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广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使农活儿的劳动体力在逐渐减少，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产出效益不断增高。再也不是锄头、扁担、筐，铁锹、大镐、夯的重体力劳动方式了，过去农民们用落后的工具和原始的生产方式，在那样的岁月里艰难生存，为了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当年农活的艰辛，让那些过来人再回味一下当年岁月的记忆，我从脑海里翻出如今即将被人们遗忘的当年农活的片断，让我们共同“欣赏”那段令人终身难忘的岁月。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出外勤就是指外出修水利。在过去，农村经常闹灾，尤其是滦河肆虐引起的洪灾和因雨季排水不畅造成的涝灾。每进入七八月份的雨季，滦河里就要涨水出槽发水，三年一小涝五年一大涝。十年九灾的苦难，使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治理滦河水患，修筑滦河防洪大堤，开渠打井，疏通排水河道，围海造田，兴修水利一直没有间断过。

1973年，18岁的我刚刚初中毕业，因当时家中缺少劳力，我放弃了升高中的机会参加劳动，在我扛起铁锹加入生产劳动大军时，看到父亲的眼里放出了光彩，在那个年代，多一个劳力就多了一线生活的希望。

每年秋天地了场光时，也就宣布了一年的农事的结束，而这时也正是兴修水利工程的黄金时期。公社成立兴修水利指挥部，然后把任务分给大队，大队再分给生产队。当时在生产队挣的是工分，一个整劳力每天挣10分工，这里边一般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强壮的劳力，二是有技术、有经验的老农，其他人按能力评定分值，最弱的劳力7分工。因为我刚刚初中毕业，只给评9分工，我不服，找到队长理论，因为我确实干了与整劳力同样的活。经过商量，队长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但他告诉我说：从今以后，你就是一个整劳力了，生产队的农活你都应该拿得起来。

一场秋雨一场寒，淅淅沥沥的秋雨飘落着，西北风的狞笑让人心寒，人们在家庆幸可以休息，而这时钟声却响起来，都不知道这雨天还能有啥活儿，就向生产队集聚。我家离队部近，很快跌跌滑滑的跑了过来。队部的大院里有两排牛棚，大家纷纷挤进去躲雨，没有人去在意脚下的粪便。队长见大家都到了，就大声说：“今天下雨了，不能下地，一件事，今年的外勤安排下来了，任务是修“海挡”（挡海坝），时间是两个月，人数8人，凡是整劳力都要报名，回家商量一下明天报上来，散会。”

出外勤有两大好处：一是带出去一张嘴，能省下两个月的口粮，二是能多挣工分，但这却是一项十分沉重的体力劳动。我回到家就说：“我要去出外勤。”爸看看我没吱声。妈笑笑说：“累死了可别怪我们。”见他们不信，我大声说：“我真去！”妈放下手中的伙计，愣愣地看着我，一大会儿才说：“你刚出校门，知道出外勤是干啥活啦？”“不就是抬大筐吗？”“你能干得了吗？”“不锻炼永远干不了。”妈久久望着我，不知为什么，平时听话的孩子，今天会这么任性，她哪里知道，我是与另一个伙伴约好的，一些人对我们挣10 分工颇有微词，我们要证明给他们看。明天就要报名了，我妈妈却怎么也不同意我去，我只好把我们约好一起去的事说出来，妈一听这是铁了心要去了，连忙跑到伙伴家，自然那边的妈妈也正在苦口婆心地劝说，见劝说不动，妈说：“既然他们俩想去，我看就别劝了，他们俩打小就要好，一起去也好有个照顾，只是苦了孩子们。”

外勤有大外勤小外勤之分。大外勤是到外地修海河，去的时间长，挣的工分多，自然也更艰苦。小外勤是在县内，挣的工分相对要少。

报名这天，我们俩争先报了名，接着陆陆续续有几人报名，虽然够了8人，但那些每年出外勤的主力却多数没有报名，一些有心计的人合计着，刚刚毕业的孩子，能干得了吗，恐怕跟我们去吃亏，最后队长征求了家长的意见，也是要对我们挣10分工有看法的一些人的交待，决定让我俩上工地。

临出发的那个晚上，妈妈一夜没睡，把我的棉衣拆开，絮上了一层棉花，又为我纳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肩垫。第二天，我们坐上老牛车，向几十里地外的海滩出发。

我们的住处是湖林田庄一户人家的西屋，房东是一对30多岁的夫妇，对我们蛮热情。行李刚放下，带工的就让我们去看工地。工地离住地有七八里地，我们扛上工具急匆匆赶过去，工地上已来了很多领活儿的人。好一会儿大队带工的才把任务领下来，开始往生产队分，队里又把任务分到每副抬筐，因为没有尺，只好用扁担丈量，每副抬6扁担长，任务是把坝筑高到一定的尺寸，取土地是坝下的沟渠。

吃饭的食堂全公社集中在一起，有几个大灶同时做饭，雾气缭绕中几百人同时开饭，景象蔚为壮观。第一顿饭是高粱米饭加白菜粉条，我刚要盛饭，身旁的二哥拉我一把，告诉我：“先盛半碗。”我不解其意，只好学着他盛了半碗，吃完后，他拉上我，抄起勺子，捂上高高的一碗，然后悠闲自得地吃起来，自豪地说：“学着点啊，这就是经验，有了这一大碗垫底，饭不够吃咱也不怕了”。

