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幽城，坐落于乐亭城南10里处，朱庄儿、刘庄儿、王庄儿、李庄儿、张庄儿、赵庄儿、倪庄儿、邵庄儿、蔡庄儿等方圆十仨村，均以姓氏为村名，这些村名的由来，便是因为早年间这些姓氏的家族在此定居，年深日久，聚居而成村落。然这一片村落之中，却有一小村与众不同，它名唤崖（nie二声）坨（也写作乜坨）。当然，这名讳与村中姓氏毫无干系，与地理位置地形地势等亦无关联。刘氏与苏氏是这个村子里年代最久的家族，他们彼此通婚，所以论起来都是姻亲关系。

我家姓刘，是这村里的原住民，我的姑姑今年86岁，据她回忆，我的太爷爷去世早，太奶奶便带着唯一的儿子投奔了娘家，也就是独幽城的土著民苏家，所以我家虽姓刘，却与崖坨村的刘氏不是一路，倒是与苏氏关系甚密。

姑姑说，她小时候常听村里的老辈人讲，崖坨村的北面原有一座大型寺庙（现在踪迹全无，但似乎是经过证实了的，至今仍埋在地下，以前有人家盖猪圈，还曾拆了寺里的墙砖来用）。想当年这寺庙香火鼎盛，香客云集，是方圆百里最为繁盛的地方之一，崖坨村便是因这寺庙而兴起的，当年得名“爷坨”，只不过随着寺庙湮灭，这里便逐渐没落，直至罕为人知，连村名也被讹传为“崖坨”了。

100多年前，这个所谓的村庄从东到西也不过一排民房，低矮破落，统共二三十户人家。小村的东头有一片坑塘，老辈人称之为“东坑”，村西头也有一片坑塘，自然而然被称为“西坑”，这一排民房的中间，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路，通往村外的世界。

那时候穷，家家都穷，一家子挤在一铺炕上，有的人家连炕席都没有，棉被更是不够盖，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姑姑说，从她记事儿起，我爷爷就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儿，因为穷，没钱看大夫，所以也不知得了啥病，多年赖赖唧唧的，一直不见起色。我奶奶几乎一直都在怀孕、生产、哺乳，姑姑8岁的时候，前面已经有两个哥哥，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除了三弟，另外两个弟妹都身体羸弱，骨瘦如柴，病病歪歪，“活到哪天算哪天吧”，这是当时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话磕儿。

吃饭的人多赚钱的没有，所以那时候我奶奶家更穷，穷到没房子住，只好“串房檐”；穷到没饭吃，只好去讨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伪政府统治下的乐亭百姓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周围的村子里常常有日本兵和伪军骚扰，那些庄户人家更穷了，讨饭的人家越来越多。

1944年，我姑姑8岁，有一天，爷爷带着他们兄妹三人走了10多里路，赶到县城，想多讨些吃食，少饿一天肚子。姑姑年龄小，长时间的食不果腹，显得更加单薄瘦弱，但她生就一双乌溜溜的杏眼，眸色如墨，闪着机灵透着纯净，配着圆圆的脸蛋儿微微翘起的唇角，让人见了就不由心生怜爱，所以爷爷常让她去叫门。

那一天姑姑敲门时，院子里立刻传来疯狂的狗吠，姑姑心里一凉，大凡这样的户主都不好相与。然而想到饥肠辘辘的家人，姑姑只好硬着头皮熬下去。

门真的开了，伴着“找谁啊？”的询问。

“大婶，给点饭吃吧。”姑姑并没抬头看对方，而是小心翼翼的窥向院内，她怕那些狂叫的狗突然扑过来。好在，狗是拴着的，那是两条大狼狗，黑背灰毛，彪悍壮实，立起来比姑姑还高。它们眼里泛着凶光，叫嚣着冲向门口，将铁链子拽得哗啦啦作响。

“唉”，那女人叹一声，“进来吧。”

