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曾将历史分为两种：即客观存在的历史和人解释的历史。或许李大钊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在他的家乡河北乐亭出来一位史学家，专以找寻客观存在的历史为己任，他就是王桧林。 

王桧林，现代史学的开拓者

王桧林自1952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几十年来，他带过的博士生、硕士生，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因为是中国现代史研究方面的学者，王桧林的头衔当然不少：中国现代史名誉会长、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特别委员等。他说：“我只是是一位历史教师。”

王桧林在教学之余，笔耕不辍。1983年，他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厚厚的两册，写出了我国1919年至1949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的沧桑演变。由于书中史料翔实，脉络清晰，出版后在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被国家教委定为高校历史类专业教材，获优秀教材二等奖。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国内基本是一片空白，王桧林是国内较早对这一领域进行开拓研究的学者，早在1984年他就与有关同志共同主编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1919——1949）一书，对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作了一次条缕。1990年，又与他人编写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一书，进一步完善了这门学科的内容体系。1994年，他又主编并编写了《中国现代史研究入门》，该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现代史的现状，是我国目前史学界重要的典籍文献，因而也成为高校文科必读的文献。后来，他还主编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传记丛书》《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 等著作。爱逛书店的朋友，经常会发现书店里的书架上排列着《陈独秀传》《张东荪传》《李大钊传》《邹韬奋传》等传记丛书，书脊上都印着“王桧林主编”，这些都是王桧林主编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传记丛书》的一部分。这部丛书的编写是一项巨大工程，它们是依据大量史料写成的，对新民主主义义理论研究目前也是刚刚起步，王桧林又起了领头作用。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研究》中，他论述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指出了方向。

王桧林的学术也很多。从《教学和研究中看中国学科科学体系的建立》，颇有新意地论述了如何构建中国现代史学学科体系，受到史学界的赞誉。《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抗日战争》等论文相继发表后，在国内外学术界界引起反响，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真实面貌，促进了抗日战争史研究水平的提高。王桧林还撰写了《党史研究的四个层次》《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演变》《关于当前中国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的论文。

勇于开拓，勤于笔耕的王桧林，完全将自己的生命升华到一个境界，一种为史学“卖身”的境界。

王桧林是位功底深厚、见识独特的治史者。他视野宽广，思维深刻，对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颇有综合性研究和创见。中国现代史是一部纷繁复杂地历史，而他却能用简单的几句话去概括。比如：他把中国现代史上发展的政治力量的消长特征概括为“二分变三分，三分归一统”；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程概括为“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把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总格局概括为“一个战争，二个战场，三种政权”。整个中国框架就这样被王桧林搭起来了。这种驾轻就熟的技术，需得深厚的功底作铺垫。看似简单的几句话，内涵却极其丰富，且听王桧林教授细细道来。

“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清统治者是革命对象，是反动派，孙中山是革命派。当时没有介乎两者之间的政治主张呢？肯定有，但是在辛亥革命直到五四运动前夕，可以说中国政坛上没有明确的中间集团的路线，这就是‘二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人民力量发展很快，1922年就出现多次大罢工，很快形成了强有力的革命集团。”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成为反革命集团，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成中间集团，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和广大农民成为革命派，这明显地出现了三个政治集团，这就是‘二分变三分’。”

“解放战争，蒋介石反动集团被推翻。对中间集团，我们党采取政治批判团结教育方式，让他们走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阵营里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了，这就是‘三分归一统’。”

听完王桧林的一番话，我们就对王老师的“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好理解了。“三条路线”即共产党路线、国民党路线和中间路线，而“两种斗争”呢？王老师说，即对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武装斗争方式，对资产阶级中间路线采取人民内部思想斗争的方式。

抗战时期的“一个战争、二个战场、三种政权”呢？王老师说，“一个战争”当然指的是抗日战争，两个战场指的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抗日战场，“三个政权”指的是日本傀儡政权、国统区政权和解放区政权。

王老师是位思维深刻、秉性中直的史学家。他多次提出：狭隘的实用主义和“左”倾思想还在对当今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发生着影响。他说，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受教条主义和左倾束缚已被解除，但仍然还在无形中影响着治史者。他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关于遵义会议的提法。有人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老师认为，使用“确立”一词不妥。他说，按党的制度，党的领袖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怎么能用“确立”呢？二是关于上海大资本家虞洽卿。此人年轻时当过买办，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上说：“虞洽卿领导的上海总商会阻碍、破坏了五卅运动。而实际上呢，上海工人罢工一个多月，那么长时间，工人不上工，工厂关门，特别是英日工厂关闭了，工人吃什么呢？靠的救济从哪里来？实际上是总商会募捐的，这个可从档案文献是找到依据。”

我国史学界有人曾经把史学研究狭隘地理解为只为政治服务，为现实需要服务。当然历史研究离不开政治，不能够也没法脱离社会，而史学家必须有政治头脑，但是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命运，还要史学家具备一个博大胸怀，具备公正思想，尽可能真实再现历史，供现实借鉴，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

关于档案学术研究

王桧林教授在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视档案的作用。他说，史学家的使命就是严肃地、如实地还原历史本来面貌，必须重视我国千年保存、挖掘出来档案资源。

1999年9月，他欣然参加了由北京市档案馆等单位主办的“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档案，对史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是别的文献如报刊、回忆、口述材料等不可代替的。”王桧林说道。

“档案可以为史学研究提供补证。我国有好的历史传统：反对曲笔，也有不好的传统，为亲者讳，为尊者讳，这其实是在有意无意歪曲历史，特别是有很多回忆录、传记，内容不乐观，今人给父辈或祖辈出文集，其父辈当时可能有些主张与我们党的主张不吻合，这部分内容，在出文集时，就有意识地给删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史料就显得很重要，它就起到还原历史、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作用。”

“档案是史学研究的根据之一。不管国内和国外，档案的开放和公布都能促进史学研究的一次向前迈进。如前几年，俄罗斯公布了共产国际档案，其中有很多是中共中央的档案文献，甚至比我们国内的还全，我们有很多史学工作者就赶赴俄罗斯查阅档案，结果大大促进了中共党史的研究。我国台湾省也开放了大溪档案。大溪档案的开放对史学研究的发展又是一次促进。”

“但是，档案并非没有它的局限性，它比较零碎，不能全面综合地展现某一事件的前前后后和来龙去脉，比如会议通知、会议纪要显现的只是有关会议的设想安排、记录的是个人发言，无法具体表现会议所议事件的整体。所以，维护和保存历史的真实面貌是史学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的共同任务。”

王桧林（1925年——2009年9月），河北省乐亭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日本国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特别会员。王桧林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抗日战争史的教学和研究，是公认的业界权威，中国现代史学科体系的奠基人。

（文章来源：《北京档案》199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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