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老牌帝国的洋枪洋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从此，国破了，民苦了，亡国奴的钟声敲响了。但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从来就没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主义来到了东方。1919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干部方面的准备。李大钊、陈独秀等先知先觉们呕心沥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两年后，一个全新的、代表人民意志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终于成立了，从成立至今已经整整100年。

回首当初，在豺狼当道，长夜漫漫的九州大地上，一个小小的党，与强大的敌人周旋，能站得住脚并取得胜利谈何容易，但他们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没有被“四一二”大屠杀所吓倒，也没向“五次围剿”低头。爬雪山，过草地，更进一步练就了他们的硬骨头。最后带领全国人民不仅赶走了日本侵略者，还推翻了蒋家王朝。并用几十年时间将一个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强大的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举！奇迹！可歌！可泣！可赞！

党的队伍是不断壮大的，我是个后来者，投入党的怀抱满打满算还不够80年，没有经过早期艰苦岁月的磨练。但是，作为在抗战时期农村长大的穷孩子，却有幸很早就沐浴到了党的阳光和雨露。妈妈乳汁哺育的孩子与妈妈最贴心，党的雨露沐浴下的孩子跟党最亲近。

曙光初照到家乡

我5岁丧父，母亲尚年轻，因婆家穷，就带我回姥姥家苦度时光，姥姥也是一个人生活，不久她也撒手人寰。从此，母子二人开始了正统的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困苦可以想像，记忆中我从未买过一分钱的零食。母亲不识字，对我只有身教，而少言教。上学后，母亲对我也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也从不看我的作业，对我最大的期望仅仅是，早上目送儿子背上书包上学去，晚上看他平安回家中，仅此而已，别无它求。 我处在一个“两无世界”里：家中没有一个男人，身边没有一个识字的。所以我的启蒙教育，几乎全部来自于社会和学校。幸运的是我交上了“好运”：共产党八路军突然降临到我的家乡，来到了我的身旁。时值4岁，一切尚在懵懵懂懂，“嗷嗷待哺”。党的到来春风满园，八路军的指引师圣启蒙。

如今，都知道是共产党领导了红军和八路军，而三十年代初，在我的家乡对这几个概念的排序却是模糊的，只知道眼前的红军、八路军，多不知其背后的共产党。这是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

我党是1937年8月“洛川会议”决定在冀察边境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卓越的军事干将邓华等1938年率部挺进冀东，同年夏，冀东大暴动爆发，波及滦、乐等多个县，包括姜各庄地区。轰轰烈烈，连伪警察所都给收拾了。但持续时间不长，人们多不知其详，闪光过后，传曰红军走了，继之而来的是八路军。他们不像冀东抗日大暴动那样，雄纠纠气昂昂地列队进村的。而是化整为零，先扮成老百姓，身穿“抿裆裤”，头戴“毡帽盔”，或挑担小卖走街，或背上粪箕子串巷，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接触多了，脸面熟了，就开始了入户宣传和组织群众。所谓“入户”，也并非大摇大摆，最初多是在夜间行动。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抗日救国谁不支持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随着抗战的深入，很快各种群众组织如妇救会、儿童团、民兵连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时深入群众的方式自然就变成了全天候。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小学生了，当然也是儿童团员，还被选为副团长。儿童团的任务就是站岗放哨、查路条，还负责给八路军传递信件。每人还发了一支木制仿真上色步枪，个个都爱不释手。每天晚上都要进行军事训练，包括学唱抗日歌曲，如《王二小放牛》《狼牙山》《纪念九一八》等。何时学唱的《东方红》已记不太准了，大概在这个阶段自己已大体弄明白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关系。还记得三四年级时，一位叫周云林的老师在课堂上讲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那时有句歌词唱道：“八路军呐老百姓，咱们都是一家人”。八路军就生活在群众之中。来村的八路军都很亲民，如李大钊女儿李星华、人民县长李海涛、区长刘志一、三连长刘守仁等。李星华非常朴实，冬天穿的黑棉袄与农家大婶没啥区别；刘守仁一身戎装看似威严，但与百姓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像个教书先生；李海涛与上述稍有不同，高挑的个儿，戴着一副眼镜，一举一动，不乏斯文和潇洒，但绝对没有“县太爷”的架子和排场，手推一辆旧自行车就算“坐驾”了，乍看起来好像一位镇上过来的新校长。在这一期间，还经历了日伪的“清乡”，村民才恩卿、楼鹤庭惨死在鬼子的刺刀之下，乡亲们恨透了，在我幼小的心坎上也撒下了恨的种子。1942年，当地一次对日伏击战打得很漂亮，牺牲在村东两位八路军战士的入殓和下葬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我开始明白，有战斗就会有牺牲，他们是为国为民而死的。

