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踏上家乡的故土，总会有一种亲切的乡土气息扑鼻而来。望着村口墙壁上那醒目的村名“李家寺”，眼前顿时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往事。那些熟悉的人，那些熟悉的事，仿佛就在眼前。小时候，拾柴火、挖野菜、拾白薯、捡豆粒儿、钻高粱地、踏青草稞的影子；长大后，下田干活儿，从春种到秋收，那忙忙碌碌的日子；上学时那种快快乐乐的学生生活，苦乐交织，一起涌上心头。就在这片土地上，无处不留下我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脚印，这些脚印记录了许许多多发生在我身边尴尬而有趣的故事。

村东和村西分别有一个池塘，当时我们管池塘都叫水坑。村东的水坑北面有一个废弃的破砖窑，那是过去用来盖房烧砖用过的。砖窑的周围全是深浅不一的水坑，估计是当年烧砖时取土挖出来的。在战争年代，村里的民兵站岗放哨都是到那个破砖窑的窑顶上，因为那是我们村的制高点，视野较好，周围都是坑，容易隐蔽。小时候还经常听老人讲破砖窑的神话故事。传说破砖窑里住着一条“大长虫”（蛇），说这条蛇又粗又长，曾经有人见过，说是围着砖窑盘三圈还能把头伸进坑里去喝水。当时我们听了可害怕呢，谁也不敢到破窑跟前去。后来，这条蛇再也没有出现过。据说有人在北京看见一个卖药的，自称李家寺人，家住李家寺的村东头，人称“秃尾巴老李”。人们传言是那条大蛇转化成了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牛鬼蛇神无处躲，才去北京卖药了。虽然是一个迷信故事，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总认为像是真的，至今在我们村子里还在传着。

我们村东的学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一座寺庙，寺庙里供奉着许多泥塑，每年的阴历六月二十四就是这里的庙会，至今这个节日还在我们周边几个村子渊源流传。据说，李家寺最早还叫“李火烧佛”，村东的几个村子分别叫做“刘火烧佛”“王火烧佛”“付火烧佛”“张火烧佛”。村西的几个村子分别叫做“烧纸庄”：徐烧纸庄、王烧纸庄、马烧纸庄等等，而且这些庄名的由来有很多故事，其说法有两种：

第一种说法，是由姑嫂上坟烧纸而引起大火，烧了寺庙，方圆几个村子才由此得名：烧纸庄和火烧佛村。烧家岭、南店、连北店、速火庄、断火庄都相继而来。第二种说法，是由呼延庆烧纸而引起的大火。呼延庆乃是北宋开国名将呼延赞之后。呼家当年曾因太师庞文陷害而遭灭门之灾，全家300余口埋在一处，筑成了一座巨大的“肉丘坟”。当时只逃出了呼延庆之父呼延守用、叔叔呼延守信。呼延守用逃离京城时于大王庄招亲，生子名曰呼延庆。为免遭奸臣所害，唤母为姐，唤外公为父，取名“王三汉”。时年9岁才得知实情，亦于清明之际为族人扫墓，恐暴露身份被人发现，慌乱之中，将纸钱和炮竹裹在了一起，整车的纸钱和炮竹同时点燃，顿时火光冲天，大火弥漫夹杂着鞭炮声，才引起大火烧了寺庙。总之，这些村名都是因为烧纸而由来。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对村名做过更改，有人说“李家寺”的寺就是寺庙，属于“四旧”的产物，为了破除迷信树立新风，当时就把村名改为“新园”村。“新园”是新家园的意思。可是因为旧的村名已经叫习惯了，新村名故未叫起来。我们村还叫“李家寺”。

我们村的学校本来就是寺庙改建的。高高的围墙里面被三排厢房隔开东、西两个大院落，东边为正院，西边为偏院。正面是供奉泥塑的庙宇，厢房肯定都是禅房，横竖共有几十间房子。经过改建，都变成了一间间宽敞的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厨房等。院子很大，解放时期，斗地主分田地，搭台子开大会就是在这个大院里。县里的电影队经常下乡放电影，借助这高高的围墙卖票收钱。方圆几个村子都来看电影。那时候，我很难看到一场完整的电影。因为家里困难，舍不得让我们都去花钱，只能让哥哥们去（那时候姐姐已经出嫁了）。父亲总是让我等一会儿，他带我去，我只好乖乖地依偎在父亲身边耐心而焦急地等着，等到电影演到快放完的时候父亲才带我去。那时候门口已经没有人收票了，可是没看多一会儿，电影就散了，只看见结尾，不知道内容。当时演的电影大部分都是战斗片，所以每次我只知道中国又胜利了。后来，我借宿到邻居家，跟一个叫英头的女孩作伴。英头比我大两岁，她父亲在部队当兵，是个老革命。英头幼小丧母，由她爷爷奶奶带大。她有个叔叔也在部队当兵，姑姑们都已出嫁。所以，她家的闲房比较多，又是革命家庭，村里无论是来了工作队还是电影队，总是住到她家的房里。从那时起，我就可以跟着英头蹭电影看了。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叫杨志芬的代课老师周末值班，叫我跟她作伴。时至冬天，我盖得是另一位老师李锦荣的被子，大红缎子的被面，洁白的被里，红白对称，很漂亮也很暖和。大概是李老师结婚的被子，所以我特别小心，简直不敢入睡。可是，越是小心就越出错，朦胧中我连人带被子一起滚落到地上，床铺挺高，摔到地上有点发怔，还以为是在家里的土炕上呢。忐忑地看了看熟睡的杨老师，竟然没被惊醒，我就悄悄地抱起被子迅速地爬回到床上。后来，杨志芬老师做了我们村的媳妇，我却始终没好意思告诉她我摔地上的事。

