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阅读《读乐亭》和写有乐亭的人和事的文章受到启发，结合对自己经历的回顾，又写了一些乐亭的人和事，与文友们交流，或许给乐亭文化研究会提供些有用的事实。

一

我上大学时，常见到一位体育老师王维孝，得知他是乐亭人，年长我20岁出头。他的专长是径赛长跑。除了上体育课，还常看到他在运动场上指导学生田径运动训练。1960年我大学毕业时留校任教，我们成了河北大学的同事关系，我见到他都是主动问安致意。后来听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冀东运动会和河北省运动会上，他曾夺取５０００米和１００００米长跑冠军。当年他在滦县师范求学，毕业后去北京体专深造。在北京体专毕业后，曾回乐亭，在进修中学任过一段时间的体育教师。后应聘到天津工商学院（河北大学前身）任体育教师至退休，家属一直在乐亭。

前二年我读到赵竞存编写的《穿越时空看唐山》一书（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一节是《唐山体育雄冠全省》，其中写道，1936年“河北省第一届运动会在保定举行。当时冀东沦为日伪政权的统治下，难以正式组队参加。出于爱国热情，滦县中学的朴景云，滦县师范的张荫铭、王维孝、胡霭振4名优秀运动员组织了‘三光队’，冲破阻力，南下保定，参加河北省第一届运动会。他们4人参加一项跳远和全部径赛10个项目的比赛，结果8个第一，3个第二，团体总分第一名。”可见王维孝是从咱们乐亭走出的著名运动员，不仅为乐亭也为冀东争了光。不知乐亭的体育史料中有无记载，也不知道除了王维孝，另外那三人是否还有乐亭人。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王维孝退休后，回到乐亭颐养天年。1985年，河北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和体育教研室主任，让我借回乐亭探亲的机会看望一下王维孝老师，并给了些钱买礼物。王维孝家在城西厐马庄，一听说河北大学来人看望他了，看望他的人还是乐亭老乡，他非常高兴。我们见面格外亲切，我首先送上了鱼、水果等礼物，并转达了学校和体育教研室对他的热情问候，祝愿他健康长寿，晚年幸福，我俩兴致地聊天近一个小时。他和我说，在乐亭上小学时，与闫达开是同班同学，二人关系还不错，后来闫达开参加了革命，为打江山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王维孝还谈到，他退休回乐亭后，县里有关同志还到家中看望过他，让他回忆乐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体育状况，并请他对发展乐亭的体育事业提出建议。

我认为王维孝是应在乐亭现代体育史上留下一笔的人。

二

2013年有一天，在保定工作的乐亭中学校友打电话告诉我，今年第11期《老人世界》登载了李树领的《一路伴着歌声走进新中国》一篇文章，写的是乐亭的人和事，让我阅读一下。我立即到了校老干部处活动中心的资料室，翻阅到了这篇文章。

该文写到乐亭救阵柏庄88岁的刘印华老太太，自幼家中贫穷，从9岁开始随父母为乐亭县城八街绅士魏培之家看坟。魏家坟场有三间房，供他们一家三口居住，坟场周围有5亩火香地供他们耕种，全家人除尽自己的看护之责外，就是精耕细作那5亩地，常年生活还能自给有余。

刘印华从孩童时代就喜欢唱歌。抗战爆发后，她唱的《妇女抗战歌》歌词是：“妇女个个要精神，齐努力，全去打日本……”；还唱《反对妇女拉尾巴》，歌词是：“劝声青年去参军，不参军怎报民，离开老婆离开家，保国又保家，反对妇女拉尾巴”。这些由地方文艺工作者创作的抗日歌曲，通俗、易懂，又鼓励人们抗战，并教育妇女支持丈夫参军抗战，今天传唱起来仍让人们颇受鼓舞和感动。

在此，我对李树领的文章做些纠错和补充。文章中提到的“魏培之”应为“魏佩芝”，“五街”应为“八街”。魏佩芝家在城内北街路西，后来归五街。八街是指原来的莲花池和魏庄上村。魏佩芝是我家亲戚，是我三姑父。他曾在永平府中学读书，加上自学，有较高文化，但既未从政，又未从教，而是经了商，开过金店和药店。他思想先进，同情革命，乐善好施，造福乡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创办教育作了不小贡献，至于资助贫苦人家更是常有之事。《乐亭县志》称他为“开明商绅”是恰当的。他还是一位追求人格完善的人，被在乐亭流传的那副对联赞扬为“有誉无毁魏佩芝”。我的表姐夫傅毅宸，读了我一篇提到魏佩芝的文章，还写诗赞誉他的岳父魏佩芝，诗句有“初识泰山感慈厚，继闻高论学识宏。不因显赫欺贫弱，乐调纠纷息事宁”。

据我所知，魏佩芝家那块坟地，就在北大桥西南不远处。当年雇用刘印华父母，除看护坟墓外，还种那几亩地，在房屋旁还种些瓜果蔬菜，自己食用和出卖一些，致使她家“常年生活还能自给有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改时，刘印华父母分到了土地和房屋，就回到自己的村中去了。

在这里使我想到，过去把雇佣和被雇佣关系，简单生硬的说成是阶级对立，是剥削和压迫关系，而不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是不公正的。即便是资本家和地主，在品德和行为上也是有差异的，过去对他们全部否定，甚至说成“天下乌鸦一般黑”，更是不恰当的。仅就魏佩芝与刘印华父母，他们是雇佣和被雇佣关系，正是魏佩芝雇用了他们，加之魏公的慈善与宽厚，才保证了刘家生活有了基本保障，让这位爱唱歌的刘印华“一路伴着歌声走进了新中国”。

