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初,我们家族在乐亭县城莲花池村(即后来的八街)开办福顺永货栈。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我的堂祖父刘怀义和祖父刘贵一胞兄弟二人把货栈经营的很有规模,是县里最大的干鲜果品货栈。当年果品有干、鲜、热的分法,干果主要是指核桃、板栗、干枣、风干的柿子饼等,鲜果主要是指铁路以北迁安县一带出产的酸梨、白梨,酸梨入窖后冬春有治咳嗽的效果,人称“窖酸梨”,白梨入窖后更为甜脆,冬季结冻后是黑色的,但很好吃,叫“白梨冻儿”。有时货栈也经营一些山区出产的红果,人们叫“山里红”,县城的食品店和冷饮店铺用它做“山楂糕”和“蜜饯山里红”。严冬季节也经营山区出产的冻的硬邦邦的磨盘柿子。而葡萄、桃、杏等称为热果,当年没有大宗种植者,也不便于运输和保存,货栈不经营,所以我家货栈门口的大牌匾写的是“乐亭县福顺永干鲜果品货栈”。

当年货栈大院内挖13个存放果品的大地窖,地窖之间还留出走马车的道路。窖群的南侧有一片空地,是销售果品的地方。多年后我得知,“13”在西方是不吉利的数字,与犹大出卖耶稣的故事有关,而在中国正好相反,福、禄、寿三个字都是13笔(这三个字有多种写法,不一定都写成13笔)。货栈中常有10多辆马车和百十名推车的挑担的客商和商贩进进出出,加上货栈用房和家人在东院的住房,整个院落东西长度占了莲花池村路北的四分之一还多(见《呔商之路》第370页,“乐亭城内老商号分布示意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童年时就知道我们大家庭的院落比我读书的崇实小学还大,和圣人殿(孔庙)相比也不在其下。货栈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地理位置非常好,既不在城中心的狭窄地段,又在县城之内,距十字街中心的拱真阁(俗称阁儿上)只有一里多地,经营干鲜果品又宽敞又方便。

福顺永货栈,一是自己购进干鲜果品,卖给县城和乡镇的大小商贩,赚取合理的差价；一是代理迁安等地的客商(俗称老客儿)销售干鲜果品,货栈从销售款中扣取一定比例的提成,也从购买果品的商贩中收取一笔“辛力费”,这就是货栈的收入来源。这都是官府商业部门审定的,也是货栈向官府纳税的依据。

我的堂祖父在罗家屯、太平寨、建昌营一带甚有名气。有些干鲜果品是从迁安县的罗家屯装大木船,顺滦河经滦州的偏凉汀(口语叫成“偏里庆”)运到乐亭城北的会里镇,再转骡马大车运到城内莲花池村我家货栈,生意兴隆时常常是车水马龙的场面。堂祖父既有能力也有财富,其女儿即我们的三姑嫁给了后来成为开明商绅并被赞为“有誉无毁”的魏佩芝。

由于堂祖父常在迁安一带联系果品生意,家中货栈的管理和果品销售就由我祖父操办。祖父以憨厚诚朴又精明强干名扬乡里,他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货真价实,义中取利”的经商美德,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善调民间纠纷的长者。祖父在胞兄、堂兄四人中排行第四,被村民和商贩们尊称为“贵四爷”。本村的张子纶(水产专家)的父亲叫张会吉，在堂兄弟9人中也排行第四,被尊称为“会四爷”,我们两家只隔四五个门户,一位“贵四爷”,一位“会四爷”,人们这么称呼他们,与辈份、年龄和威望有关。我的二位祖父都立了自家的堂号,堂祖父家叫怀顺堂,祖父家叫贵顺堂。凡立堂号者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声誉。

二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这二位祖父先后去世。我堂伯父刘聚卿和我父亲刘剑阁都是子承父业,继续经营福顺永货栈。堂伯父的家业富于我家,是大股东,在县商务部门签发的营业执照中,经理写的是我堂伯父。他利用其父在迁安一带的名望和关系,常在那里联系果品货源,而莲花池村货栈的果品销售和各项事宜均由我父亲出面办理。我们家庭十几口人,主要是消费者,家中负担全由我父亲支撑,生活条件也一般,但我父亲的能力和名望又都高于堂伯父,在货栈直接和迁安等地来的客商及城乡的大小商贩打交道,在货栈拿较高的人头费。

