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日寇以两个旅团加北宁特警10个大队，以及绥靖军10余个团，分赴冀东各县进行“大扫荡”。他们经常长途奔袭，对我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为了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准确掌握敌情动态，10月下旬，区队领导决定组建情报台，由滦卢县情报部长杜文平直接领导，并由业务技术熟练、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刘富担任电台台长，我任机要秘书（译电员），同时给我们两人各配机要通讯员1人和摇电班5人，携带电台1部，负责收集唐山至山海关北宁路沿线各据点敌情变化情况，及时向上级报告。

一、初战告捷

我们深入到分区边沿，靠近敌占区展开侦察，主要是靠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工人员提供情报，将各据点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日伪军活动规律等，及时准确地向冀热辽军区第十七军分区领导报告（区队1945年1月扩编为军分区）。

有一天，唐山市伪治安军一个军官秘密派人向杜部长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日伪军调集大约五千多人的兵力，将在1945年2月初，采用远距离奔袭合击和“拉大网”方式，向北宁路南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寻找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杜部长命令我：立即译成电文，交电台迅速发出。根据这一情报，军分区党政军民为粉碎春季“大扫荡”提前做好了准备。

二、残酷的斗争

1945年是抗日战争最后一年，日寇自知大势已去，更为疯狂，斗争更为残酷。为准确及时地掌握敌情，我们均换成便装秘密深入到唐山市附近活动，为防止敌人侦察到我电台位置，我们频繁地转移，发一次报换一个地方，与敌人周旋。

一天，敌人突然向我电台驻地进发。得到消息时，敌人已距我驻地1.5公里左右，杜部长立即命令情报台转移，而他带领十多名侦察警卫人员占据有利地形断后掩护。很快，他们与敌人交火，激战一小时之久，终因敌众我寡，杜部长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英勇牺牲了。

我们失去了领导，与地下组织也断了联系，无法收集敌情。而敌人频繁出击，不断围剿我们，情况十分危急。我亲自拟电文向军分区首长报告了情况，分区回电，指示我们找唐滦县委书记石瑛，由他接替杜部长的领导。经多方寻找，总算和石瑛书记取得了联系。他指示我们，在他驻地周围活动，不宜集中在一起，防止目标过大，引起敌人的注意。这时敌人的“大扫荡”已经开始，环境更加艰难了。

1945年3月中旬，军分区副政委曾辉率一个连到石瑛书记驻地，连夜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不知谁走漏风声，翌日拂晓，驻地被敌人重重包围。经数小时激战，大部分同志突出重围，而石瑛和20多名战士却壮烈牺牲了。我们又一次失去了领导，情报台又一次面临危机。我不停向军分区发报，但因军分区在“扫荡”中不断转移，加上电台功率小，相距太远，始终没能与上级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刘富召开党小组会，大家分析了敌情和对策，决定深入到敌人后方去。

三、到敌人后方去

深夜，情报台九人小分队向敌占区开进。进驻到滦县前营据点不到两公里的北阳庄，打算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活动。

我悄悄地打听到，北阳庄有一户大地主，全家都躲到唐山去了，只留下一个长工看家，我们决定就住在地主家。为了防止走漏消息，我们跳墙进院，敲开了房门，长工见我们有枪，吓得瑟瑟发抖，经过我们耐心宣传解释，他的恐惧消失了，表示拥护八路军，答应为我们保密和提供食宿。

一天深夜，在院外放哨的同志急匆匆跑进来，报告说敌人已经进村了，刘富立即叫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摇电班的同志们准备随时把电台和设备砸毁，我把早已准备好的一瓶汽油和密码本放在一起，万不得已时就烧掉密码，大家都做好了拼命的准备。我和刘富手持短枪隐蔽在大院门口，从门缝中看到敌人已集中在大门外的场院里，黑压压的一片，我们侧耳细听，隐约听到伪军官正向部下训话，大意是要夜行军奔袭我根据地。当时我想，如果有挺机枪，完全可以打它个措手不及，可惜我们9个人才3支手枪、20多发子弹，而且还有电台，重任在肩呀，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开拔了。

四、冒险接收伪军投诚

1945年4月下旬，敌人从唐山、滦县、昌黎、乐亭等据点抽调大约4500人的伪军，配合日军独八旅团一部和伪铁血骑兵旅一部采取分进合击、连续奔袭战法，开始向路南昌黎、滦县、乐亭等地进行重点“扫荡”，日寇的凶残，也激起了部分伪军的不满和抵触。