三

保定第一中心医院（原保定地区医院）是我校的指定医疗医院。学校和医院相距很近。上世纪80年代初，我有一次去那里就医，遇到的大夫叫王文林，一通话两人都有些乐亭口音，得知了都是乐亭人，谈得也投机，又都是乐亭中学的校友，从此有了联系。他1946年毕业于乐亭中学，聊天时他除赞扬曹式侯老师的教学水平和管理能力外，还说与曹式侯之子曹芃生和曹寅生是同学，后来他们兄弟都参加了革命，自己学了医学。

王文林1955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几经变动，最后就职于保定地区医院。这个医院是保定最好的医院之一。当年该院有两位正高职（主任医师）的大夫，王文林是其中之一，且是一个科室的主任，甚有名气。

后来和王文林闲谈中，得知他在乐亭已无近亲，但仍流露出浓浓的思乡之情。这样我就把《乐亭县志》《读乐亭》，徐兴信的《乐亭散记》和一些乐亭的文史资料拿给他看，还送给他从乐亭带来的特产：吊桥缸炉烧饼、刘美烧鸡、虾干虾皮、益寿酒、孤竹酒和白苗大小条笤。有一次我俩见面时，他高兴地说：“老兄弟啊！你送给我的老家的东西，有读的、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都激起了我对故乡的怀念，我结识了你是我后半生的幸运”。

王文林爱人去世后，他与一位姓唐的女士结成伴侣，我也认识和熟悉了，她是广东人，是学建筑设计的，也很有才华。有一次闲谈中她问我：“刘先生，你听说过唐绍仪这个人吗  ”我一想她问我这个人干什么  我说：“当然听说个这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了，他任过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是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那位顾维钧的岳父。后来还回到故里中山县当过县长。毛主席讲干部要能上能下时，还特意举了唐绍仪的事例。”她立即和我说：“我是唐绍仪的侄孙女，他是我祖父的亲哥哥，我祖父去日本留学也是这位祖父支持和资助的”。我“啊”了一声，说：“你这位名人之后嫁给了我们乐亭人啊！”她马上说：“你们乐亭也是出名人的地方，不仅出了李大钊等革命家，还有许多科技名人”。我说：“我文林大哥也算一位吧！”王文林赶紧说：“我不够格，我不够格”。我们都相视笑了起来。

王文林退休后仍被医院返聘，在老干部诊室挂专家门诊，给离退休干部、教师就诊。他医术高明，待人热情，精心诊治。河北大学一些老干部老教师去他那里就诊，他总爱说一句：“在河北大学我有个老兄弟刘荣兴。”这么一说，河北大学一些人知道我与王文林的关系了，有几位与我更熟悉的老干部老教师就找我陪同去找王文林就诊，我也都满足了要求。后来我还开玩笑地对王文林说：“这可不是我给你找麻烦，咱们的关系是你主动说出来的”。王文林笑着点点头。

县里出的《天南地北乐亭人》，对王文林有简介，在此我算做些补充吧！

四

上世纪70年代，河北大学由天津迁往保定，涉及到学校在天津的房产交给天津市的事宜，后来双方签订了一个文件。在文件上签字的是河北大学的副校长殷学谦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刘瑞岐。我知道刘瑞岐是乐亭城内四街人，我与他弟弟刘瑞周是小学同班同学，也去过他们家中。

后来学校后勤处负责人让我同他去天津一次，由我先见的刘瑞岐。他家住在和平区民园体育场附近一个里弄的独门的一座二层楼中。刘瑞岐和我相见，热情而实在，学校的事只说了三言五语，主要是聊起故乡的事和他的经历。他是县城天衢街小学毕业，后来上的乐亭进修中学。我虽小他八九岁，还都是小学和中学的校友，两人的家相距只有半里多地。他告诉我他上中学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因在学校发动和组织同学进行抗日活动被校方开除，就到保定上的育德中学，这是一所名校。高中毕业后考上迁往昆明的北京大学政治系，即西南联大。他即是北京大学校友，又是西南联大校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过一段时间。因为刘瑞岐在保定读书几年，我还向他介绍了保定的变化和发展。他也感兴趣，边听边问。

刘瑞岐父亲刘冠英早年在天津经商赚了钱，在程庄上（现四街）路北盖了高台阶的宅院，我还见过这位长辈，刘冠英与我父亲也熟悉。前些年我读到乐亭籍的几位院士简介，其中刘瑞玉也是城内四街的，也提到他父亲是刘冠英。刘瑞玉也是保定育德中学毕业的，刘瑞玉与刘瑞岐就是同胞兄弟了。我在乐亭中学的同学刘志昌后来是华北电力大学（在保定）的教授，家也在四街，他说与刘瑞岐是同族本家，每年春节还到刘冠英家去拜年。刘志昌得知我与刘瑞岐见过面，提出想让我陪同他去天津见见刘瑞岐，我也答应了。但因刘志昌是学校一个最大的系的系主任，工作很忙，后来又得了重病，未能成行，甚为遗憾。

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刘冠英，用经商赚的钱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一位革命领导干部和一位著名科学家，也算是一份功德吧！

                                                         （作者刘荣兴，河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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