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苗圃”正式挂牌。就在那一年，植物园王文中、黎盛臣、吴应祥、董保华、张应麟、阎振茏、王今维、谢德森、孙可群、胡叔良10名青年科技人员，就植物园没有园址问题，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请求解决植物园永久园址问题，并很快得到批复。中科院植物所的年轻人特别高兴，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1954年4月5日，中国科学院致函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首都一定要有一个像苏联莫斯科总植物园一样规模宏大、设备完善的北京植物园，以供试验研究、教学实习以及广大劳动人民和国际友人参观。面积需5000—6000亩，园址以玉泉山和碧云寺附近为宜。12月1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复函科学院，同意在卧佛寺附近划定8000亩，在香颐路以南划定1000亩，作为北京植物园的永久园址。

中国科学院将政务院的文件批给了植物研究所。时任植物研究所所长的钱崇澍是现代植物学界最早到国外留学的人，后来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著名的植物学家。钱所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吴征镒先生。

吴征镒先生于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农学院，和钱先生比，他是晚辈了。他是地下党员，刚解放的时候组织上让他参与接收科学院，吴征镒先生跟组织说，我是学植物的，派我去植物分类所（即后来的植物研究所）工作吧。组织就任命他为副所长。

接下任务，吴征镒就着手调研这件事。当时我们整个国家都在学习苏联，莫斯科有个总植物园，是苏联的科学院和莫斯科市政府联合建的植物园，政府出地，科学院出技术。

经过1954—1956年为期两年的调研，1956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联合行文，上报国务院申请筹建北京植物园，由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共同领导。报告一报上去，很快就得到了批复。5月18日，国务院首任秘书长习仲勋同志立刻就签署了文件，下发(56)国秘习字第98号文：“批准设立北京植物园，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园林局共同领导，建设经费560万元。”10月，钱崇澍代表中科院、刘仲华代表北京市政府签署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合作筹办北京植物园合约》。

这个文件批准建立北京植物园。吴征镒先生还亲自提出了建植物园要好好规划，要建立规划委员会的建议。1957年，中科院和北京市共同组建了“规划设计专家委员会”，9名专家委员是吴征镒、俞德浚、秦仁昌、陈俊愉、汪菊渊、陈封怀、程世抚、刘仲华、李嘉乐。下设办公室，主任俞德浚。植物园聘任孙筱祥先生为造园组导师，对北京植物园进行了总体规划设计。规划明确香颐路以南为植物园的试验区，香颐路以北是植物园的开放游览区。香颐路以南，简称“南园”，香颐路以北，简称“北园”。

1955—1959年陆续征用建园用地8500亩，其中南园1400亩作为科研基地，北园7100亩作为科普用地。

1958年，建立北京植物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规划也做出来了，报到国务院后被批准。规划转给了北京市的规划管理局，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就土地的红线盖了公章。因为这是国务院的批示，我们拿着盖上红戳的文件，找到土地所属地海淀区政府。区政府同意后说，这块土地是四季青乡的，你们直接找四季青乡吧。于是海淀区又批给了四季青乡的香山分乡。最后找到四季青香山分乡的门头村工作站，和他们办理了土地的交接手续。该给乡里的钱都给了，对乡里的每棵树都做了价，该给谁家、该给哪个社员的都做了补偿，搬迁费也都落实到位了，第二年就准备搬迁了。

谁也没想到，这个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1960年，由于受到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影响，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时植物园的建设就调整了，资金冻结了。

植物园建设停滞，560多万元的专款只花了154万元，余款被冻结上缴国家财政部。得等到国家恢复过来，这笔建设植物园的款项才能恢复使用。“南植”与“北植”的全面合作关系中断，自然形成了两个不同隶属的单位：南园属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园属于北京市园林局，从此各自单独运作。

林庆义主任给我们描述的植物园建设发展蓝图，极大地鼓舞着我们这些来到植物园的年轻人，我们的青春是在北京植物园度过的。我们刨坑种树、改造荒滩，打眼放炮、挑粪施肥，挖冻河泥，苦活累活都干过，可当时我们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快乐。现在回想起来，那可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植物园的发展建设，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科学精神，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还能反映出人和大自然相处的态度，这其实就是科学与人文两大学科的必然结合。作为植物园行业的工作者，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条件下，为植物园奋斗的先行者，他们应该被后人铭记。