一天，一位民兵报告：有一个伪军排长带领一个班正寻找八路军准备投诚，问我们怎么办？刘富找我研究如何处理，倘若是假投诚，我们贸然前去，既暴露了目标，也会遭到很大损失；但如果不去，又担心失掉良机，辜负他们的一片诚意，不利于瓦解敌人。反复研究后，我俩决定冒险去接收。我们做了周密部署，把9个人分两个小组，刘富带4个人组成接收组，准备与投诚者接洽；我带3个人为掩护组，提前进入接收地点，占据有利地形，随时准备应变。

在约好的时间和地点，投诚的伪排长他们来了，刘富先派一人前去与伪排长见面，一方面看对方的诚意，同时要求投诚士兵将枪支与枪栓分开，检查稳妥后，才给我们发出接收信号。刘富来到投诚队伍面前，首先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向他们宣传我军对投诚人员的政策，使他们非常激动，伪排长还向我们讲了他们伪军受日军的欺侮和亲眼目睹日寇烧、杀、奸、抢的种种暴行。很快，我们与滦县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把投诚人员和1挺机枪、2支步枪交给了地方党组织，我们留下了5支步枪、1支手枪及部分子弹，情报台每人都有了武器，更增强了对敌斗争必胜的信心。

五、海上与敌人周旋

在平原上与敌人周旋，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唯一的靠山是人民群众。敌人经常派出大量的“清剿队”，逐村、逐院、逐屋地搜寻八路军，只要发现我军住过谁家，谁家就受害。考虑到在敌占区潜伏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必须与上级取得联系，于是我们每天都通过电波来寻找组织。

终于有一天，电报发出不到两小时，接到首长回电，指示我们向较为安全的李白敖、南北堡海边转移。我把电文交给刘富，他看后提出一个与我分头行动的方案，让我先带部分同志和电台向海边转移，他带两名同志仍在较为熟悉的敌占区活动。

那年，我还未满十八岁，第一次独自带队行动，深感责任重大，但也明白这是锻炼我、考验我的时刻。我带领摇电班的4位同志和1名机要通信员共6人，连夜从毫子庄出发，向李白敖方向前进。刚走了不到10公里，在一个村庄附近的路口与敌人遭遇。我们边打边撤，敌人因黑夜摸不清情况，未敢追击，我们也没敢贸然前行，而是返回原驻地。经过对转移路线的敌情侦察，我们又找了个向导带路，绕过敌占村，急行军数十里，安全到达了目的地。

起初，沿海地区确实无敌情，很安全，但几天后，敌人的步骑兵又沿海岸进行“扫荡”。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不能暴露目标，只好秘密地将电台掩埋起来。敌人来了，我们就在渔民的掩护下乘船在海上活动，敌人派舰艇在海上搜查，我们就上岸与敌人周旋。不久，我们通过渔民的帮助，在南北堡找到了十七专员公署的张振宇专员，我们和他带领的小分队会合了，此时我终于松了口气。

我们得到了有一艘日伪渔轮在海上打鱼的情报，便派出十几个人悄悄藏在渔船里，出海后逐渐靠近日伪船，并令其停下，敌人感到不对劲想跑，战士们立即开火，当场击毙1人，击伤1人，并缴获了轮船。

六、胜利归队

敌人的“大扫荡”在冀东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被彻底粉碎，他们撤走兵力后，我一面组织人员挖出电台，一面派出两人去寻找刘富，没过几天，刘富回来了，大家非常兴奋，终于一个不少地全回来了。与此同时，电台也和军分区联系上了，军分区首长非常高兴，令我们立即归队。5月上旬，张专员带领我们回到了军分区司令部，张鹤鸣副司令员亲自会见大家，他告诉我们：电台失去联系后，军分区非常关心我们的安危，四次派人到敌占区寻找，很多同志都以为我们牺牲了，张副司令员代表军分区对我们坚持反“扫荡”，特别是失去领导后，能伺机打击敌人，单独在敌后与敌人周旋，既保住了电台和密码的安全，人员也无一伤亡，给予了高度赞扬，大家深受鼓舞。

不久，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了。

（作者石秀生，胡家坨镇木瓜口一村人，沈阳军区守备十师原副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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