我印象深的是,销售梨果用长杆的大钩子秤来称分量,钩起盛梨果的筐篓由两人抬起,父亲掌管秤杆看斤数。1991年我写的《我的童年》也讲到这件事,其中这样写道:“我们经常隔墙听到父亲称梨果后报叫斤数的喊声,声音十分清脆,有时我们也学着喊叫,我们的生活就靠父亲每天的叫喊声维持”。父亲喊报后,会计就把梨果的斤数、售价和购买商贩的姓名记在一张盖有货栈图章的纸笺上,然后再收款。父亲除了与这些商贩很熟悉,还与县城一些商界人士相识友好,交往甚广,里里外外,应酬各方,知名度也高。后来一提福顺永货栈和我们刘家,人们都说我父亲的名字。近年乐亭文化研究会创办的刊物《读乐亭》调查和整理老商号的名称和股东时,在写到福顺永货栈时,也是写我父亲的名字。其实这主要是他的声望,而不是在货栈的职务和经济实力。

当年货栈经常雇佣四五个人,我记事时被雇佣者有迁安县的丁宽、李凤荣,滦县的张之林,会计宣玉林是滦县前窑名门宣家的,伙夫是本县双庙村的李廷选。我才五六岁,为什么记住了他们的姓名呢?有一天下大雪我到货栈去玩,丁宽、李凤荣用箩筐放些野草籽捉麻雀给我烧着吃的情景,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宣玉林、张之林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我家也有来往。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我弟弟被县里派到滦县火车站接收各地的救灾物资,与我弟弟同去的炊事员是李廷选,李廷选还把张之林从家中叫来与我弟弟见面,谈话中当然离不开福顺永货栈,他们二人还是不停地赞扬我们刘家和我父亲。

货栈经营中有些小商贩家中经济困难,买梨果时要求赊欠,结果有的经营不好还赔了钱,我父亲就不要欠款了,让会计由他的工资中扣除,这些事宣玉林都是知道的。我村的杨贵臣、孟春亮等人对我父亲这方面的恩情终生不忘,还告诉他的子孙永远记住。杨贵臣之子杨恩在新中国成立初参军,后为部队团级干部,又转业到秦皇岛,他什么时候回乐亭探亲,也必到我家探望我的父母。双庙村的赵福堂本来以卖切糕为生,还小有名气,后来老伴得重病花钱医治,仍不幸去世,又办丧事,把家中钱财用光,一贫如洗。他来到货栈找我父亲,要出摊卖梨果,但要赊欠,我父亲答应了,可是他经营不好,反而赔了钱。我父亲是这样帮助他的,首先欠的钱不要了,同时又借给他一笔钱,重新安装磨盘,买回毛驴,买来黄米、豆子和枣,重操旧业,后来干得不错,生活有了保障,他对我父亲的感激之情终生不忘。我正是童年,至今还记得每年春节前他都送来一大坨子蒸好的切糕,我们都吃得美滋滋的,也就认识了这位赵福堂叔叔。我父亲历经艰苦,辛勤劳累,但同情贫困人家、助人为乐的品德和行为保持了一生。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抱着“施恩不图报”的信念来做这些好事的。

前些年我回老家,与村中一些比我年龄还小的村民聊天,他们也是赞扬我父亲我祖父和刘家的家风。著名大文豪苏东坡说过:“凡人为善,不自誉而人誉之”。是指做了善事的人,你不自夸,别人也会赞扬的,我们刘家的美好名声和善良家风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三