与别人到植物园的目的不同，我参加工作就是想积极努力入团。初中快毕业时班主任老师跟我谈话，告诉我因父亲在台湾，组织上无法调查，入不了团，这对我打击很大。父亲是换不了的，我想要是上了高中，我再努力可能也还是入不了团。我身边的人，不管是大姥爷、姐姐、姐夫、哥哥，他们都教育我要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对我压力很大，不是我不努力，是再努力也没用。我就想，在学校入不成，如果我工作当了工人，可能就好入了。

我的想法很简单，为了入团，我要参加工作，于是我放弃了高中考试。1962年8月30号，学校分配我到了北京植物园，我当工人了。这个时候的我，意气风发，对新的生活充满了希望。上班的第一件事，我就向组织上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在人生新的开端，我要好好工作，请团组织考验我。

人生新起点

20世纪60年代，植物园还是很荒凉的。我们来的时候，整个植物园刚栽了36000棵植物，这些植物都是在我们的合作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培育的，种在了北园，也就是香颐路北的北京植物园。36000棵树听起来很多，但是撒在植物园很大的空间里，并不显得多。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植物园还处在因建园专款冻结而导致的停顿状态。没有栽上植物的地方，临时种上了白薯和蔬菜，反正地是不能闲着的。当时植物园设几个组，组下设班。保养组，负责植物养护，组长是于玉，副组长是王怀玉，兼团支部书记。赵洪均和马振川分别是两个班的班长。果树组，负责果树栽培，组长是万民福，副组长王德友。下设葡萄班，班长王宝臣；桃班班长郝兆义；苹果班班长杨景全。后来还成立了苗圃班，杨景全任班长。于进昌任苹果班班长。杨景全退休后，于进昌调任苗圃班班长，刘林启任苹果班班长。管理组，负责殿堂管理和后勤工作。生产组，负责利用空地种粮种菜，组长是高瑞基，副组长刘章定。工程组，组长是张连雨，下设木工、瓦工、电工三个班。当时植物园还有一个饲养组，组长刘淑珍。当时植物园有三位叫刘淑珍的，这位组长是李孝礼同志的爱人，负责养鹿、鸡和猪。

我工作的第一年秋天，第一件事是上山打草，从山上打了山草背下来，在河滩上把草晒干，准备冬天喂鹿用。

植物园的工作是很艰苦的，但16岁的我不觉得，因为我还是个大孩子，还有玩心。我觉着打草挺好玩儿，拿着镰刀、绳子蹦着跳着就上了山。一山看着一山高，站在这儿看那边草多，噔噔噔跑过去，又看另一边草比这还多，噔噔噔再跑过去。跑了半天，老师傅都打了不少草了，我这还满山转悠找草呢。老工人就告诉我，小张你不能满处乱跑，看到有草了，你就一心一意地弯腰割草。从跟着老工人学怎样用镰刀割草，又学了“扎背”，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草捆起来，背着走。

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打草打了38斤，而老工人每人都打了100多斤背下来。我这38斤草打了一个狗尾巴似的捆儿，扛在肩上颠巴颠巴地背了下来了。背下来的草是要过秤的，这个时候我感到脸红了。人家老工人背100多斤草，你一个小伙子才背38斤草，我才知道处处得用心学习。第二回、第三回学着打草，以后慢慢地也能够打得多了，最多的一次我打了138斤草。打的草捆儿背上以后，根本不敢坐下，坐下就起不来了。因为我们扎背的时候，都要在一个有高差的坎儿那儿，人站在那儿或者半蹲着，借着力，才能努着劲把草捆背起来。往下走的时候很难找到让你把草捆搭在上边的坎，只有在有坎的地方才敢歇会儿，哪怕是靠在那儿歇一下。一路上如果没有坎儿，那就要一直背下去。

