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乐亭县徐烧纸庄支部，是在1925年5月建立起来的。自从这个支部建立以后，便燃起了乐亭县城西农民革命斗争的火焰。共产党员和广大农民紧紧团结在徐烧纸庄党支部的周围，无论是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刀光剑影的白色恐怖时期，以及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中国大地的残酷环境中，他们始终坚持斗争，成了一个摧不垮、砸不烂的坚强战斗堡垒。

一、建立党组织

徐烧纸庄在乐亭县西部，距县城25里，位于烧纸庄、火烧佛等23个村的中心，和滦南县相邻，是乐亭县的边缘区。20年代初，烧纸庄一带和全国一样，遭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军阀混战的劫掠，人民处于饥寒交迫之中。1925年初，共产党员徐凌汉（云步）利用放假时机，回村开展工作。吸收徐运隆（国兴、荣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运隆在徐烧纸庄一带素有威望。他在共产党员徐凌汉的启发教育下，从俄国十月革命中看到了穷人的希望，提高了阶级觉悟，激发了革命热情。他在农村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团员。在党的指引下，他首先在村东大庙办起了农民业余学校。在业余学校里，徐凌汉经常给大家讲课。除了教识字外，还讲革命道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什么叫剥削，什么叫革命；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农民业余学校很快提高了穷哥们儿的觉悟。不久，徐荫会、孙文光（耀武）也相继入党。1925年5月 ，冀东农村的第一个农民党员组成的中共徐烧纸庄支部诞生了，徐运隆任党支部书记，徐荫会任组织委员，孙文光任宣传委员。为了更好地团结教育青年，1925年夏天， 他们三人凑钱买了四弦、二胡、大正琴、箫等乐器，办起俱乐部，吸引青年们。开始没有固定地点，后来在徐荫会家占了一间房，固定下来。 俱乐部一般在晚上活动，边娱乐边开展宣传教育，发展党、团员。经过一段工作、党的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团的组织也建立和发展起来，有团员7名，建立了团支部，书记由孙文光兼任。从1925年到1926年春，徐烧纸庄在本村发展党员20多名。同时在邻村也建立了党组织或党的关系。革命的火焰在乐亭县城西的土地上日益燃烧起来。

二、成立农民协会

1925年初，在北方，由于直奉军阀的盘据，徐烧纸庄一带的土豪劣绅仍很猖獗。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压得劳苦群众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最可恨的是乡里的保卫团，名曰保卫治安，实则吃庄害户，穷人的冤家，财主的走狗。李火烧佛乡被周玉华、王伯年把持，他们纠集在一起，以办保卫团为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任意贪污挥霍。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及时揭露了反动乡政府的贪赃枉法行为，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怒，徐烧纸庄一带反对保卫团，要求清查大乡账目的呼声越来越高。党把群众的呼声作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动力，决定有党组织的村庄一起行动，串联贫苦农民，组织农民协会。

徐运隆首先在徐烧纸庄组织了农民协会，徐运隆任主席，孙文光、徐荫会任副主席。这一事件震动了乡长徐子明，他派人监视农会，偷听农会开会内容，企图搞垮农会。中共徐烧纸庄支部带领农民协会会员，与徐子明进行斗争，使农民协会不断壮大起来。到1926年五、六月间，徐烧纸庄附近各村都建立了农协组织。农会会员达到500多人，由徐运隆任总主席，孙文光、徐荫会任委员。农民协会公开化了，在徐烧纸庄村东大庙挂起了大牌子。

乡农民协会成立以后，便开始了对李火烧佛乡政府的斗争。农会派代表到乡政府要求不交保卫团费，清查大乡账目，并发动群众，同土豪劣绅展开了斗争。1927年2月的一个早晨，徐烧纸庄一带的数百名农会会员集中在徐烧纸庄村东的大庙前，农会主席徐运隆揭露了乡政府贪污挥霍的事实，号召大家积极参加反贪污、反摊派、反对保卫团的清算斗争，并以共产党员徐运隆、孙文光、刘树德为核心组织了清算委员会。接着，数百名愤怒的群众由徐烧纸庄向乡政府所在地李家寺冲去，不一会儿，乡政府的院内院外都站满了愤怒的群众，乡长周玉华、王伯年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搞得目瞪口呆，慌了手脚，急忙伪造清单。农民协会抓住这一问题，向县衙控告，把周玉华、王伯年等拘到县衙审问，查出了贪污，罢免了周玉华、王伯年的职务，退赔了贪污款，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一斗争，使群众认识到组织起来有力量，很多中农也入了会，形成了入会高潮。

农会还提出，穷人不给富人帮工，富豪大户更加孤立，慌了神儿，托人弄脸，要求入会。正如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农会把他们入了另册，贫苦农民扬眉吐气了。

