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庄“线簸箕”的

串庄“线簸箕”的，给新簸箕上簸箕舌头、抓手，修旧簸箕、修笸箩，从事这一行业的叫“线簸箕”的。这些物品都是农家必备之物，然而因为它体积不规则，有的因为体积大携带不方便，很少有人带到集市上去修，因而也就没有固定的店铺专事此业务。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走村串庄从事这种行业的人。从事这种行业招揽顾客的是一种响器，这种响器叫“唤头”，它用若干个铁板组成，铁板厚约3毫米、长约3寸、宽约2寸，这样的铁板有十来块，在十来块铁板的两侧都有透孔，上下顺着错开重叠，用皮条穿两侧的透孔固定，各个铁板都能活动，“线簸箕”的拎在手中前后抖动，这一大串铁板就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人们一听这个响声，就到知道是“线簸箕”的来了。新开口朱慎行在年青时曾从事过这一行业。虽然簸箕家家还有，但是干这一行的却很少了。

 

串庄“张罗子”的

串庄“张罗子”的，加工罗面的新罗子、修旧罗子、给破旧罗子换罗圈、换罗底等叫“张罗子”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我地没有机械粮食加工设备，一切粮食加工全凭碾子和磨，但无论碾子轧面或用磨磨面，都得用罗子罗面。那时罗子和簸箕一样，是家家必备之物，它也和簸箕一样不便携带到集市上去修，可是罗子用坏了是定要修的，而且缺的还要买，这就产生了不定期走村串庄张罗子的。张罗子的匠人大都还兼营加工、修理“半升子”（量粮食的一种木制量器）业务。这些都已离我们远去。

 

串庄的货郎

串庄的货郎，是卖针头线脑、腿带子、扎头绳之类小商品的人。货郎走村串庄行销时使用一种响器，这种响器我地叫“铃子儿”。这种“铃子儿”用手摇起来清脆响亮，悦耳动听。在乐亭大鼓《双锁山》中有一句赞美双锁山女寨主刘金定在走路时带动身上所佩戴的饰物因互相碰撞发出的声响而形容：“……画眉叫，打茶盅，小孩叫娘头一声，还有那货郎的‘铃子儿’声，也没有刘大姑娘走起路来那么好听……”指的就是这种响器。“铃子儿”这种响器实际是由上下两种不同的响器组成，下部是比饭碗口大不了多少的一面小鼓，上部是饭碗口大小的一面小铜锣，这面小铜锣由筷子粗的一根铁条经弯曲先固定在鼓上，再悬空把小铜锣固定，在鼓槌的下方中心部位安有五六寸长、擀面杖粗细的一个木把，铁条按小铜锣的弧度留有一定空隙、把小铜锣用细铁丝悬空固定，然后在鼓的两边和小铜锣的两边各拴两个重物，在用手摇时这几个重物就在鼓上和小铜锣上击打发出响声。手摇时因是一体，同时既有鼓声又有锣声，人们一听到这“铃子儿”就知道是货郎来了。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化装进城侦察敌情时手中摇的就是这种“铃子儿”。

 

串庄理发的

串庄理发的，走村串庄的流动理发匠。理发，是人们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事，如今走在乡镇、县城大街上，各种发屋、发室、各类发艺等等比比皆是，烫发、焗油、染发等也是应有尽有。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莫说没钱，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如此多的服务和享受。那时只有走村串庄的理发匠（当时叫剃头的），不定期来到村中理发。那时的理发匠走村串庄时挑一副担子，挑子的一头是一个在一侧有好几个小抽屉、有四根木腿，上面横一块长二尺宽不过三寸的木板组合固定体，小抽屉中盛理发工具和备燃的木炭及一些零碎杂物，上面那不过三寸宽的木板就是理发者的座位；挑子的另一头是一个篮球般粗细的木制罗圈，木罗圈一侧竖着固定两根镰刀把粗细的木棍，两根木棍间距半尺左右，在离地面四尺高左右处上横一根同样粗细的木棍并固定，这根横木棍用以搭手巾。一个宽檐鼓底的铜盆倒入水、坐入木罗圈的上部，铜盆底部的鼓出部像半个篮球大小，这个半圆球状盆底的下边放一个铁盒，铁盒内盛装燃烧的炭火，终日烘烤着盆底，使盆内的水终日不凉，无论冬夏总保持温水状态，木炭烧没了再添加新木炭。木罗圈的中下部内壁有隔热设备，不必担心木罗圈被烤坏或烤着。有一句歇后语叫：“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就是指这样的挑子。理发匠在串庄时使用一种响器，这种响器也叫“唤头”，俗名“嗡子”。此物件是用富有弹性的钢制作而成，而且制作的相当规范工整，绝不是铁匠炉所能做的，在电视中看到过老北京的理发匠就使用这种响器。