总之，党的春风沐浴了我的童年，党的雨露滋润了我的成长。雨露滋润禾苗壮，后生不忘共产党。

响应祖国号召踏上从军路

我的童年是在动荡中度过的，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随着1948年解放昌黎的隆隆炮声，家乡也彻底宣告解放。“停停开开”的学校也正式开学了。由于环境影响，本该四年的小学路，我们竟走了漫长的八年。本村只有初小，上高小需到邻村去。战乱期间没有正式教材，都是刻蜡板，印“篇子”。如今解放了，教材又来了，大家很高兴。刚刚获得解放，政治气氛很浓，我在学校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高小是进来了,下一步将咋办  传统上，家乡的孩子能上个高小就不错了，当你学会了写封家信的时候，就找个熟人介绍“上关东”，那就是有出息了。如今世道变了，关东之路走不通了。所在高小的学生来自四村八乡，不乏昌黎、乐亭城里的信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有人说毕业后“可以找个工作”，有人说“还得升学”，有人说考昌黎，也有的说“那儿离家太远”……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结果想升学的分成了北昌黎、西乐亭两派。我倾向西派，理由很简单：省盘缠。这群人8年没得好好学习，现在刚刚喝了一点点五年级的墨水，就硬着头皮去应考，不知天高地厚，结果西派13人全部铩羽而归。但倒也没白去，毕竟看到了考场的样子，尝到了考试的滋味，领略了考卷的路子。回校后按照摸到的规律，老老实实地继续学习未竟的课程。毕业后又来了一次进城“赶考”。结果仍然不理想，原班人马中，只有我一人侥幸被录取。录取了本应高兴，但我高兴不起来，因为同来的同学都落榜而去，只剩下我形单影只，空落落的有些难受；再者，考中了是一回事，念不念得起，能否坚持到底又是一回事。最后，当得知有“助学金”时，我和母亲才心宽了。

当时正值“镇反”、“三反”，继而抗美援朝，学校政治气氛很高。连续几年当班长，还入了党。那时入党的很少，能投入党的怀抱，很大程度决定了一生的命运。从入学到毕业，学校开展了几次“报名参军运动”，同学们热情高涨，积极响应。

由于过分劳累，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后期终于陷入半卧床状态。作为唯一的孩子，是否要弃学回家照顾母亲就提上了日程。退学回家、提前完婚都曾成为选项，但均未落实。就在如此欲退欲进，凑凑合合地捱到了毕业。恰在此时，军队又来到学校招收毕业生，招生单位是装甲兵，说是开坦克的。这次学校实行的是“学校提名，军地共同决定”的方式。事先的动员还是少不了的，口号大体是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在人们的眼里，我是班长，又是党员，当然得优先考虑。但学校考虑到我的家庭情况开始并没将我纳入名单，后来军方说名额不足，还得加选几位，我终被“入列”。老师让我回家去与母亲商量商量！对我说来与其说“商量”还不如说“动员”或“说服”更贴切一些。因为一个被国家培养出来的学生又是党员，当党向你发出召唤时，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如何摆放应该是明确的，不需要费周折，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对老师的话我没有提任何问题，几乎是转身就回家去“商量”了。回家步行约30里，边走边想，将如何与母亲讲，任务将是非常繁重的。年轻丧夫，千辛万苦将年幼的孤儿抚养长大，儿子是她唯一的希望和靠山。好不容易有了点盼头儿，她能就此放手将儿子送去上战场吗？同时，不久前村里收到上边传来的参军牺牲者的消息尚在耳边回响，她能无动于衷吗？ 自己的身体日渐衰弱，儿子走后她将如何生活……我越想越觉得压力重大。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到家后当我把事情讲给母亲后，她的回答让我吃惊，完全出乎预料。回答的大意是，你妈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新社会的事了解不多，如果你觉得有前途就去吧。妈妈大概将“有前途”与“有出息”当成一回事了。她哪里知道，在儿子的心目中“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前途”。我没必要给妈妈多作解释。妈妈也没提我走后家里可能出现什么困难。也许，事发突然，她还来不及想。不管怎样，老师交给我的“商量”任务顺利完成了。次日我按时返校。又过一天就乘卡车奔赴昌黎县城体检，合格后就登上了开往东北的火车，抛下孤独的母亲上路了。可爱的家乡再见了！亲爱的妈妈再见了！祝福母亲多多保重吧！

军营的日日夜夜

当天就到达了目的地，那是日本鬼子丢下的一片旧营房。本以为是学开坦克的，到后才知道不是开，而是修。大家享受普通军人月津贴待遇，学成后分配到全国的坦克部队去服役。学员连队生活比较紧张艰苦，睡大通铺。我被选为连党支部唯一的学员委员。连队的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越紧张过的越快，毕业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多数学员被分配到全国各部队去了，从中挑选出二三十名送教研班继续学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事先没有想到的。该班结业时，恰遇全军改制——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我们这批人也“跟班”得到了最低的薪金待遇。除去个人开消，每月都可以给妈妈寄几个钱，妈妈收到后一定很高兴，儿子当兵还可以挣钱，总算是“有出息”了。

