

父亲做账打算盘从来讲究规矩，他常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他还传承发扬了当年在东北学做买卖时商家账房规矩：一人念账，一人打算盘，念账的以幽雅的腔调念，如：去了重打啊，一百三十六元七角三分钱，再打上四百二十九元四角钱……

农业合作化时期，父亲是远近闻名的“成本会计”，他出席过全县珠算比赛大会，荣获了一等奖。

1958年农村公社化，大办集体食堂，父亲在食堂里当管理员，他用这个铁力算盘子计算仓库里的粮食数量和食堂每顿饭的粮食用量，当时有一股风气——“大吃特吃”。父亲见状很是担心，就向食堂当家人说：“现在正是冬季，应当节约，照这样的吃法，仓库里粮食吃不到明年春季。”当然也未引起重视。果然，吃到春节后就“弹尽粮绝”，造成社员粮食紧缺。父亲只得用这个铁力木算盘子为食堂精打细算，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的算盘子打得再好，也打不出粮食来，只得“低指标，瓜菜代”。随之而来的就是天灾人祸，“三年经济困难”，那一段，社员们忍饥挨饿，苦度时光。

面对严重饥荒，集体食堂难以为继，不得不解散。国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采取分粮到户，给社员分自留地，自己种些粮食作物等各种应急措施，农村经济开始好转。随后又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63年后，生产队粮食增产，分红率逐年提高，局面开始好转。时任会计的父亲仍用这个铁力木算盘子计算工分、计算账目、计算收益分配，社员们看着笑逐颜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破“四旧”。因得知我们家中藏书不少，红卫兵就到我家查抄。在查抄过程中，他们看到柜上的铁力算盘子，有人就说这是“四旧”，也要带走。父亲说：“这东西就是个计算数目的，还有实用价值，不该算‘封资修’吧？”毕竟这些人中有明白人，说：“算盘子就别带了。”这样，铁力算盘子得以幸存下来。

进入70年代，当时父亲已年近古稀，他向队长说：“我老了，手迟眼笨，不能再当会计了，还是让年轻人干吧。”可社员们就是不答应，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信得过你，你千万不能撂挑子，实在有困难，可以让你儿子（我）当助手，他就在本村学校教书，早晚帮忙也有便利条件。”就这样，父亲只好继续干下去。

不幸的是，有一次为队里在房顶上晒豆子，父亲不慎摔坏了左腿，落下残疾，只得拄着棍走路，继续尽他的会计职责，还是兢兢业业，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队里要给他额外补贴，他就是不要。

作为生产队的会计，平时给社员们记记工，夏秋两季分分粮食、柴草和蔬菜，父亲拄着棍儿、戴着老花镜尚能胜任。而困难的是，一年到头生产队需要成本核算、决算分红，这是复杂细致的工作，队里一年的各项收入、支出、社员往来、库存物资等账目都要算清；社员的劳动工分要统计准确，最后总收入减总支出除以总用工算出工值，再逐户列出清单。要完成这项繁重工作谈何容易？作为会计，至少要昼夜忙活一个月，还要“打夜战”。年终这段，我每天晚上就跟随着父亲去生产队办公室算账。生产队长、副队长、保管员也参加。父亲打算盘，我做账，直到后半夜才休息。有一次，队长见我爷俩太累了，就让保管员取来一簸箕花生，用大锅炒熟，让我们爷俩每晚上吃点儿。可父亲却把花生装在一个袋子里，他说：“这些花生留着召开社员大会时，大家一同吃吧。”

父亲于1978年去世，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却留下一个好名声。铁力算盘见证了多少沧桑往事，如今是物在人不在，令我不禁叹息！

（作者陈士元，陈渡口小学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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