姑姑这才感激地望向她，她却已经转身往院里走了。姑姑迈开步子紧随其后，张惶地左顾右盼瞄着那两个瘟神。

屋子里住着的居然是一个日本女人，她问起姑姑的年龄，家里还有什么人，又问她可愿意留在这里帮工。姑姑立刻忐忑起来，轻轻摇头，不敢吱声，那女人听说她的父亲兄弟都在外面，便叫他们都进来。问我爷爷愿不愿意把闺女留下，在她家当丫头，爷爷自然求之不得，起码这里饿不死。但姑姑死活不乐意，“不！我不在这儿！”姑姑强烈抗议，满脸怒气。

爷爷回头狠狠瞪她一眼，“不在这儿，回去饿死？！”

“饿死也不在这儿！”姑姑赌气道。

看到姑姑的决绝，那女人也不强留，吩咐下人多给些粮食，便让他们一家离开了。

“你这死丫头，就是要饭的命，放着城里的清福不去享，干等着饿死吧！”爷爷在讨饭回来的路上，恶狠狠地咒骂着姑姑。姑姑不敢吱声，她知道，爷爷是不想看着她挨饿。她倔强地低着头，默默的跟在一家人后面。

好在我三伯支持姑姑，虽然他当时只有5岁。因为每次出来讨饭，三伯因为年龄小，总是跟不上大人的步伐，越落越远，有时爷爷心情好了，也会背着他，有时受了气，就骂他“累赘”，不许哥哥姐姐管他，“丢了更好，兴许还能有口饭吃。”但姑姑不舍得，她总是陪着弟弟远远地跟着，把弟弟带回家。

其实，姑姑宁死都不愿留在那个日本官儿家里，并不是因为那两条狗，在姑姑心里，比那疯狗更可怕的，是那些日本兵。

事实上，在这个偏远的沿海小县，真正的日本兵并不多，多的是些个伪军。但姑姑却见过真正的日本兵，许多年后想起来，她仍然不寒而栗。

1943年，日伪军经常在这一带逐村巡查。有一天，姑姑照例看着我三伯在当街玩儿，小村里年龄相仿的孩子特别多，家家都是大的看着小的，扎堆儿一块儿玩儿。女孩子们凑一起说话儿，小孩子们就追逐嬉戏。我三伯素来胆大活泼，那天，一群孩子正满当街追着跑着，突然村头来了几个巡查的伪军，为首的是一个日本兵。大约是被大兵肩上挎着的枪吸引，我三伯居然兴冲冲地跑过去，伸手去够那杆枪！

姑姑吓呆了，其它孩子也吓呆了，姑姑不敢喊，也不敢上前去拉他。

只见那个为首的日本兵蹲下来，双手放在三伯腋下，对着三伯说了些什么，但是三伯显然没听懂。猛然间，那日本兵站起来，顺势将三伯举过头顶！我姑姑吓得张大嘴，但却失了声。空气顿时凝固下来，远远近近的人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仿佛都被定格在那一瞬间！倒是那高高悬空的孩子对自己的险境浑然不觉，他一边拍着小手，一边咯咯地笑着，大喊“好！好！”大约那日本兵也被孩子的兴高采烈感染，竟也微笑起来，将他稳稳地放在地上，姑姑踉踉跄跄地抢上前，把三伯拉到路边。

后来姑姑一跟人说起这事儿，除了惊吓，就忍不住夸赞“幸亏我家老三胆子大，这要是哭闹起来，可不知道会出啥事儿。那时候我就觉着我家老三有出息。”所以那时候的姑姑，对日本人是有着本能的恐惧的。

过了不久，日本战败投降，都撤回去了。

可是独幽城，依然是贫瘠荒凉的样子！奶奶一家依然过着“串房檐”的日子，虽然不去讨饭了，但日子依旧艰难：爷爷的病更重了，好在她们都长大了些，他们在西坑边开些零散地，种点菜种点粮，姑姑和她的弟妹们都是劳力，每天起大早去村西头儿的塘里挑水浇地，去村东头儿的方口井里挑水做饭，伯伯们给地主家扛活，小的牵牛，大的护犁。