我们校园周围栽了好多树，就像一片片小树林。夏天的傍晚，经常到树林里玩耍，两只手握住两棵小树，身体一纵，翻过来折过去的特别灵活。有时还拿着挖野菜用的小铲子去挖蝉蛹，我们管它叫“老哇哇佬佬”。树根底下有蝉蛹窝，窝不太深，拿铲子一挖就出来。挖多了就拿回家让母亲在灶坑里烧一烧，挺香的，那可是地地道道的野味。有时候我们还经常在灶坑里烧鸟吃，二哥从小就爱打鸟，出去挖野菜时，菜篮子里总少不了带两把打鸟的工具。现在二哥年龄大了，还是喜欢鸟，每次去他家，都能看见屋檐下挂着几只鸟笼子。我们经常到西坑里去洗澡，还学着游泳。因为西坑里水比较浅，还是沙板，就是坑底是沙子地，挺板的。东坑里水深是黑泥底，所以我们到东坑里捞菱角、小波螺。那小波螺特多，比黑豆大不了多少，螺旋形。捞回来后，就把喂猪用的大勺刷洗干净，将小波螺放进去，添上水，撒上一把盐，拿两块砖头倒立，将大勺架起来，点着一把火就煮，煮两开就可以吃。出去把它装在兜里，身上别一根针，随时随地吃，特别鲜。总之，我们小时候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吃过的尽是些野味。在七十年代初，我们大队曾在东、西两个坑里养了鱼，到了过年过节的，大队就组织劳力去捞鱼分给社员，所以这两个水坑对我们村是有贡献的。

后来，我在村里当了民兵副连长。当时的连长叫李凤阁，指导员叫李世英。我们大队民兵连共有基干民兵60余名，加上普通民兵共计80多名，配有30多只半自动步枪，3只冲锋枪，两挺机枪。每年的农闲时节都进行打靶训练，县人民武装部经常来进行考核，我们民兵连被评为县里的先进民兵连。1975年的秋季，县人民武装部举办了一次先进民兵连的连长集训。提起那次集训，我和李凤阁还闹出了一个大笑话：通知上写的集训地址在城东的“大救阵”。之前，我们没去过城东，最远也只是到过县城，对县城以东的村庄不太熟悉，所以我俩驮着行李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大救阵”。看见一座灰色的围墙围着的建筑，围墙里面有许多像厂房一样的房子，还有高高的大烟囱正在冒着白烟，我们以为是个什么工厂，莫非是到厂子里来报到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发现一群妇女正在地头休息，然后试着向人打听，说明来意，结果把人家逗得哗然大笑，说：“这是火葬场，你们可不能到这里报到啊！”我俩顿时毛骨悚然，觉得很晦气。然后，顺着人家指引的方向又往北走了几里路，过了一座桥总算找到了训练基地。

集训为期一周，有理论学习也有实践演习，训练捆绑炸药包，地雷爆破炸坦克等科目。当集训到第五天的时候，因为家里有事，我就请假提前回家了，把剩余两天的饭票换取了几个大馒头带回了家。到现在我还觉得那件事做的欠妥，本该问一下李凤阁饭票够不够吃。若是他不要再换成馒头也行，当时只想到家里很少吃到这样的大白面馒头，也就没想那么多，归根结底还是怪那时候穷啊！

如今，再次踏上家乡那片故土，发现那个令人怀念的校园不见了。由于计划生育的原因，学校的生源逐年下降，教育局不得不把学校进行合并，所以我们村的学校也就闲置了。经过1976年那场灾难性的大地震，地壳也都发生了变化，原来的东、西两坑都不见了，破砖窑也没有了。西坑原来的位置还盖起了很多房子。原来的村子只有一条街，好多人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现在盖出了几十条街，家家都是独门独院，几乎已找不到原来村庄的影子，见不到儿时伙伴们的模样，见到的只是那些操着熟悉的乡音却满脸皱纹、缺了牙齿的面孔。都老了，都变了，甚至有的伙伴已经不在了。唯有脚下这片热土还是那么真情地散发着浓郁而醇厚的芳香。尽管它千疮百孔地被世世代代的人们精心修理，尽管它横垄竖垄地千变万化，但是它却始终实实在在地回报着勤劳的人们，它孕育着生灵、繁衍着万物，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在外游子们的心。

（作者李智英，乐亭县李家寺村人，秦皇岛军队离休干部休养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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