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热爱青年、关心青年，用他的思想理论引导教育青年，用他的革命实践和高尚人格感召青年，堪称是一代青年的良师益友。在目前已搜集到的李大钊600多篇诗、文中，直接谈到青年的就有十四五篇。这些文章中满篇都充溢着他对青年的关心、希望、要求、教育和鼓励，热爱青年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读来令人深切地感到，李大钊温良忠厚长者的音容宛在，诲人不倦的身影宛在。

一、热爱和关心青年

李大钊将青年视为“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1)，在《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一文中，他开篇便写道：“少年为人生之最好时光，新春为一年之绝好季节”“盖新春者，少年之灵魂；少年者，新春之化身也。”(2)文中以优美的笔调、诗人般的浪漫情怀，把少年与新春作为自己心中最美好的事物加以歌颂，表达了对青年一代的热爱。

在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有些青年或被封建家庭所逼迫，或深感国家无望、民族无救，他们生活苦闷、政治渺茫找不到出路，因而往往消沉厌世，直至自杀。李大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撰写了《一个自杀的青年》《青年厌世自杀问题》《论自杀》等系列文章，对受封建制度压迫与摧残，被逼而死的青年寄予极大同情和深深惋惜，指出青年自杀的行为是由罪恶社会造成的，与其责难自杀的青年，不如补救促使青年自杀的社会的缺陷。他看到青年的自杀，是青年觉醒的第一步，是迷乱社会颓废时代里的曙光一闪。但是，他又十分明确地表示不赞同青年的自杀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只知厌倦卑污的生活，不知创造高尚的生活，只知向死亡里逃避旧生活，不知从死亡里创造新生活。他“希望活泼泼的青年们，拿出自杀的决心、牺牲的精神，反抗这颓废的时代文明，改造这缺陷的社会制度，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生活。”(3)表现出对青年的同情、关心和爱护，为青年指明出路。

学习和工作中，李大钊真心帮助青年，从不自恃自己的地位和名声而盛气凌人，总是给人以忠厚、和蔼可亲的感觉。1918年秋，毛泽东为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来到北京，生活困窘的他经杨昌济先生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由李大钊安排他当书记(4)，月薪8块大洋。这不仅解决了毛泽东在北京的生计问题，还使他有了了解当时新书刊信息的便利和得以在校内自由旁听、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与李大钊一起研究讨论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机会，这对于毛泽东以后的革命生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直到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毛泽东还深情地回忆说：“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5）据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回忆，李大钊在给学生上课时，课间的时候常常不到休息室去，而是在同学们的座位间走走，看看同学们记的笔记清楚不清楚，有没有什么问题。下课铃一响，学生们也常常一拥而上，把李先生围起来，问这问那。对学生们的问题，李大钊总是不厌其烦，举事实、讲道理，进行分析，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后来李大钊在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的过程中，身边汇聚了建党之初的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

生活中，李大钊对青年也是满腔热情。1920年4月12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则介绍学生工作的启事：“现在有一些学生想实行半工半读的主义，用他们的劳力来帮助他们求学的费用。各机关的各位先生若有学生能做的事，无论短工长工，都请通知下面签名的三个人，并请说明工作的种类和工钱的数目，我们可以介绍相当的人来接洽。”下面的签名是胡适、李大钊、徐彦之。当时李大钊忙于北大图书馆工作外还在忙于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筹备北京大学教职员会，指导学生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酝酿建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繁忙之中还不忘帮助学生介绍工作的琐事，可见他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李大钊对青年的帮助是无私的，无论哪个学生有困难找到他，都会慷慨解囊，有时手头紧了便预支自己的工资，因此月底发薪时领回家的往往是一把欠条。现在，李大钊纪念馆还陈列展出有李大钊为北大法科毕业生朱尚瑞介绍工作给櫽翁（齐櫽斋）的信、为帮助蔡和森出版《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致胡适的函、为女高师学生林宝权等赴法留学请求照顾给周太玄的信等。展出有李大钊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刘仁静缓交学宿等费的担保信、送给罗章龙的毛毯等。

李大钊对青年的关心和爱护，还表现在生死关头的挺身而出。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李大钊始终态度从容，他坦言自己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毕生追求，表示：“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6）至今读来仍令人十分感佩。

二、对青年寄予厚望

李大钊出生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自束发受书，便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作为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他就时时为国家面临的困境而忧虑，处处为百姓遭受的困苦而悲哀，百折不挠地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出路，憧憬着理想中华的再造与未来。他把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认为“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7）他希望“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能够“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稘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由此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8）他把青年比作一天之中的黎明，一个充满希望的美好时分，把青年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认为青年的运命，就是中华民族的运命，青年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坚信“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9）他鼓励青年，要发扬卧薪尝胆的精神，赴国难，雪国耻，为创造理想中华披荆斩棘、勇往奋进，“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10）在热情洋溢的《青春》一文中，李大钊更是满怀激情地呼唤青年“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1）。