在乐亭这片平原地带,经营山区的果品,路程较远,又需要船载车运,而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三年,战事不断,兵荒马乱,交通受阻,果品难以收购和销售,货栈处于停顿状态,雇工也解雇了。我父亲有时去天津、唐山采购一些烟糖和日用调料等,卖给县里的商贩,赚些钱维持家中生活。我还记得这样的事情,福顺永货栈停办了,我家保存了十来个装铜币(人们叫“大铜子”)的长宽各约40厘米的木制钱盘子,其侧面都有我父亲写的“福顺永”三个字,村民们还要走了几个去做象棋盘,这都是见证福顺永货栈的实物,至今还引发我一些童年的回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在农业户中划分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对在城镇专门经营商业的也进行调查和审理,划分为资本家、小业主等,既耕种农田又做些小买卖者,按农业户对待,在我们莲花池村和县城周围这样的人家很多。当时执行《土地法大纲》和有关工商业的一些法规。我家只在城西巩庄子村西有几亩称作“坟盘子”的耕地,少于村中按人平均数,更没有雇佣过长工(人称“扛活的”),故此还分给了我家4亩耕地,地点在双庙村西。这两处都是我多次去干过农活的地方,回顾起来仍记忆犹新。但我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毕竟间断地做些生意,有些收入。综合这些情况,经村贫农会研究,并征求村民意见,还做些访问和调查,总之人们对我家尽是美言善语,好评多多,甚至有人说:“对这样修好积德的人家,可不能把成份定高了啊”!最后张榜公布时,我家被定为中农成份,我的堂伯父也定为中农成份。“会四爷”家也定为中农成份,他的儿子张子纶那几年职业多有变化,在外地定为自由职业者。

1964年“四清”时,还搞了阶级成份复议,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又补定了一些漏划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当时我弟弟是八街生产大队队长,是当权派,更要对我家成份认真复议。土地改革定成份时,我弟弟才10岁,这次“四清”对我家成份的复议,实际重点是调查我父亲在福顺永货栈时的情况。“四清”工作队中有县里的干部,还有部队的军人,他们到滦县和迁安县找当年被货栈雇佣的人调查,包括被雇佣的起止时间,工资待遇以及我父亲如何对待他们。令调查人员未想到的是,被调查人对我父亲尽是赞扬夸奖,或者叫评功摆好。调查人员回来后,经过讨论研究,我家继续维持中农成份,由于我父亲忠厚善良,现实表现也良好,我弟弟也是清廉的,没有“四不清”问题,结果我家按下中农待遇。当年对地主、富农是斗争对象,对中农是团结对象,对贫下中农是依靠对象。这样我家由团结对象成了依靠对象,全村共有三户中农享受这一待遇。

我们家中毕竟经营过那么大的货栈,又有那么宽阔的院落,其内情人们也不都了解,但又知道成天在货栈出头露面的是我父亲,因此有些人认为我家成份可能定的更高,之所以定为中农后又享受下中农的待遇,是因为我父亲人品好、行善积德并传承了好的家风,这只能让人们去议论和猜测了。

四

今天看来,我的祖辈和父辈当年经营福顺永干鲜果品货栈,对这些商品的购销和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人们既需要吃五谷杂粮,又需要吃干鲜果品。当年也有许多商贩依靠我家开办的这个货栈整买零卖,赚钱度日。在那“左”的年代,除了对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商业也是衰败凋敝,商品的生产和交流也滞后了。我母亲爱说一句话:“不让人们做买卖了,就像人的血脉不通顺了一样”。说的形象而深刻。改革开放取得了一些成绩后,一位中央高官说过:“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后来又加了一句“无教不兴”,讲得很好,这都在实践检验中得到了证实。前些年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阅读过两篇论述旧中国货栈贸易的文章,对其在物资交流、商品沟通和满足人们各种需求所发挥的效益,给了相当高的评价,这是客观的公正的。

“百年那得更百年,今日还须爱今日”。我祖父、父亲都是普通人士,曾生活在故乡的一方热土上,以经营福顺永货栈来谋生,同时在为人处世方面有些善举,做了些好事,乡亲们也给了他们应得的荣誉和评价。我们的家庭也得到了党的关怀和爱护,同时得到了乡亲们的帮助和支持,这些都给了我们这些晚辈莫大的欣慰和激励。我们在回顾家庭这段历史的同时,一定立足今天,展望未来,投身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去。

 （作者刘荣兴，城关八街人，河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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