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胡家坨木瓜口西张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当时所有贫苦百姓一样，我们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艰辛，我在家里排行老六，上面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的父亲石玺是个佃户，忠厚老实，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母亲在我12岁那年得病，高烧不退，因家里拿不出钱来看大夫，最终病故。乐亭的土地虽然肥美富饶，但是在那受剥削、受压迫的旧社会，依然无法给予自己子孙们一片安居乐土。

　　我大哥石秀发常年在地主家当长工，每到年终岁尾，得到的一点工钱还没在手里攥热乎，便被地主硬拉去赌钱，结果输个精光，一年的辛苦钱就此“打了水漂”。家里只能靠二哥和四哥在地主家干活，得到些许收入来维持生计。我在家中年纪最小，受到哥哥姐姐们的疼爱，为了能让家里有一个识字的人，全家人省出血汗钱供我读书，二哥拿他本就微薄的工钱为我交学费，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

　　我虽然上了学，但一到农忙时节就要回到家里帮忙。春天，要去地里耕地、施肥、拔草，帮地主家放牛，天刚亮便要出门，晚上太阳落山才能回家；到了秋天，又要帮家里收割庄稼、剪谷穗、剥苞米粒……一年里差不多半年都在旷课，因此，无论我怎么努力，学习成绩一直上不去，尤其是数学，因为跟不上老师的授课进程，考试经常不及格，只好留级了两年，就这样断斯续续坚持念到了小学6年级毕业。然而，也正是在这几年的读书生涯中，我接触到了一些书本之外的新思想，认识了不少优秀的老师与同学，可以说，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阶段。

　　我的老家乐亭县胡家坨镇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在大钊精神的感召下，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为了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家所在的木瓜口村，具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底蕴，丰厚的红色资源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5年6月，这里就建立了中共木瓜口村党支部，成为乐亭县最早建立的三个党支部之一。冀东抗战重要领导人李运昌也是木瓜口村人。

　　我们木瓜口小学前身创立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在革命战争年代，这里成为乐亭红色革命摇篮。七七事变后，中共乐亭县委派县委宣传部部长葛成斋到木瓜口小学加强领导，在地下党支部书记李晓光领导下，又发展了校董田自修、教员张雪村入党，使这所学校实际上成了乐亭县委的地下机关之一。他们利用关系和附近各小学建立了联系，以学校为阵地，积极进行抗日发动工作。

　　那时，我也懵懂地察觉到，我们的李瑞文老师和贺老师以及校长曹兴华可能是中共地下党，他们对我们这些贫苦出身的学生很关心，经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揭露日军暴行，还经常教我们唱《渔光曲》《卖报歌》《送别》等进步歌曲，曹兴华校长还在夜间秘密教我们这些大一点的学生唱《国际歌》。因走漏了风声，日伪军经常来学校抓捕这些老师，有时他们召集会议，研究开展宣传发动抗日工作，为了防范敌人，便安排我们高年级的学生在学校外围站岗放哨，从日伪军据点附近开始，隔段距离安插一人，一旦发现敌人出动，我们就立刻挥动手中的帽子或手绢，一个接一个地传递讯息，发出信号。老师们接到报警，迅速转移隐蔽，等日伪军赶到学校，我们的老师早已不见了踪影。

　　1938年，我11岁，也就是我在胡家坨木瓜口小学学习的这段时间，家乡发生了一件大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八路军第四纵队配合下，冀东人民发动了抗日武装大暴动。短短两个多月，东起山海关，西至潮白河，北至雾灵山，南到渤海边，到处飘扬着抗日的旗帜，各阶级、各阶层同胞同仇敌忾，20多万人涌入暴动洪流，组成10万多人的抗日武装，其中就包括我的大哥石秀发、三哥石秀坤（1946年入党，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民兵连长，在当地很有威望）和四哥石秀蓝。

　　大暴动那年，我虽然还小，但我清楚地记得，有许多暴动的队伍陆陆续续经过我们村子，他们所到之处，宣传抗日主张，摧毁敌伪政权，把地主的财产、粮食、衣物分给穷苦百姓，群众欢欣鼓舞，纷纷加入队伍，多年来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家乡在这一刻焕发革命生机。这件事给年少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始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是一支替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是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百姓的。这在我幼小的心灵埋下了革命的火种，渴望有朝一日能加入这支队伍。

　　冀东大暴动虽然最后受到严重损失，但为冀热辽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永远光辉的篇章。