随着对社会现实的研究，李大钊对青年的希望更加迫切。在1918年5月15日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的《新的！旧的！》一文中，他列举了生活中新的、旧的种种矛盾现象，进而引出政治上、法制上种种不调和的矛盾问题及其给人们带来的不安、不快，“这种生活，最是苦痛，最无趣味，最容易起冲突。这一段国民的生活史，最是可怖。”（12）李大钊把改变这种矛盾生活的希望寄托于青年，“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号召青年打起精神，在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等各个方面开辟新路径，创造新生活，“进！进！进！新青年！”（13）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李大钊对青年提出的希望和要求更加明确，1922年9月3日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国际少年日纪念会”上的演讲中，他希望青年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看到自己的责任，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做“社会革命的先锋”。

三、指导青年社团 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充满希望的热切召唤，极大地激发了寻求革命真理的青年的进取热情。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天津学生组织了很多进步社团，如 “国民社”“新潮社”“觉悟社”等，李大钊应青年之邀担任社团顾问，很热心地对这些进步社团进行指导，在社团活动中发表演讲，在社团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社团成员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曾应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邀请，到天津讲演并到觉悟社同青年们见面。该社成员谌小岑回忆说：“李大钊先生在天津的讲演里，勉励大家要注意研究世界革命新思潮。我们在他的启发下，开始阅读他发表在《新青年》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战后之妇人问题》等，后来又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读了李大钊的文章后，才知道俄国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工人、农民武装斗争取得的胜利。我们开始有一种崇敬列宁的心情。记得我们曾集体写过一张传单，署名用‘李宁二’，其实就是希望中国能出现第二个列宁的意思。这是读了李大钊的文章以后，才有的思想。”（14）李大钊还亲自参与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学会的宗旨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等都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后来成为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或早期党员。

李大钊在青年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他的倡导下，1920年3月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正式公布规约并招收会员，该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主要活动是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中外书籍，编辑、刊印马克思主义论著，组织讨论会，主办演讲会等。据朱务善回忆，李大钊当时所以未列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是因为当时我们组织上考虑到：他是党的领导人，对外界说，他还是以一个教授和一个马克思学说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所以开始时李大钊同志并未出头露面，而只是在党内指导。”（15）但是，李大钊常在该会举办的讲演会上发表讲演。1922年2月19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一次公开演讲，李大钊以《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为题发表讲演，深入浅出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提出“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16）鼓励青年学生脚踏实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用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讨论会、组织出版工作等，把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其成员也发展很快。它既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也是后来北方建党、建团的基本成员。

四、教育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李大钊重视青年的健康成长，强调青年应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谆谆告诫青年，人生有限，而对金钱、权力、美色的贪欲是没有穷尽的，如果放纵自己，用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欲望，那只能是让似水年华付诸东流，到白发之年落得空悲叹而已。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青年之人，或不得常享青春之乐者，以其有黄金权力一切烦忧苦恼机械生活，为青春之累耳。” “今人之赴利禄之途也，如蚁之就羶，蛾之投火，究其所企，克致志得意满之果，而营营扰扰已逾半生，以孑然之身，强负黄金与权势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盖其优于权富即其短于青春者也”（17）。在《简易生活之必要》一文中，李大钊论述了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等种种罪恶，大多是由过度的生活中滋生出来的。他指出，要消除这种种弊端，除去提倡简易的生活，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如此，才能够使“道义可守，节操可保，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固能安其朴素，出亦不易其清廉，俯仰天地之间，全无所于愧怍也”。他强调“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作奴隶”。（18）

李大钊还教育青年树立正确的苦乐观，辩证地看待寂寞与热闹、痛苦与欢乐、黑暗与光明。他劝诫青年“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可带着丝毫勉强矜持的意思，必须知道那里有一种真趣味，一种真光明，甘心情愿乐得过这寂寞日子，才能有（从）这寂寞日子中寻出真趣味，获得真光明的一日。”（19）李大钊并不否认，避苦求乐是人的天性，但是依他看来“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20）他激励青年，要尊重劳动，正确面对社会上一些黑暗现象，要能够发现造成黑暗的根源，要像作防疫的医生敢于同恶魔毒菌作斗争一样，勇敢地直面黑暗、驱逐黑暗，终究会消灭黑暗，迎来光明。“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21）

