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标示了党的革命精神的源头和起点，深化和拓展了党的精神谱系。作为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典范，他身上所具备的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与时俱进的不断探索精神、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崇高人格，与伟大建党精神同根同源同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先进、信仰坚定的特质，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思想基石，也是李大钊同志一生的不懈追求

思想理论的先进性是一个政党先进性的基础条件，没有先进、正确的思想指导，一个政党就难以引领人民走出正确的、先进的治国之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但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放弃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向往和追求，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不屈不挠的斗争，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再到辛亥革命，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先进、正确的思想理论加以指导。

“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习近平语）。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李大钊备受鼓舞和启发，由此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先后撰写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并预言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认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导星”。他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再也没有动摇过，对信仰和真理矢志不移，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英勇献身，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瘅精瘁力以成之”。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我国最早的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重要文章，是李大钊在中国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表现，标志着李大钊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已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共产主义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对毛泽东、周恩来、邓恩铭、王尽美等一大批先进青年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起了重大启蒙作用，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正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李大钊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不仅注重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坚信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指导作用，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注重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他强调，“正确认识国情非常重要，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国情于不顾的，这个国情问题，不可求于外人”。

在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李大钊相继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释疑》等多篇文章，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也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比如： 1921年3月，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提出， “中国不欲振兴实业则已，如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并断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 ”，认定中国革命的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再比如： 1923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提出，社会主义是“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可以说，这一“有异”思想，是李大钊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理解，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出发，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及其实现的道路作出的非常精辟的辨证思考和科学预见，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有着在实践中探索前进的强烈进取精神，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组织开展了北方工农革命运动，十分注重理论的先导作用。2009年10月，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紧跟时代潮流，使李大钊同志当之无愧地成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先驱。”

一百年来，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不断把远大理想和阶段性目标、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贯通起来，追求理想、逐梦前行的过程是勇于发现真理、追求真理、运用真理、捍卫真理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新征程上，我们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就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大力弘扬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始终保持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矢志不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初衷不改、本色依旧的特质，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追求，也是李大钊同志一生的担当写照

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恒心守初心、以生命赴使命，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一以贯之的情怀担当。“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我们党的本色所在，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的集中表达，明确了我们党“为了谁”的根本问题和“往哪去”的奋斗目标，揭示了我们党初衷不改、本色依旧的鲜明特质。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到：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这说明他自幼就志存高远，树立了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历了中华民国命运桀和袁世凯复辟后，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在强大的反袁声势下，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令。李大钊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黎明”与“黑暗”之交，中国的“黎明”即将来临，中国的“青春”也即将来临，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于是他写下了《青春》一文，他以自然春天的来临借指祖国的政治变化，在文中有力地批判了国人当时流行的悲观、颓废情绪，认为能够担当“中华再造”重任的必定是青年，断言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立足于世界， “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强烈呼唤国人“冲破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同时，勉励青年“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实际上，这篇文章是李大钊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在李大钊看来，当时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并寄希望于青年。《青春》一文是引导中华民族告别衰朽、创造青春之中华的精神宣言，有力激发和促进了那些救国图存而又困惑仿徨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的坚定信念，承载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早期历史使命。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1921年3月，李大钊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曙光》杂志上发表了《团体的训练和革新的事业》一文，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同于中国民国以来的政党，不应为本团体谋取个人利益，而要为人民谋幸福，这个团体的性质“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的团体。”这是李大钊明确提出的建党理论，这一理论点明了党的性质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指明了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代表的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在这篇文章中点明了党的使命，进行“中国彻底的大改革”，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的独立和人民的彻底解放。这正是李大钊的建党初心，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完全契合的。

1920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提出“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 1923年1月，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中勾画了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理想，提出“纯正的‘平民主义’”。1925年，李大钊在《土地和农民》一文中明确提出“耕地农有”主张，认为农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不到彻底的解决。1927年，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指出，“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李大钊虽非早觉先慧，但这些重要论述，无不体现着李大钊救民众于水火，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初心和创造青春之中华的使命。