姑姑很多时候帮着我奶奶料理一家人的饮食：烧火做饭洗衣哄孩子，同时还要赚些生计。春天挖野菜：榆钱儿、槐花儿、嫩杨树叶儿、荠菜、酸婆婆丁、辣辣蒜、车前草、蒲公英……一篮子一篮子挎在臂弯，勒出一条条浅紫色的瘢痕；夏天秋天打零工：打高粱叶儿、拔杂草、割麦子、翻白薯秧、掰苞米、拾棉花、杖豆子……一整天一整天钻在地里，任汗水打湿她黑红的脸庞；冬天拾柴火：豆根儿，茬头儿、枯树枝、干草、落叶……一大捆一大捆扛在背上，几乎淹没了她小小的身躯。吃饱饭是不敢想的，不饿死已是万幸。

忽然就有那么一天，共产党来啦！解放军来啦！新中国成立啦！地主老财被打倒啦！穷人分了地啦！

独幽城的天，变啦！

奶奶一家分到一间半房子，还有一些箱子柜子，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一切好像一场梦，我们小时候，姑姑常说，“到啥时候不能忘了毛主席，不能忘了共产党，是他们救了咱家的命啊！”所以至今姑姑的家里，还珍藏着毛主席的半身白瓷塑像，还有周恩来总理年轻时在黄埔军校的照片，他们是老百姓心里的神，让他们安居乐业的神！

合作社后，一家人每日到生产队里上工挣工分，吃大锅儿饭，姑姑的心里终于踏实了：有饭吃、有房住，她真的不用再讨饭了。

后来姑姑出嫁了，儿女众多，日子依旧不宽裕，但她十分惦记亲人。每逢三月十三，四月十八，六月二十四这些老祖宗传下来节日，她都会挎了篮子，装上自己做的饽饽馒头，鞋袜衣衫，踏着一路尘土走回娘家去，看看她的亲人，看看她的独幽城。

改革开放以后，日子越来越红火，独幽城崖坨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5年春天，我父亲大病初愈，张罗着过三月十三，姑姑执意要回家看看，儿子们孝顺，用三轮车载了她回来，姑姑踱着小碎步儿，从前门儿到后门儿，又绕着小村走一圈儿。那一年的独幽城已经扩成三趟街了，新增的两趟街都是青砖房，街基不断拉长，东坑西坑已被填埋，几乎没了踪迹。大多数新房的外墙上还罩一层洋灰，干净漂亮又结实。街上缕缕行行的人群，有追逐嬉闹的孩子，有拎酒买肉的亲戚，有张罗节礼的邻人。街中间的小路边，卖麻花、炸糕、零食、小玩具的商贩们争相叫卖，忙忙活活；家家户户炖肉炒菜，香气飘飘；邻里见面，嘘寒问暖，喜气盈盈。

我一路陪着她，村里人见到姑姑，“大姐”“大姑”“大姑奶奶”地叫着，亲热得很。姑姑一路笑着，应着，打从心眼儿里高兴，姑姑说，这一幅热闹繁华的图景，“就是小时做梦也想不到啊！”

独幽城，越发生机勃勃！

2013年，姑姑又回到独幽城，因为她的大侄儿刚刚盖了新房子，她得来参观参观；还因为她去年患了一场病，劫后新生，她更想看看从小长大的地方！那一年，独幽城的新房更多了，更高了，侄儿的新房长12米，宽12米，屋内卧室、厨房、洗澡间、储藏间、客房应有尽有，看得老人家眼花缭乱，笑得满面春风。小村尽是平整干净的水泥板路，路旁栽上了花树，安装了路灯，可不比城里差呢。只是街上却冷清得很了：改革开放许多年，村里的日子更好了，年轻一辈陆陆续续在县城买了楼房，都搬走了。村里剩下的尽是些老人，这些年又不断有故去了的，有年老体病出不了门的，有给城里的儿女看孩子的，还有蒙棚种地忙春耕的……操持过节的人家越来越少，小村里几乎没了过节的气氛。

然而独幽城，仍偏居于乐亭一隅，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向它有史以来的鼎盛辉煌！

（作者刘立花，三合庄初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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