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乐亭》第56辑刊载的井伯庸校长写的《一包粮票》的故事，介绍了老教师井卫中在粮食紧缺、生活困窘又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意外得到千余斤粮票不为所动。在那年代，唯有粮票都能买到粮食，而粮票就是生命。千余斤粮票那可不是小数儿，它能养活全家几口人一年不致挨饿。而他却舍小我爱大我，毅然决然将粮票送还了国家供销社。其行为和道德品质是何等高尚啊！

说起粮票，年经人没经历过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了解当时粮票的价值有多大，而老年人都有切身体会，深知粮票的重要性，其价值远高于黄金、钻石。那时，物资极度匮乏，任何货物都凭“票”供应，买糖要糖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自行车、缝纫机等紧俏商品都要凭票购买。尤其是粮食，国家实行统购统销，不允许个人私自交易，一律凭粮票到国家指定粮食部门才能买到。而个人口粮各行各业都有指标定量：干部每月成品粮26斤，普通工作人员34斤，工人按工种从36斤至45斤不等。农村人均毛粮八两七钱五（简称八七五）。那时赶集上店儿、出外办事，首先要想着带粮票，不然到饭店不卖给饭食，会挨饿。而且尽量少走亲访友，不给人家在吃饭上找麻烦。为解决粮食困难，从国家领导人到广大民众勠力同心，艰苦度日，直到形势日趋好转。

在此，我也借机说说本人经历过的与粮票相关的真实故事。我自1960年参加电力工作，亲历过三件事至今难以忘怀。

1961年9月中旬，领导派我们8个人去城东公官营村架设低压线路（室内布线已完成），要求月底完工送电，向国庆献礼。我们当天上午到达该村后，马上对全村各条街道堪察了一遍，掌握了线路走向，下午便开始测量。总共需架设电杆61基，打拉线14条。第二天上午8点，村里派来7个民工挖电杆和拉线坑。我们一看这些人就呕了，全是挂髯的五六十岁小老头儿，而且个个面黄饥瘦，没精打采。我们把杆坑规格要求讲完后，给他们分了工，马上到现场动工开挖。当傍午时分我们去检查杆坑进度和质量时，全傻眼了：他们都矗着在给锹镐“号脉”，连一个完整的坑也没挖出来。若按正常进度，一个工日最少应挖3个坑，他们这不是拖沓磨洋工吗？这些人见我们表情不满意，都不好意思地说：“我们知道，你们为我村施工架线是好事，应当快干、干好才对，可怎奈家中缺粮。为节食我们早饭都没吃饱，饿得没劲，实在挖不动啊！”

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些人说的是实在话，但挖坑问题迫在眉睫，又该如何解决呢？按要求75个坑最多4天就能完成，可照此进度，莫说国庆节完工，恐怕阴历年也够呛！因此必须对症下药想办法解决实际问题。于是和村干部商量，我们每人先拿10斤粮票两元钱，去粮站买回80斤苞米面或薯干面，掺菜做窝头，上午下午他们每人各分两个。这样或许能按期完工。村干部一听很高兴，当天下午就派人把粮食买回来了。第二天上工时，这些人窝头一到手，乐得如获至宝，狼吞虎咽，三口两口就报销了。吃完后又喝了一碗热水，立马都来了精神，扛起锹镐就出发。临走时，村干部告诉他们：“下午还有两个窝头，大伙多卖卖力气，坑挖完还要立杆架线，争取国庆节完工送电！”他们一听喜笑颜开，表示一定竭力完成任务。下午收工时再去检查杆坑，人均挖了3个半，而且规格质量完全合格。以后立杆、架线在他们大力配合下，国庆节前三天就全部全部竣工送电了。

1962年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生活极度困难时期，一天上午，我去城关六街收电费。当走到居民李光复家时，前门虚掩，我招呼人都没人答应，只听见屋内有微弱的呻吟声。我推开角门一看，杂乱的炕上躺着一个十多岁脏兮兮的小男孩。我问他叫什么名字，大人们上哪去了？咋没去上学？小孩有气无力地告诉我，他叫李锁儿，母亲早逝，父亲扫大街，因家里没粮食，爷俩两顿没吃饭了，他饿得难受，故而没去上学。

见此情景，我心里一阵难过。大人不吃饭还能挺两天，可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吃饭哪行啊。我测隐之心油然而生，当即把口腩肚攒准备给奶奶买点心用的7斤粮票和1元钱交给了李锁儿，并嘱咐他，爸爸回来后赶紧去粮站买点粮食。下月我又去李光复家收电费时，他对我点头哈腰，毕恭毕敬。说我宁肯自己挨饿，把节省的7斤粮票给了他们爷俩。还说用那7斤粮票从粮站买回14斤变质少收一半粮票的苞米面，每天多掺点菜做汤喝，为渡难关起了大作用，你真是位好心人哪！我说我年经，体格好，饿两顿不碍事，互帮互助，为国分忧，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过不去的沟沟坎坎。李光复听了频频点头。

后来国家形势好转，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李锁儿成年后应征入伍，在海军某部当了排长。从此，他们爷俩为感激我当年对他们爷俩的周济，每次探家时总要带礼物看望我。并说，他能有今天，那7斤粮票功不可没呀！