李大钊一生清正廉洁。他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时月薪120块大洋，1920年7月被聘为北大教授，以后又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课，收入又有所增加。以他的收入在当时完全可以过富裕的日子，但是他的生活却一直十分简朴。李大钊在北京工作将近十年，却没有置买房产，一直是租房。为了节省租金，他在东城上班，却在租费较低的西城居住。每天上班，他都是走段路、坐段车，中午经常不回家吃饭，自带干粮。他不吸烟、不喝酒，没有任何嗜好，真可谓“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22）。当时李大钊已是社会名流，威望很高，交游也广，有些人对他的这种不讲排场、长年过着艰苦生活的作风难以理解。据李大钊在朝阳大学的学生张尔岩回忆：有一次，他又看到李先生就着白开水吃馒头时，便建议先生在饮食方面多注意营养。李大钊听后语重心长地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你想没想时下国难当头，有众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局面，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当前我们的责任，是立志改造旧中国，拯救受难同胞出苦海，等到全民都有饭吃了，改善生活也不迟。你们年轻人，且莫虚度年华，只图吃喝，如果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这个中间，岂不可惜！岂不可痛！”（23）就是这样，李大钊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和教育着周围的青年。

五、引导青年深入工农群众

通过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研究和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李大钊体会到，知识青年必须与劳工群众相结合，才能有利于青年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为此他多次撰文，积极倡导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在1919年2月20—23日发表于《晨报》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24）这是李大钊最初也是中国较早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必须是知识阶级与劳工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文章中，李大钊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阐述：“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25）指出：“我们中国今日的情况，虽然与当年的俄罗斯大不相同，可是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26） “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27）李大钊明确提出了青年到农村去，在农民中开展工作的重要性。

之后，李大钊又相继发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等文章，进一步论述青年在“新世纪的曙光”照耀下，到劳动人民中去的重要意义。号召“少年中国”的少年，为实现“少年中国”应积极做“少年运动”，投身到山林村落里去，做辛苦劳农的伴侣，去开发他们的心智，安慰他们的疾苦。

为唤醒民众觉悟，在实践中引导青年与劳苦大众相结合，在李大钊指导下，黄日葵、邓中夏等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团员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定期到市民和工人农民中演讲。1920年冬，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不久便决定在长辛店建立一个长期的固定据点，受李大钊委派，邓中夏、张太雷等人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名义，到长辛店与史文彬等工人联系，筹备开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白天教工人的孩子，晚上教工人，当时的“教员除了长驻的两个外，邓中夏每星期来讲两次，杨人杞也是每星期来，后来又派了长驻教员吴容沧，还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和团结在小组外围的一群革命青年，大家都经常来讲课。像张昆弟、何孟雄、朱务善、陈为人……这一批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员，也是不久以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这时差不多都到长辛店来过。他们大家轮流来教‘常识’课。李大钊这时也曾亲自到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来视察。”（28）通过平民教育讲演团和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等实践活动，进一步促进了知识青年与劳动群众的密切结合，启发了群众觉悟，在实践中锻炼了青年，增长了才干。

1920 年10 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到1921 年7 月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范鸿劼、张太雷、朱务善、缪伯英、何孟雄、李梅羹、陈德荣、吴雨铭、宋介、江浩16人，大多是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进步青年。李大钊教育和培养了一代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干部上的准备。他们如同星星之火，在中华大地形成了燎原之势。

1983年，中共中央为李大钊同志撰写的烈士碑文中写道：“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对李大钊对于青年的教育和影响给予了充分肯定。

注：

(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0．

(2)李大钊全集（第二卷），2013.131．

(3)李大钊全集（第三卷），2013.159．

(4)书记：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初级职务。

(5)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125．

(6)李大钊全集（第五卷），2013．301．

(7)李大钊全集（第一卷），2013．313．

(8)李大钊全集（第一卷），2013．328．

(9)李大钊全集（第一卷），2013．329．

(10)李大钊全集（第一卷），2013．330．

(11)李大钊全集（第一卷），2013．318．

(12)李大钊全集（第二卷），2013．289．

(13)李大钊全集（第二卷），2013．292．

(14)回忆李大钊》编写组.回忆李大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92、93．

(15)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20.

(16)李大钊全集（第四卷），2013．52．

(17)李大钊全集（第一卷），2013．315、317．

(18)李大钊全集（第二卷），2013．171、172．

(19)李大钊全集（第二卷），2013．438．

(20)李大钊全集（第二卷），2013．439．

(21)李大钊全集（第二卷），2013．441．

(22)王艳萍，革命先烈李大钊牺牲纪实//《唐山劳动日报》[N]，2017－4－24．

(23)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合编，李大钊与故乡[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63．

(24)李大钊全集（第二卷），2013．422．

(25)李大钊全集（第二卷），2013．422-423．

(26)李大钊全集（第二卷），2013．422．

(27)李大钊全集（第二卷），2013．426． 

(28)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厂史编委会，北方的红星[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65．

（作者王海，李大钊纪念馆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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