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秘密联络站

徐作庭在朝阳大学毕业后，曾在济南地方法院任职。七七事变后，济南沦陷，他于1938年春弃职回到家乡乐亭县新寨镇。

1938年秋，冀东抗日大暴动西进受挫，暴动领导人之一的黎巨峰同志找到徐作庭。他们是乐亭县立高小时的同窗好友，一向志同道合。黎向徐讲述了暴动后的形势以及冀东我党采取积蓄力量，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创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最后要求徐作庭在唐山市谋一固定职业，求得一席之地，以掩护我党建立地下联络站，开展地下活动。亡国之痛和朋友之情使徐作庭慨然允诺，他立即去唐山。十月间，他邀请在朝阳大学时的挚友边醉月来唐，开办了律师事务所，徐任律师，边为事务员。黎巨峰化名李若林作为徐的秘书（录事）。这样，冀东军分区就在日伪严密统治的唐山市有了一个可靠的据点。黎巨峰同志以此为立足点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配合根据地的斗争。他搜集情报，宣传抗日，广交朋友，组织青年奔赴根据地，以及采购物资，接待来往同志等等。大部川资费用都由徐边二位勠力措办，由于他俩的鼎力相助，联络站办得很出色。为此李运昌司令员曾来信慰勉，那是一封非凡的鸡毛信，上写：“边徐二位：请大力协助，以完成我们的共同志愿。心照不宣。运昌”这廖廖数语，包涵了多少难言之情，又寄托了多大的信任的期望，他俩把每个字都印在了脑海里，然后把信烧掉。从此，为了共同的志愿，他们临危涉险，危辱负重，使这个小小的律师事务所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钉在敌人苦心经营的唐山市，一直战斗到日本投降。

（二）掩护李运昌同志家属

1940年春，日伪加紧迫害抗日干部家属，尤其是对李运昌同志的家属抓捕更甚，并在北宁路严加堵截，以防家属转入根据地。为此，我地方党组织也多方想对策。为了安置李运昌同志的家属，冀东军分区路南办事处主任田自修同志和黎巨峰同志一起来唐找徐作庭，请他设法保护。徐作庭感到义不容辞，立即找自己的好友边醉月。边醉月是稻地一带有名的士绅，除在唐山律师事所任职外，还开有几处买卖。在家乡的公开身份是伪保长。边醉月甘冒风险，决定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掩护抗日家属。1941年春，李运昌同志的母亲、妻子云丽珍、三个孩子、寡嫂、舅父和地方党组织派来照顾他们一家生活的王代玉等一行八人 潜离原籍，来到稻地镇，住进边醉月开设的粮店仓库院内。一家人隐姓埋名，深居简出，隐蔽下来。

自从李运昌同志的家属来后，边醉月感于党的信任、李司令的情谊和徐作庭的重托，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保护抗日家属上。即使在他身陷囹圄之际，还念念不忘运昌同志家属的安全。

1942年1月，从乐亭传来了可怕的消息，敌人抓捕了李运昌家属出走的知情者和亲自送他们来此的地下党员王老三，对他们严刑逼供。敌人对李运昌的家属到处搜捕，情况非常危急。黎巨峰同志得到消息后，立即去找徐作庭、边醉月研究应急措施。遂把一家人化整为零，由云丽珍带老婆婆、两个孩子和王代玉搬到边醉月的家乡边家庄去住。舅舅去东北投亲，老嫂子带上大孩子投奔她在北京的姐姐。她们在边家庄住下后，徐作庭和边醉月又根据敌情不断研究对策，巧妙地进行保护，屡历艰险，才幸免于难。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由党组织把他们接回原籍。

李运昌同志1984年在写给徐作庭所在单位的信中说：“……徐作庭一直竭力照顾革命家属。是经过他才把我的家属保存下来。”这是对徐作庭这段工作的充分褒扬。是的，为革命做过贡献的人，历史是会肯定他们的。

　　（作者李荣亭、王占云，乐亭县政协原文史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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