16岁的孩子背着138斤的草，刚背起来走两步还不觉得怎么样，但下山的路很长。从山上下来，起码得走几里的山路，真是每一步都很艰难，都得心里默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背下山来。

第二天是最难受的，一觉醒了，腰酸腿疼，特别是下台阶，脚简直不敢沾地，感觉腿肚子朝前，太难受了。可是第二天还必须接着去打草，就这样坚持着，连着一个礼拜以后，背着草下山，腿就好多了。

春天要栽树，我们每个人都有挖树坑的定额，每天的定额我都能够保证质量地超额完成。多亏我在上学的时候，做过军体委员，锻炼过身体。初中时，我跟妈妈住在姐姐、姐夫的部队大院里，院里有单杠、双杠，我每天早晚都去练习。单杠引体向上，我能连续做100个，双杠的支撑、俯卧撑、仰卧起坐都能做100个。这四个100,在班里是没人能比的，所以我在班里做过军体委员。我的胸肌、腹肌、臂肌都很发达，这对我后来参加工作从事重体力劳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保护了我的身体没有损伤。我们一起参加工作的大部分男同志，因为年轻时长时间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腰先后都受伤了，我的腰到现在没有大的毛病，就是受益于上中学时候的身体锻炼。

我的岗位分在果树实验区。春天的时候搞会战，“会战”这个词现在可能陌生了，我们那个时候经常搞。这个词本来是军事上用的，用于打仗，集中力量打一个战役。用在工作上，就是集中在一段时间，全力以赴完成一项工作。比如春天的会战，就是挖坑种树。种完树以后，要给果树施基肥，开花后还要追肥。上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给果树用的追肥是粪稀。我们自己做化粪池，经过太阳晒得高温发酵，形成粪稀。果树实验区是在半山坡上，一桶粪稀重量要比一桶水重将近一半。一桶桶挑到半山上，是很重的体力活儿。

我妈妈帮助过我好几个表兄，妈妈是他们的亲姑姑，他们从乐亭来到了北京，住在我们家里，他们工作以后，都非常孝敬我妈妈。他们虽然挣钱不多，但每个月开支，都给我妈妈3块钱、5块钱，我姐姐也给我妈妈零用钱。我参加工作以后，妈妈心疼我才16岁，还在长身体，就把这些零用钱通通都给了我。她说孩子你还在长身体，你要好好保养身体。那时候吃饭、买粮食都要用粮票，亲戚朋友给她的粮票，她每个月也都给我。所以我那个时候虽然工资低，每个月只有30多块钱工资，可是从1962年到70年代的这10多年，我妈妈每个月都给我补贴钱，让我在重体力付出的工作中能吃得饱饱的。

我每天早上起来到食堂吃早饭，食堂的炊事员知道我每天吃多少，上来就把4个馒头挤瘪了，拿筷子一穿，再加上俩鸡蛋递给我。我早上起来就得吃4个馒头俩鸡蛋，所以工作到上午11点的时候，肚子里还有食儿，身上的劲头还方兴未艾，浑身还有使不完的劲，还能拼命地干活。别人说，干活离佐双远点，他跟个疯子似的。挖坑，一会儿就挖一个，一会儿挖一个。到了12点还有的是劲。除草也是，一会儿一行，一会儿一行。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入团。现在想起来，觉得对不起我周围的老师傅，他们每月挣个50多块钱，家里有三四个孩子，有的早上带个馒头，歇歇儿的时候才吃。

冬天我们挖河泥，我根本就不用扁担，用扁担抬河泥，一起身扁担就折，得用杠子，筐用8号铅丝从筐底下兜起来，上面用洋槐的杠子抬。那个泥筐一起身就是100多斤，因为我抬过300多斤的东西，后来没人敢跟我抬了。葡萄班要修理葡萄桩子，葡萄桩子是水泥做的，别人都是扛一根，我有时候两根桩子同时扛走。干吗呢？想多干一点，好好地完成任务。他们不知道，我的心里就是憋着一股劲：好好地工作，我要入团。

（文章来源：张佐双口述史《逐梦——植物园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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