在徐烧纸庄党支部领导下，烧纸庄一带的农民协会还积极支持和参加全县打击恶霸朱绍文的斗争。朱绍文是乐亭县王滩村人。从民国初年开始，他不仅包揽膏店（卖大烟），铺设大宝局，还搞起了坑人最甚的“花会”（赌博），很多妇女因被“花会”所愚弄而倾家荡产，甚至失节自杀。1919年，大钊同志曾严词痛斥朱绍文，他的“花会”收敛一时。1927年大钊殉难后，朱绍文的“花会”办得更凶了。“花会”遍布乐亭全县，甚至邻县少数地区也有。人们一提朱绍文，无不切齿痛恨。打倒朱绍文，已成为群众一致的呼声。在人民群众和舆论压力下，通过打入国民党县党部工作的徐凌汉，将朱绍文逮捕，但国民党县政府却迟迟不做处理，党组织立刻号召全县农民行动起来，请愿示威，要求处理朱绍文。徐烧纸庄党支部积极响应上级党的号召，在城西组织了2000多名农民到县城请愿。这支队伍在徐运隆、徐荫会、孙文光率领下，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开进县城，与城东队伍汇合，共3000多人。高呼着“打倒土豪劣绅恶霸朱绍文，枪毙朱绍文”等口号，走遍了全城四条街。城里和附近村庄的农民、学生、小商人也相继加入示威游行行列。最后，队伍开到县衙门前请愿，县长史标青不得不把朱绍文押送天津高等法院羁押一年多。朱绍文后因病取保释放，回家不久病死。

这次全县人民的反霸斗争进一步显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力量，把全县农民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在这场斗争中，徐烧纸庄党支部领导的烧纸庄一带的农民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革命转入低潮。在乐亭县地下党组织中，少数党员思想动摇，有的共产党员投靠了国民党；有的无所事事，萎靡不振；有的不问政治，当了小学教员。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下仍坚持工作，坚持斗争。

在徐烧纸庄一带，农会活动被禁止，牌子被摘掉，土豪劣绅又猖狂起来。但全村的20多名党员仍紧密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环境越残酷，他们越感到只有团结起来坚持斗争才会有出路。

为了适应地下斗争的需要，有效地指导乐亭县的基层工作，冀东党在徐烧纸庄设立了秘密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传递党的指示、情报，指导基层工作，掩护协助上级同志，及时反映地方斗争情况等。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徐运隆，交通员是孙文光。党的文件都是先到孙文光的手里。文件内容用白矾水秘密写在家常书信的背后，晾干后没痕迹，用水浸过才出现字迹。他同徐运隆研究后，便认真迅速地加以处理。他们经常把党的宣传材料翻印后，传达到十几个党的基层组织和党的关系人的手里，如乐亭城东汤家河一带，城西南樊坨一带，城南大罗庄一带和滦县薛各庄营（现属滦南县）等。有时，上级同志到他们家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像李葆华、李运昌、阎达开等很多同志，都经常来这里指导工作，了解情况。

为了宣传党的主张，配合革命形势，他们还经常撒传单，贴传单，同敌人斗争。1930年，为了纪念广州暴动，他们在县委领导下，以乐亭苏维埃政府名义在县城的四门张贴了纪念广州暴动的布告，搞得敌人惊慌失措，四门加岗，日夜不宁。

四、执行“左”倾冒险错误

1930年，在“左”倾冒险错误指引下，党的工作开始脱离实际，向盲动冒险发展。党内高喊着“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一个人也要轰轰烈烈地去干，奋不顾身地去死”等口号。根本不讲保存革命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如上所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展的纪念广州暴动的宣传活动，实际上是把党的活动暴露给敌人，造成更严重的白色恐怖，给工作造成不便或损失，也给群众带来麻烦，而布告的积极作用却很小，这是其一。其二，他们还曾组织脱离实际的抢粮市斗争。1930年年关前的一个集日，孙耀武、徐荫会、徐作亭等人来到新寨集上，他们先向群众发表演讲，说明年关已到，地主老财花天酒地，穷苦百姓饥寒交迫的道理，号召穷人抢粮。喊了口号，撒了传单，但群众却用诧异的眼神望着他们，没有人动。为了不被敌人抓住，他们只好扫兴撤离粮市。这种冒险行动，不仅脱离了群众的思想觉悟，也不符合群众利益。因为卖粮食的不见得都是地主老财，买粮的也不见得都是穷苦百姓。所以对他们的好意，群众都报以诧异的目光是很自然的。