此物件长一尺左右，它是由一整条宽约一寸、长约二尺多的钢板，在钢板中间弯成一个间距一寸左右的窄条状“U”字形，“U”字形的底部外侧焊接一个三寸长大拇指粗细的一个把柄，这个窄条“U”形钢板除了底部相连是一体外就变成了两条平行的钢板，并形成了一个长条形中心中空的通道，在两条平行的钢板顶端一寸处各自都打磨成“A”字形，这样两条平行钢板顶端中心部位都是尖的，再把顶端尖的钢板都向中空的通道方向弯曲，弯曲到两个尖似碰又碰不到正好，这时用手握住把柄，另一只手拿一根铁钉似的金属物从中空通道插入，从两个似碰又不碰的两个钢尖处挑出，因为铁钉等金属物的扩张，两个钢板尖短暂张开，由于钢板的反弹作用，两个钢板尖又弹回来并相碰，这样反反复复快速相碰相撞就发出连续“吱嗡……”的声音，且持续很长时间。当时我姥家庄（张美崖村）刘守巨是个理发匠，他在走村串庄理发时挑的就是上述相同的挑子，响器也是使用上述相同的响器，我在理发时出于好奇也曾拿在手中看过摆弄过也试着弄响过。而他这套设备还是手艺相当不错的木匠做的，尤其是那个既是工具箱又是板凳的组合体，因为这个组合体上有一根木腿，这个“四腿八奓（zha）”的工艺，没相当的几何基础是做不出来的。

 

串庄“卖耍货”的

耍物，就是儿童玩具。因为以前没流行玩具这个名词，所有一切儿童玩具因都是供儿童玩耍的，尤其是上世纪中期以前，都把这种玩具叫耍物，所以就把卖耍物的叫“卖耍货的”。这里我有必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我多次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或60年代中期以前，而很少提到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呢？这是因为自1965年搞“四清”运动，1966年“四清”运动刚刚结束，在当年5月份又紧接着搞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又衍生出如“斗、批、改”“农业学大寨”“批林批孔”等等众多运动，这些政治运动的中心就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以上所述各种行当均被视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当时各行当和个体经营的一切行业都被划为“禁区”，政策不允许，个人更不敢涉足。1976年“文化大革命”虽然宣告结束，但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政治运动的“余威”尚在，数年内没人敢轻举妄动，这也包括制定政策的“顶层”，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政策才有了松动，“禁区”才逐渐被“解禁”，才慢慢有了个体经营者。我们洋角村在五六年前还来过卖儿童玩具的，他是三家子村张家庄的（韩永贵亲家），现在不来了，人们还习惯称他是“卖耍货的”。卖儿童玩具的使用一种响器，这种响器就是一面小铜锣，过去和现在一样没有变。过去所卖的玩具不过是些泥人、泥公鸡、泥小老虎、泥笛之类的，如今走进儿童玩具店或在超市内儿童玩具部，各种儿童玩具应有尽有，手动的、电动的、遥控的、发光的、发响的、会蹦的、会飞的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可是在玩具问题上还使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事情是这样的，在2011年国庆节期间县城有跑秧歌等文艺演出，我的目的是看热闹，顺便用摄像机拍摄下来。但不是总看演出，闲时我就溜达。我们居住的小区西边一路之隔是青春广场，青春广场的北端隔路是李大钊纪念馆。参观李大钊纪念馆是免费的，仅凭身份证，这样我就怀揣身份证隔三岔五去李大钊纪念馆，因为纪念馆院子内的设备、环境都大大优于青春广场，尤其是“碑林”处，有各种人士颂扬李大钊的碑刻，再就是院中西南处有一架中国空军赠给纪念馆的退役飞机在此陈列，我每次去都要在此看看。我在纪念馆游客服务处看到工艺纪念品中有一种“小鸡啄米”的玩具出售，玩具是用五合板做成，饭碗口大的一个圆盘，圆盘上有五个固定的鸡身子，在每个鸡身子上各有一个能上下活动的鸡头，在圆盘的边上有一个手柄，在圆盘的下边有五根尼龙线集中在一起拴一个乒乓球大的木球，尼龙线上边每根线拴一个能上下活动的鸡脖子上，用手握住圆盘边上的手柄，只要任意左右晃动，由于尼龙线的时松时紧，圆盘上的鸡头好像不停地啄米一样。我在儿时也玩过这种玩具，不过那时是纸壳子的，做工也粗糙，远不如服务处卖的，我一看不错就花了十元钱买了两个，一个准备给韩振业，另一个准备给韩丽娜的二小子李兆阳。可是到国庆节我拿出来给他们时，却个个都不屑一顾。到11月15日供暖我又去县城居住时，这两个“小鸡啄米”还静静地放在角落里，我这不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吗？这时我才想起来，他们人虽然不大，可是他们已经是21世纪的人了，接触玩具的实在是太多了，这就难怪他们对这种古老的玩具不屑一顾了。

 

串庄的“大鼓子”

“大鼓子”，染坊的业务员，我地也叫接布的。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大部分农家都自织土布自用。这种土布织出来都是白色的，而且极少有自买颜料自染的，一是费时，再就是自己买颜料在染布时颜料放多放少不好掌握，所以一般交到染坊去染（我地习惯叫染缸坊）。那时有染坊中专事串庄收没染的白布和送已经染好的布跑这种业务的业务员，通常只是染蓝、黑两种颜色。这种业务员在走村串庄时也使用一种响器，这个响器是用说“乐亭大鼓”用的鼓，在鼓槌上安一个一尺来长的、擀面杖粗细的木把，分别在木把两侧鼓槌的中心部位固定两根长度适宜的细绳，在细绳的顶端各拴一个重量适当的重物固定，握住木把左右摇动，就发出不是很大但也不小的鼓声，听到这种鼓声，就知道“接布的”来了。因为这种鼓较大，所以习惯称这种业务员叫“大鼓子”。后来走村串庄卖凉粉儿的、卖黑粉的也使用这种响器。

（作者韩维田，王滩镇洋角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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