我们党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李大钊等党的先驱们于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投身革命，立志拯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命运、实现人民解放。“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是党的先驱们肩负民族使命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正是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建党之初就已经确定下来的，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新征程上，我们要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践行大钊同志建党初心、勇担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时时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从党的非凡历史中感悟初心、激励使命，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初心、砥砺使命，把初心和使命变成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气神和原动力。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体现了我们党的意志顽强、作风优良的特质，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行为本色，也是李大钊同志一生的刚正风骨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遭遇了多少血与火的考验，经历了多少生与死的洗礼，就是凭着一股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变誓言。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我们党的风骨所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深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不断斗争、不懈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在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立起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49年，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370多万人。

李大钊同志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表率。面对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李大钊同志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一直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1915年，当得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立刻奋起反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图谋，号召国民起来自救。1919年，李大钊同志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制定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正确斗争策略，不但使工人运动颇有成效，而且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方面都有建树。1926年 “3.18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反诬群众的爱国举动为共产党“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下令通缉李大钊、徐谦等群众领袖。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守信仰、初心不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4月28日，李大钊同志惨遭反动军阀绞杀，壮烈牺牲。他在《牺牲》一文中写到，“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正因为有这样的境界，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李大钊同志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无惧挑战、勇于担当的主体自觉，蕴藏着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征服、战胜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战胜的精神密码，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抗击强敌、改造自然，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锻造的精神品质。当然，牺牲与斗争不只存在于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更应存在于每个需要挺身而出的时刻，这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一种信念，是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新征程上，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既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既是实力的较量、也是意志的比拼，更要把先辈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进。这就需要我们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弘扬大钊同志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将斗争精神转化为事不避难、奋勇向前的强大力量，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不断创造新的业绩。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了我们党品德高尚、情系人民的特质，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鲜明标识，也是李大钊同志一生的为民情怀

对党忠诚，就是无条件地对党的信仰忠诚、对党组织忠诚、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今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对党忠诚，必须一心一意、一以贯之，必须表里如一、知行合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人而生，因人民而兴，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对党的忠诚、对党的赤诚，转化成为为人民谋幸福的自觉行动。

李大钊同志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表率，是坚守初心、为民造福的表率，有着鲜明的人民立场，投身革命的出发点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13年9月11日，驻昌黎车站的日军杀害5名中国路警，李大钊对此异常愤慨，他尖锐地指出，“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的悲惨生活是由军阀统治造成的，人民是无辜的受害者，痛批“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国家权力之及于民者，微乎渺矣”。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具慧眼，比同时代人更早看到这个革命的胜利乃是“庶民的胜利”，认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并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李大钊的人民群众观的最初体现。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不幸被捕，在狱中22天，敌人对他进行了多次秘密审讯，百般折磨，但李大钊始终“态度极其从容，毫不惊慌”“自谓平素信仰共产主义，侃侃而谈，不愧为革命志士本色”，对党的机密却只字未露，严守党的秘密，承担所有责任，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同志。他从容就死，表现出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

 在革命斗争中，李大钊始终同学生、工人、农民等普通大众打成一片，布衣素服，深入群众开展工作。当时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的薪水是每月140块银元，可李大钊的家里却十分的清贫，每个月底夫人赵纫兰还常常因无米下锅而发愁。原来，李大钊把自己的工资都用在了革命事业上了，并经常接济贫困学生、有困难的革命同志。李大钊的学生张尔岩回忆，他曾劝李先生要注意营养，李大钊听后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但时下国难当头，众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我怎能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 ”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大钊同志的一片为民情怀。

点滴见初心，枝叶总关情。新征程上，我们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弘扬大钊同志对党的无比忠诚和深厚的为民情怀，将“忠诚”二字镌刻在心底，将“人民”二字根植于心间，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努力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造福，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之心、对人民的赤子之心，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使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论述，深入把握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传承弘扬大钊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刘凤敏，乐亭县委宣传部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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