　　1943年5月，日本鬼子在冀东搞“治安强化运动”。敌人多次围庄，到处抓捕青壮年当壮丁，甚至连10多岁的小学生也不放过。家乡动荡不安，斗争日趋激烈，到处充斥着紧张恐怖气氛。

　　在这种情况下，我小学毕业了，因家境贫寒，不可能再继续求学，16岁的我早有了自己的志向，决定投奔八路军。在老师们的影响教育下，我认识到，只有投奔八路军，打败日本鬼子，老百姓才有活路。当时学校地下党组织为躲避鬼子的抓捕也转移了地点，老师们也陆续撤离了学校，为此我四处寻找打探，却一直找不到参加八路军的门路。

　　就在我焦急万分，走投无路时，同学李锡良突然找到我，询问我毕业后的打算，我便把想投奔八路军无门的苦恼向他倾诉，没想到我俩一拍即合，他也有这个愿望。原来，他毕业后便去了东北，在其父亲开的书店里工作，为了躲避伪“满洲国”抓壮丁，逃到滦县西青坨他干爸家。李锡良的干爸是位爱国人士，恰巧他能联系上地下党李晓光，就是我们木瓜口小学的李老师，他动员李锡良去参加八路军。李锡良也早有这个打算，但他想找个伴，决定先回家乡看看，于是便找到了我。

　　李锡良带来的消息令我激动万分，彻夜未眠。我们两人商议一番，决定再多动员几位同学一起参军。于是又联络了何帮玉、裴景文、张作生，他们也正苦于毕业后没有出路，守在家中又怕被日伪军抓壮丁，正不知如何是好，经我俩一说，大家就都同意去投奔八路军。我们商量好第二天鸡叫头遍，在村西头的大柳树下集合。那天天还没亮，我便偷偷包上简便的衣服，怀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瞒着家里人跑了出去。不一会儿，其他几位同学陆陆续续来到村西头大柳树下，发现只有张作生还没到，我们焦急万分，一直等到鸡叫三遍，还不见他身影，眼看天快放亮，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四人便在蒙蒙的晨雾中出发了。后家我们才知道，原来张作生在偷跑时被父亲发现，将他反锁在家中。

　　我们一行人走了大约六七十里路到达滦县，在李锡良的干爸家中休息了三天。李锡良的干爸便带着我们到了公案桥曹庄，找到区委书记，也就是我们学校的李晓光老师。李老师首先向我们询问了家乡的情况，并欢迎我们参加八路军，又向我们讲了八路军是给咱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并强调要遵守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打算送我们到延安抗大，但当时日伪军搞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企图歼灭冀东八路军，经常进行疯狂“扫荡”，到处建据点、修炮楼、设哨卡、挖壕沟并灌满了水，我们所处的环境非常危险，没有办法越过封锁线。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们便一直跟随在李老师的身边，从滦县城、汀流河到青坨，再到公案桥等地区秘密开展活动。李晓光同志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锄奸防特。他深入到劳苦群众中去培养和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在此基础上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政权。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抗日活动。在李晓光同志身边，我感受到了作为一名革命者所需要具备的勇气与智慧，也意识到了以后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更加坚定了我选择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

　　为防止敌人半夜围庄，我们白天躲藏在老百姓家，找机会穿过敌人封锁线，晚上便隐蔽在青纱帐。李晓光同志为掩护我们，冒着很大风险，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交代自己的两个警卫员要保护好我们，如发生紧急危险情况，必须保证我们安全转移。可以说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心里深深感激他在那种恶劣环境下对我们的保护与照顾。

　　一个多月后，李晓光同志找到龚田发抗日游击队，这是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队伍，不仅担负着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保护人民群众，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还要担负向主力部队输送兵员的任务。

　　当时各区又陆续送来了十几名学生，加上我们4人，20人左右，因我们都是学生，算是知识分子吧，原计划送往延安抗大，但正赶上鬼子“扫荡” “清剿”，我们又都手无寸铁，人多目标大，想突破敌人封锁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此时，抗日烽火燃遍冀东大地，很多有志青年都想奔赴全国抗日中心——延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毛主席亲自给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司令李运昌发来指示：不要来延安了，就在你们冀东开办一所军政学校。

　　我们跟随龚田发游击队与敌人又周旋了一个多月，在他们的掩护下，我们冲破封锁线，过了北宁路，到达丰润县上下水路抗日根据地。1943年8月初，我们终于来到了刚刚创建的冀东抗日军政学校，成为首批学员。自此，我从这里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

（作者石秀生，乐亭县胡家坨镇木瓜口一村人，沈阳军区守备十师原副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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