晚上睡觉时，八条汉子一躺下，炕上就没有了空隙，只有侧着身子，才能勉强挤下。不知何时才渐渐睡去，没睡多久，偏偏又觉内急，忙到外边去小解，没想到再想回去睡时，早已没有了地方，趁我外出之机，哥儿几个翻翻身，把我的地方均分了。尽管我费了很大力气，还是没有挤进去，只好扯过被子包裹在身上，捱过后半夜。从此我长了记性，晚饭后，渴死我也不喝水。

凌晨四点，一阵急促的钟声响起，人们极不情愿的从热被窝里爬起来，揉揉惺忪的睡眼，踩着夜色去上工。按着事先的分工，我们开始干活，我俩调理好筐绳，开始装筐，早已磨得飞快的铁锹，用尽了全力插下去，只到插没了半个锹柄，每人装上五六锹，把筐装到半人高，两人吃力地抬起筐上坡，因为平衡没有掌握好，第一筐没成功，洒到了半坡上，我俩总结经验，见他们上坡时把每一步都踩出了脚窝，我俩学着他们也踩出了脚窝。经过我俩协调，逐渐的适应了对方，速度也快了起来。我们紧紧的咬着他们，不让他们拉下，我俩心里有股劲，决不让人们小瞧，要为爸妈争气。18岁稚嫩的肩膀，在抬筐咬牙上坡时能听到骨骼咔巴巴地作响，寒风瑟瑟的深秋，我们穿着背心，一天下来，背心上直往下滴水，当它用体温捂干后，汗渍把背心铸成了一个形体，能在地上立起来。海滩上的饮水盐分大，出的汗在脸上结了晶，用手一摸，掉下一块块的盐片。

终于天黑了，我们顶着满天星斗往回赶，浑身的汗水被冷风一吹，直打寒颤，身子骨如散了架一样，饥肠辘辘的赶到伙房，狼吞虎咽地吃完晚饭，回到住处，一头倒到炕上和衣睡去。就这样，我们像陀螺一样机械地转动着，话越来越少，进度也慢了下来，只有四目相对时，才能交流相互的鼓励。

这天中午，高粱米饭做夹生了，吃起来硬如枪砂，我看看身旁的二哥，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只好跟着吃了。下半天，我的肚里十分难受，晚上没吃饭就睡下了。半夜里，钻心的胃疼把我扎醒，上吐下泻把我折腾得痛不欲生，早上的饭也吃不下，伙伴说：“休息半天吧”，我想，本来我们的进度就不快，再耽误不更落后了？我咬咬牙，束紧腰带上路了，半天里，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把一筐筐几百斤的泥土送上坝顶。晚上吃了几片“食母生”胃里舒服了一些，而肩膀的疼痛却让我久久难以入睡，实在难受，我跑出去，借着朦胧的月光，看见我的肩膀高高的肿了起来，用手一摸钻心地疼痛，摸着肿起的肩膀，后悔当时不该不听妈妈的话，不由得鼻子一酸，大颗泪珠落下来，不知什么时候，伙伴跟出来，摇摇我的头“咋地了？”我让他看看肩，他扒开自己的上衣，“你看——”我一看，他的肩膀与我的没有两样，他告诉我，“明天我俩换肩，把左右肩调一下就好了。”

天越来越冷，取土地越挖越深，有的地方已挖出了水，每天能冻上很厚的冰，工程也愈发艰难。在这种环境的磨练下，逐渐的我俩适应了这种重体力劳动，配合越来越默契，速度也越来越快，两肩磨起厚厚的茧。到工程过半时，我们已超过了他们的进度，两臂的肉也鼓了起来，却是肌肉的发达，胃口出奇地好，食量也大了起来。伙房的饭菜很单调，大多是高粱米白菜，偶尔吃一顿面饭，如同食量比赛。记得有一次吃馒头，那种场面令人瞠目结舌，二哥伸出长长的胳膊，把馒头从指尖一直横排到肩头，奇怪的是每人都抢着舀菜汤，全场一片咀嚼喝汤的声音，人人惟恐饭不够吃，直到二哥把最后一个馒头吃下去，这场“战斗”才结束。

终于盼来了工程验收员，他们是工地上的“贵族”，拿着尺量坝高、坡长、底宽，每到一个工地，身后就会跟着一群人，叫哥的，喊叔的，送水的，递烟的，众星捧月一般。按着他的指令，经过两次修补，终于在中午前通过了验收，我们如被大赦一般欢呼起来，我与伙伴拥抱着跳起来，把帽子抛向了天空。

最后的午餐是最丰盛的，烙饼粉条炖肉，这可是最后一顿饭了，很快就要回家了，大家围坐在一起，说着笑着大吃起来。今天最忙活的算是炊事员，虽然为最后一顿饭做了充分的准备，还是忙得团团转，一锅饼端上来，顷刻间就被瓜分。到最后，炊事员向我们伸出两个指头，告诉我们，每人平均吃了二斤面的饼。

春节前，我们经过了两个月艰苦卓绝的苦干，终于完成了任务，进村前我们都下了车，趾高气扬地回到了生产队。在一片赞扬声中，我们各自回家，妈拍打着我身上的泥土，“黑了，结实了！”我自豪地扬扬胳膊，告诉妈“明年我就出大外勤去海河！”然而，第二年，我却响应祖国号召应征入伍，离开了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

（作者习洪业，《读乐亭》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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