1930年下半年，党内开始反“左”倾冒险错误，指出过去工作中的冒险错误。但由于思想工作不到家，党的白区工作方针不明确，有些同志认为平时不工作还是对的，积极工作的倒犯错误，挨批评。一天夜里，在庞各庄学校开会，发生了争执，谁也不服谁。党内思想发生混乱，一些同志消沉下去，党的活动被迫暂停下来，徐烧纸庄党支部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烧纸庄一带党的组织仍然是完整的，支部内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五、沦陷后的徐烧纸庄党支部

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占东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东北全境。爱国志士组织义勇军坚持长期抗战，打击日寇侵略，徐烧纸庄便开始组织抗日救国会、齐心会，开展反蒋抗日宣传。1933年8月，东北义勇军郑桂林部沿北宁路向滦州退却，乐亭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为达到瓦解义勇军，破坏抗日的目的，便造谣说，义勇军全是土匪，不分穷富，乱抢乱夺，煽动群众对义勇军的仇恨，还诡称维护治安要各乡成立联庄会。那时烧纸庄一带的大乡长是地主徐子明，保卫团董是劣绅陶希圣。他们以为这正是搜刮民财，耀武扬威，巩固自己社会地位的好机会，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他们规定，联庄会会员由各户摊工，有枪的拿枪，没有枪的拿棍棒。联庄会会员被打死的每人获赔500元，被击中受伤者赔偿100元，都由联庄会负担，按户摊出来，这一拙劣伎俩，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徐烧纸庄党支部又一次同土豪劣绅进行了斗争，支持了义勇军，维护了群众利益，推动了抗日工作。

他们首先召开了烧纸庄一带的党支部会议，分析了形势，决定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在党支部组织发动下，几天内，烧纸庄一带的会员便都行动起来。斗争的口号是“反对成立联庄会，保卫财主”，“成立齐心会，保卫自己”，“拥护义勇军，不打义勇军”。当时乡绅地主表面上销声匿迹了，可是，他们又耍花招儿，以县政府名义成立保卫团，这样更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为了反对保卫团，在党的指导下，决定正式成立齐心会，并举行游行示威。

这一天，各村的齐心会会员在各村党员的组织下，排好队伍，在徐烧纸庄集中起来。徐运隆宣布齐心会的正式成立，接着举行游行示威。这支数百人的队伍，自徐烧纸庄，经王栋庄子、李家寺、刘火烧佛等村，一路高呼“反联庄会，反保卫团”、“拥护义勇军”等口号，走遍了烧纸庄一带。财主们被气得眼都红了，但他们慑于群众的力量，却屁也不敢放。但反动势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大乡长徐子明向县政府诬告说:“徐烧纸庄的共产党暴动了，领头的是徐国兴，几百人都是双枪。”第二天，城里来了10多人的马队，气势汹向徐烧纸庄扑来。一问，不是那回事，便回县里去了。徐子明自知不妙，躲在家里。被敌队长堵着门臭骂了一顿。徐运隆回村以后，同各村齐心会负责同志进行研究，决定利用合法的形式，同士豪劣绅打官司。最后，保卫团捐不得不改为由30亩地以上的大户出，齐心会赢得斗争的胜利，推动了抗日工作的开展。

六、争取武装力量

1936年6月，京东特委领导阎达开到乐亭西部指导工作。6月中旬的一天，他到徐烧纸庄召集党员开会，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准备抗日。会后，党支部研究派人争取地方武装张学振，因张学振与地方武装崔任互相残杀而失败。以后，为争取保卫团抗日，党支部研究派中共党员打入保卫团内部工作。曾派共产党员高志平、李玉学、王存祥参加李家寺保卫团，他们在保卫团内部宣传抗日主张，发展组织。以后，他们都成为1938年抗日武装暴动的骨干力量。

七、暴动时的徐烧纸庄党支部

1938年7月6日，冀东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抗日大暴动。8月中下旬，徐烧纸庄的24名党员带头参加了抗日队伍，开始活动在烧纸庄到庞各庄一带。因这支队伍是由党的组织作主体，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队伍很快增加到210多人，180多支枪。9月3日，部队整编， 以徐烧纸庄党员为骨干，编为抗日联军第十总队第一大队， 孙文光任政治指导员，徐烧纸庄党支部书记徐运隆调第二大队任政治指导员，徐荫会任一大队二中队队长，随后他们转战卢龙、迁安等地。9月初，十总队回路南攻打乐亭县城，经三昼夜激战，伪县长张培德带少数人弃城逃跑，乐亭县城解放。

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徐烧纸庄党支部克服重重困难，冒着艰险，坚持党的工作，即使在最残酷的斗争环境里，这个党支部同反动派仍进行了顽强斗争，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章来源：乐亭县委党史研究室《乐亭党史文苑》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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