电力所（电力局前身）有位年经的干部叫王庆云，滦南县扒齿港人。他原任新寨税务所会计，后因夫妻感情破裂离婚受到刺激，患了轻微神经病，一时糊涂，一时明白。他1962年秋调电力所工作，负责院里院外环境卫生，收发报刊信件。因他是干部身份，口粮指标26斤。王庆云对工作认真负责，尽心竭力，从不懈怠。天天早起打扫院落，拔草、清理砖头瓦块，把垃圾扔到远处大坑里。一天到晚不识闲儿。由于劳动强度大，每天不足一斤粮食哪能够吃？无奈他只好勒紧裤带，多喝点水，凑合凑合就算了，同事们见状便轮着周济他三四斤粮票，管理员再从粮站给他领几斤参加劳动补贴粮票，这样，多少给王庆云解决了些许困难。

王庆云为人耿介，待人诚恳，可他有两个不争气的弟弟，二弟王庆风，三弟王庆雨。他们东游西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都二十七八岁的人了还是光棍两条。他俩见哥哥在乐亭工作有吃有喝，便到电力所找他，在食堂蹭饭吃。起初王庆云念及手足之情热情招待，谁知这俩货吃惯了嘴儿，跑惯了腿儿，轻车熟路，隔三差五就往电力所食堂溜达。这可苦了王庆云，软驴子拉不出硬屎来，他那点饭票哪受得了哇，便规诫哥俩好好在家劳动，大老远的没事别老往乐亭跑。可这俩玩意儿没皮赖脸，粘粘胶一般贴上了他，仍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王庆云有时气得神经病发作，一反常态，说话胡言乱语，两眼呆滞无神。

1963年仲夏的一天傍午，王庆风又蹑上来了。王庆云一着急神经病立马发作，抄起话筒就给城关派出所打电话，说他宿舍来了个“抢劫犯”，赶快来人把他抓走。过了一会儿，派出所俩民警赶到，可进屋一看就愣了，王庆云正和一年轻人吃饭，还边吃边聊，挺亲热。

“抢劫犯在哪儿？”民警问道。“就在这儿。”王庆云一指王庆风。

“为什么还让抢劫犯吃饭？”民警匪夷所思，接着问道：“他走七八十里路，难道不饿吗？”王庆云倒反问民警。“他到底是什么人？抢你什么了？”民警觉得事情蹊跷，严肃地寻根问底。“他抢我粮票、饭票，属抢劫犯。我俩是手足关系，他是我二弟。”王庆云回答得还挺合乎逻辑。不过此时因受刺激嘴唇开始哆嗦，眼睛发直，表情异样了。

民警见王庆云神经可能有毛病，便找所领导了解情况。所领导说，他神经不正常，糊涂时疯疯颠颠，明白时好人一样，请对他多加原谅。

俩民警大晌午晒得四脖子汗流，饿得肚子呱呱直叫，还让疯子耍了一番，真是垂头丧气，哭笑不得。

同年秋后，王庆云还出了一件险事，差点呜呼哀哉。那是一天中午，他因粮票不够只吃了一个窝头，喝了一碗菜汤，下午又因拔草扔垃圾活儿劳累，饿得爪扒挠心，便到食品店买来1斤多松籽儿。为了禁饿，他索性连皮一起全吃掉了。吃完后渴得难受，又喝了一暖壶热水。这下好，松籽儿连皮吃确实禁饿，到迟暮时分还饱饱的，晚饭也不用吃了。前半夜睡觉倒挺安稳，可后半夜麻烦就找上来了：松籽儿被热水一泡开始发作胀肚，把王庆云撑得几次去大便，他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可松籽儿屎牢牢地堵住肛门，就是不肯露头儿，把他憋得脸红脖子粗，唉呀呼叫。可以想象，松籽儿皮硬得铁屑一般，驴马吃了都不易消化，何况是人？天亮后，请来王庄上一位大夫一看，说是因松籽儿带皮吃致使大便严重干燥，吃药打针也无济于事，短时间内排泄不出，最好的办法是快把松籽儿抠出来，一旦迟误就会发生危险。同事们听罢，赶紧让王庆云趴在床上，几个人轮番上阵，用筷子从肛门里往外剜。可松籽儿把肛门堵得堡垒一般严实，筷子插不进去，只能一点一点地从浮头往外拨拉。时间一长，王庆云脖子越来越胀，疼得大汗淋漓。为使他尽快减少痛苦，人们干脆卷袖子，直接用手指往外抠。这样就快当了，没用半个钟头就把松籽儿全抠干净了，这下王庆云可就舒服了。他穿好衣服，满脸堆笑地说：“多蒙众位鼎力相帮救我。这回我可是受教育了，以后多饿也不敢连皮吃松籽了。”从此电力所就流传一则歇后语：“王庆云吃松籽儿——受教育很深”。

物转星移，随着时代变迁，人民生活水平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特别是近年来，餐桌上大米白面，鸡鸭鱼肉替代了昔日的白薯面窝头、苞米面汤。至此，粮票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进了博物馆。但我们切不可忘记三年自然灾害的困苦生活，不可忘记友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可忘记古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作者宁舍，乐亭县电力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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