教研班结业后，奉命与几个党员去执行一次临时任务，完成后就去，到坦克系报到，在这里又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干了不到三年，奉命去机关作文件掌理员，干了一年还荣立了三等功。接着就去学员二大队任政治助理员，一年后又到政治部保卫科任助理员。对于频繁的调动，我的态度是：服从组织分配，让干啥就干啥，干啥就尽力干得像啥。在这里一直干到该校1970年撤消建制。

北京的天气更温和

在该校撤销的前夕，我奉命调往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军管组参加军管，负责那里包括总理批办的案审后期的落实工作。由于多年的保卫和审干工作政策积累，对所负工作没感多大压力。1974年初，圆满地向新建的局党委交清了任务，撤出了军管。随即调入军委装甲兵政治部保卫部工作。这里是该兵种的最高领导机关。从干事到副部长，一直干到装甲兵缩编为兵部划归总参谋部建制为止。

由于装甲兵缩编，原保卫部的“庙”变小（降格），已不适合我这个“大头和尚”了，于是改调装甲兵部任纪委专职委员兼办公室主任。这项任务与保卫工作相近，都是搞案子的，但性质不同，工作方法也有别，前者面对党外，后者面向党内；前者强调法律，后者强调党纪。此时，我已过了“天命”之年，按部队服役条例的规定已近乎“船到码头车到站”，该作好“撤退”的思想准备了。但意外的是，又接到了最后一次命令：到坦克学院去任政治委员。回想入伍以来，工作多次调动，每次都是令来人走，没有一次是事先来个“招呼”，也从没有讲过一句“条件”，这次也不例外。

最后的征程

坦克学院是培养坦克军官的，几千号“人马”。干部、战士、职工全都有，幼儿园、服务社、家属厂，外加奶牛房。院外还有射击场和驾驶场……简直是个小社会。以前一直从事机关工作，只要把本职专业搞好别的都好办，而院校不同，它是综合性的。作为领导必须掌控全局，当好“大管家”，带个好头，在重要关头要把好关。当时社会不良风气已经冒头，思想意识有所下滑，“前途”与“钱途”出现混淆，“老黄牛精神过时了”“雷锋叔叔不见了”“政治工作没用了”，如此种种误传，或公开传播，或暗流涌动。作为单位政治工作的领路人我必须带好路，把好关。于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借一次政工会之机，作了关于“七个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政治工作只能加强、“老黄牛精神万岁”等问题。意在澄清模糊认识，引导健康潮流。致使在接踵而来的“六四”学潮事件中，学院虽然被阻断了与北京领导机关的所有联系，但师生们却获得了“免役”，安全度过了那一非常时期。

那个时期，“挣钱”当道，机关、学校、军队都在想方设法搞“创收”，社会上“走私倒把”盛行，学院也在搞创收。按分工，院长是负责这摊儿的。一次，所属某公司与人合伙从广州进了十余辆走私轿车，回程被某省公安部部门扣留。说只要学院开出证明，这批车是自用的就会放行。当事人请示学院，要开证明，恰好此时院长外出，我这位留守“首长”就不得不出面“把关”了。表面看这只是盖个公章的问题，而实际上它关乎到党的政策、军地关系、诚信和责任的大问题，绝不能等闲视之。经初步查询和思考后，我明确告之，这批车是走私的，不是我院所购，我们不能欺骗政府，这种证明不能出，否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扣车的公安部门尚未得到学院的正式答复，就以省的名义正式发函给总参谋部并抄报坦克学院，追问这批车是否军队所购  问题发展到这一地步，已经远远超出了学院的管辖，再无扯皮的余地了。当我见到这份公函时非常震惊，假如当初那个假证明的章子盖出去的话，不仅坦克学院会因走私大批汽车被通报，就连我这个政委的“乌纱帽”恐怕也戴不住了。

按《服役条例》我只能干到55岁，实际56岁退下，算是“超期”服役了。重回装甲兵大院，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军休生活。部队退休者不再作什么鉴定。但我退下来一年后，总参谋部党委纪委刊物《党风党纪简讯》第一期，却刊登出一篇名为“苏玉志为官一任，勤俭留名”的文章，着实有点意外。但应当感谢这篇迟到的、也是最后的“鉴定”。

退下后，本来还可以再干点力所能及的，但考虑到老母亲已届高龄，我应该留下来陪伴老人家安度晚年，把最后这点时间用在奉老孝亲的传统善举上吧！

日月如梭，弹指87年过去。回眸往事，乡亲们从小帮护了我，家乡又一直对我们这个长期离乡的乐亭人给予了鼓励和关照，值此，我怀着感恩之心，交上这份试卷。我的父辈都在年轻的时候就被痨病夺去了生命，根本原因是穷困而致的缺医少药。如果不是家乡来了共产党，穷人得到解放，我这孤儿寡母的穷孩子也很可能会步父叔的后尘，走上“少亡”的老路。但是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代，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迎来了共产党。从此就开始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成长，并成了一名光荣的革命军人，享受着终生军休干部待遇，这完全要归功感谢于党的扶植和栽培，我将没齿不忘。

　　（作者苏玉志，董庄沙崖人，蚌埠坦克学院原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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