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过年，我总会有一种怀旧的感觉。

记得小时候，只要进了腊月，就一天一天数着日子算，盼着过年。到了腊月初八，家家都吃腊八粥，无非就是粥里放了点小豆、杂粮及倭瓜，再放一点点糖精，有一点点甜味，这就算改善生活了。

据说这“腊八粥”还是有来历的：说的是过去曾有一对夫妻，特别懒惰，他的老父亲很担心在自己死后，他们很难生存，临终前把儿子和媳妇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嘱咐道：“谁家烟囱先冒烟，谁家高粱先红尖，谁家锄地锄的勤，谁家粮食打满囤。”话刚说完，这位勤劳一辈子的老人则不依不舍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可是，后来这对懒夫妻把老人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整天游手好闲，什么活也不干，不久就把老人留下的粮食全都吃光了。到了腊月初八那天，他们打扫了所有的囤底，勉强凑在一起熬了一顿粥，最终还是饿死了，这就是腊八粥的来历。

吃了“腊八饭”还有二十二天半。不过在大年之前还有一个小年，农村有一种民俗说是：“二十三祭灶君”。说是糖瓜子祭灶了，媳妇不来不要了。意思是指媳妇们必须在腊月二十三之前到婆家过年，所以说腊月二十三就是小年。我记得有一年过小年，父亲买了一斤肉，切了一颗大白菜一起炖，父亲说这叫白菜扣肉，主食是苞米渣子豆干饭，父亲的厨艺很好，做的特别好吃，白菜扣肉香而不腻，豆干饭软软的、面面的，有苞米纯香的味道而没有苞米渣子咯牙的感觉，至今我经常回味那种味道。

过完小年掐指盼大年。记得有一年，姐姐姐夫回家过年，大年二十九是炸油糕的日子，姐姐和母亲在一边做油糕，姐夫坐在了炕的另一边，三弟往姐夫腿上一坐美滋滋地说：“总算熬到头了。”当时就被我母亲批评了一顿，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吉利。每当过年前，我母亲总是提前嘱咐我们，过年时一定要说吉利话，千万不能瞎说八道。大年三十晚上煮饺子时若是把饺子煮破了千万不能说煮破了或者煮漏了类似的话。如果是当官的人家一定要说煮升了；如果是经商的人家就要说煮挣了；如果是庄户人家那就要说煮发了。假如煮的饺子一个也没破，还要特意用勺子捣破一个，为的就是获得一句吉利话。母亲还告诉我们大年三十晚上不能睡觉，要熬通宵，担心睡着了做不吉利的梦。那时候还没有电视，也舍不得花钱买炮。门口挂一盏灯笼，就觉得很喜庆。晚上吃完饺子，我们就到街上看别人家放炮。我们领居有个老头叫张云山，两个儿子都在部队当官，在我们村就他家是富户，每年过年他都要买好多鞭炮，一群群的孩子在他家门口喊“张云山放炮来，张云山放炮来！”鞭炮响过之后，大家都在地上捡一些没响过的炮筒，从中折断，再用火柴点燃里面的炮药，发出吱啦吱啦地火星，特别好玩。

到了初一早上，早早地就起来，穿上母亲为我们准备好的新衣服、新鞋。头上用红绿绸子扎上蝴蝶结，心里美极了。所谓的新衣服，无非就是用家里自己织的粗布，染成黑色的做的棉裤，织成条子或格子做的棉袄，里边没有内衣，外边没有外罩，可是，总算是新衣服，就是这样一套新衣服，有时候也只能初一穿一天，第二天还要换下来留着明年过年再穿。初一早晨还是吃饺子，有人把过年叫做紧三顿，一年啥也不舍得吃，就等着过年，才紧着吃三天。吃完早晨的饺子，就开始拜年，本家族的结伴成群的相互串门，晚辈给长辈拜年，见面就说过年好，讲究一点的人家都会准备一些瓜子糖块儿。我们村里有一个大鼓，几把铜钹，每年过年时都抬出来当街敲打，特别热闹。有的村子自愿组织秧歌队，几个村子联合一起扭秧歌儿，人们追着走街串巷到处去看。还有的村子请唱莲花落（评剧）的，还有请大鼓书的、唱皮影的，总之，我觉得那时候的年味儿特别浓。初二开始走亲戚，走亲戚也是有礼数的，外甥拜年初二三，其他亲戚以远近按顺序走：比如娘亲舅大，爹亲姑大，再远一点的就往后排，外甥给舅拜年必须砍二斤肉，姑家姨家或者其他的亲戚就是二斤桃酥，条件好一点的再加两瓶罐头。二斤桃酥可以走多家亲戚。比如给姑家买了二斤桃酥去拜年，姑家为了省钱又让孩子拿给他的姑家去拜年，就这样来来回回二斤桃酥从你家拿到他家就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一正月。等亲戚都串完了，桃酥也碎了，最后才吃掉，这就是串门子的果子。我的过年感言是：一套粗布棉衣就把我们打扮的心花怒放；一张大鼓两把铜钹就把全村敲打得喜气洋洋；两包桃酥一声问好就把亲情绵绵维系；一盏灯笼两挂鞭炮就把孩子们激动地睡不着觉。

现在过年是：娱乐生活靠电视，相互拜年靠手机，年夜饭去饭店，麻将馆里人满满，这就是生活条件的提高，过年形式的改变，日子过得平淡淡，小时候过年的影子全不见。

　　（作者李智英，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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